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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魏晋风度”与礼法精神
【作者】 张仁善【分类】 中国法制史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25(春季卷)
【总期号】 总第25卷【页码】 136
【摘要】

不拘小节、不守“礼法”、放荡形骸等,都是“魏晋风度”的生动写照。魏晋士人追崇的生活习尚,没有虚饰、刻板和教条,看似违背严肃繁琐的传统“礼法”,实则反映了魏晋士人对礼法真谛的理解,对自然法则的崇尚,映照出他们在严峻的生存环境下,彷徨无奈乃至自暴自弃的心态。政治一元化加强之后,这种自由放荡的生活习尚逐步消褪,礼法规范得以强化,以“礼法合一”为主要特征的中华法系因而形成。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0422    
  
  “魏晋风度”早已成为后世公认的魏晋士人生活标志性的风格。后人对“魏晋风度”的诠释及评价由来已久,褒贬不一:站在儒家正统立场,贬之为亡国殃民者有之,如唐太宗曾议论道:“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玄虚,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髙,遂使宪章废弛,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竟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1}顾炎武也视王弼、何晏、嵇康为罪人;基于反封建礼教束缚的目的,誉之为“人性的觉醒”者有之,{2}否定人性觉醒者有之;{3}从文学史角度进行解读者亦有之,如鲁迅先生曾从吃药、喝酒、作文等方面,分析了魏晋名士的生活方式与魏晋文学风格形成的关系,视角独特,实为文学史上的佳作。{4}
  除了思想史、哲学史或文学史上的意义之外,从法律社会史视角考察,“魏晋风度”还映照出一种特殊的礼法精神。魏晋时期,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时期,传统立法思想及立法技术都发展到相当高度,为后世法律样式奠定了基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法律体系,也有一个时代的生活时尚;生活时尚决定法律样式,法律样式反映生活时尚。“魏晋风度”正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时尚的典型写照,体现出社会生活方式对传统礼法的逆反,展现出礼法规范与社会生活的互动态势。兹从法律社会史角度,考察“魏晋风度”与礼法精神的关系。
  一、“魏晋风度”突破传统礼法规范
  魏晋风度的核心差不多可以用“放荡形骸、蔑视礼法”八个字来概括。谈起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人们总会想到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名士,他们的一个共同生活特点就自由散漫、不拘传统礼法,这种生活时尚的蔓延,演化成这一时代普遍的生活观念。
  (一)男尊女卑、良贱差别意识淡薄
  传统礼法规定男女授受不亲,《礼记·曲礼》即有叔嫂不通问之说,只有发生嫂子掉到河里这一类的事,才可伸出援助之手。如果男女正常接触,非奸即淫。而魏晋士人对此不屑一顾。曹操就曾对妻妾说:“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出嫁”。{5}阮籍嫂子要回娘家去,他大大方方之与她告别,说了好些话。有人借礼法规则来讥讽他,他说“礼岂为我背设也”;隔壁邻居开酒坊,老板的小媳妇长得很漂亮,阮籍三天两头去喝酒,喝醉了,就躺在小媳妇的脚边,老板一开始感到很可疑,后见他并非居心不良之辈,也就习以为常;邻居家有一个少女没有出嫁就死了,与阮籍不相识,阮籍前去大哭一场而去。{6}阮籍欣赏美女,却能发乎情,止乎礼,纯粹出于对美的欣赏。阮咸(仲容)暗恋上姑姑家的一个鲜卑族的奴婢丫鬟,后逢母亲丧期,姑姑按理应该搬到远处住,一开始说把丫鬟留下来,正合阮咸的意图。等到动身出发时,又决定把丫鬟带上,阮咸急了,借来一头毛驴,穿戴整齐,拼命追赶。驴子实在跑不动了,只好打转,以“阿Q”般的口吻说,“人种不可失”,即“娶了胡人做老婆,就要生胡儿”。此事一时引起世人议论纷纷。{7}阮咸喜欢漂亮女性,即大胆表露,并不因为爱慕的对象是贱民而鄙视她。最后虽未能如愿,只能以“酸葡萄”为由,自我安慰。由此说明,良贱尊卑意识在魏晋士人心目中无足轻重。
  (二)日常生活行为放荡自由,不拘礼节
  魏晋时期,在社会中上层群体的日常生活中,放荡自由、不拘礼节者比比皆是。曹操就是这样,史载他“好飞鸡走狗,游荡无度;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佩一只小皮革袋,放手巾等小东西,时常戴一顶小帽子接见客人。与人谈论时,经常戏弄别人,高兴时,开怀大笑;有时头闷到酒杯菜盘里,头巾上全是汤汁酒水;生性节俭,后宫的女眷只有一套衣服,屏风破了,补了再用,垫褥只要暖和,不加缘饰。{8}与曹操相似,大多士人人经常饮酒时衣服不整,不戴帽子;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可以直接称呼父亲的名号。如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好酒成性,喝醉酒后,经常赤身裸体躺在家里。来客见此,偶有讥笑,刘伶竟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什么到我裤子中来呢?”{9}
  (三)孝道被普遍推行
  在实践中,晋朝始终把贯彻孝道原则放在重要地位。政府要求地方官吏,定期巡视,对犯不孝罪的人要纠举法办。《晋书·武帝本纪》记载:“泰始四年,诏曰‘郡国守相十载一巡,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弟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对官吏本身也有要求,《御览》651所引《晋律》规定:“吏犯不孝谋杀……”{10}许多官吏在执行过程中,不遗余力。《世说新语》上曾经记述了一则官吏督办的案例:陈仲弓为太丘长官,当时有一个官吏谎称母亲有病,要求请假,被发现后,抓了起来,陈仲弓命令手下立即将他处死。主簿建议把这个人交给司法机关审问,看有没有其他罪状。陈仲弓说“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众奸,岂复过此。”{11}陈仲弓没有给当事人任何申辩的机会,只凭他擅离职守、且“诅咒”母亲,就判处其死刑,缺乏严格的司法程序,更重要的理由就是该犯违反了孝道,至于擅自职守,是否是欺君,不免过于牵强。
  (四)重“孝”轻“忠”
  魏晋统治者提倡孝道的同时,对“忠”却讳莫如深。在汉代,“忠、孝”常常被连在一起,朝廷专门设立了“孝廉方正科”,把品行兼优的人用公车接到朝廷,授予官职,“求忠臣必到孝子之门”。孝与忠是一致的,提倡孝,是为了忠君。皇帝死后,封号也多以孝子相加,如“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孝宣帝”,从上到下,竭力宣扬忠孝双全的美德。在孝和忠发生矛盾时,汉代人则常舍孝趋忠,忠君在前,孝道在后。
  忠孝合一的观念到了魏晋时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忠和孝发生冲突时,社会舆论更倾向于要求人们去忠就孝。《三国志》记载:魏太子(曹丕)举行宴会,出席的宾客有一百多人,曹丕出了个题目让在座诸臣当场回答:君父都病得很重,现有一只药丸,可救一人,是先救君呢,还是先救父?大家有说救父的,有说救君的,只有曹丕的老师邴原“不与此论”,没有开口。曹丕文征求他的意见,只听邴原悖然对曰:“父也”。曹丕无话可说,不再追问。可见忠君思想在人们头脑的印象已经淡薄。{12}《晋书》还记载一则案例:“时女子李忽觉父北归时,杀父。(周)处奏曰:觉父以偷生,破家以邀祸,子圉告归,怀赢结舌,忽无人子之道,证父攘羊,伤风污俗,宜在投畀,以彰凶逆,俾刑市朝,不足塞责。奏可,杀忽”。{13}李忽杀掉意欲叛国投敌的父亲,竟以“伤风污俗不孝”罪被处以死刑,而李父的叛国行为却未受责罚。
  (五)不按传统丧礼守丧
  传统礼法强调人子当为父母尽孝,孔子就说过:“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不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礼记》还有为父母服丧三年礼仪的详细规定,举凡请客喝酒、丧事简陋、不尽哀思等,都被视为不符合礼法孝道的行为。此类礼仪的特点就是繁琐虚饰,“饰礼烦事,羡乐淫民,崇死以害生。”。{14}魏晋时期士人反其道而行之。阮籍对那些有不孝行为的人极为痛恨,如一次他从东平回来,刚被司马昭封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时,有个官员向他报告一个儿子杀母亲的案子。阮籍说“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在座的人害怕他失言,司马昭问,“杀父,是天下极恶劣的行为,怎么还说可以呢?”阮籍回答说:“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讲完后,“众皆悦服”。{15}他极重孝道,但对传统丧仪却并不用心履行。阮籍的母亲去世了,有人来告诉他时,他正在与人下棋,对手要求歇手,他却要求把这一局下完,要过酒杯豪饮一气,然后才放声大哭,口吐鲜血。几天后,母亲遗体下葬,他蒸了一头肥猪,喝了两斗酒,才与母亲诀别,大叫一声,吐血昏厥。
  他们这些做法居然也能得到社会上很多人甚至上层人士的理解。阮籍服丧期间,他当官的朋友裴楷前来吊唁,一到灵堂前就哭了起来,阮籍却喝得醉醺醺的,披头散发,坐在床上,一言不发,直勾勾地盯着裴楷。裴楷哭完拜毕而去。有人问裴楷说,“人家上门吊唁,主人家应该先哭,客人才礼节性地陪哭,现在阮籍不哭,你为何还哭呢?”裴楷说:“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礼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轨仪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16}所谓“俗中人士”对阮籍这样的方外人士的“违礼”行为是能理解的。
  (六)注重尊卑权利的对等
  魏晋士人在强调孝道的同时,又不主张僵化刻板、毫无原则的愚孝,认为对于丧失人伦之情的尊长,卑幼可以不守孝道,如七子之中的孔融就曾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如瓶之盛物,只要瓶内东西倒出,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结束;天下饥荒,仅剩最后一点食物,倘若父亲行为不端,宁可给别人,而不必给父亲。孔融的主张,表明他们对尊卑权利义务对等性的重视,承认一般尊卑等级的同时,也注意到尊卑伦理的对等原则;既考虑到尊长的部分特权,更重视原始本能的人性及伦理亲情,使家长既有特权,也有义务。这与后世礼法观念中绝对的尊卑等级概念有所区别。陈仲弓办了一桩案子也颇能证明这一点:有个盗贼杀害财主,陈仲弓带人前去捉拿,还没到案发地点,半路听说有一户人家产下孩子,却没让婴儿成活,马上掉转车头,去抓残害婴儿的父母治罪。主簿又说:“贼大,宜先按讨。”陈仲弓说:“盗杀财主,何如骨肉相残?”{17}在陈的眼中,戕害自己孩子的父母,其罪行远比盗贼严重,这符合父母杀子弃市律文。不像后代那样,尊长杀害卑幼,可以免减刑罚。{18}
  二、“魏晋风度”凸现出的礼法失范实质
  正统儒家讲究生活伦理化,要求人们遵守古代圣贤的礼法和固有的道德,克制自己的情欲,服从家长、君王及圣人制定的准则。就形式而言,魏晋士人的生活观、人生观是对传统儒家生活伦理化的反动,本质上却显示出人们的自然本性,体现他们努力挣脱一切传统礼法陈规的束缚、追求本能自然人性、人情欲望。刘大杰先生曾把这种现象誉为“人性的觉醒”,并概括出五点人性觉醒的原因:第一,儒学失了统治人心的力量;第二,道家哲学的影响;第三,天人感应说的破坏;第四,政治绝望与人命的危险;第五,佛教道教的兴起。“因为这些原因,促成了个人主义、自然主义人生观的发展。这种人生观的构成,并不是专出于某一家,是各家思想某一点某一部分的综合。在这综合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反对人生的伦理化,而要求人性返于自然。”{19}刘先生的概括可谓周全,只是对于“人性的觉醒”定性似有拔髙之嫌,因为这种“觉醒”,大多是对现实社会的被动应付,而非人生性灵的主动感悟。就史实而言,对礼法影响最大的当数儒学失了统治人心的力量和政治绝望与人命的危险两个方面。兹就相关问题作深度分析。
  (一)大一统局面消失后,传统伦理界限被打破,最大的礼法规则“忠”不复存在
  东汉末年以降,宗族日益发达,以豪强地主及门阀氏族最为典型。宗族之间,讲究门第,寒庶等级森严,保持世家大族的名位门第的手段有树立阀阅、修家谱、家族联姻等等。至于忠,则退居次位。倒不是这时社会不需要忠,而是天下纷乱,国无常形,忠无定主,今日君臣位置明日可能倒置,传统君位的“嫡长继承”礼仪早被依靠实力,抢夺、兼并天下的行动所取代,国家本位只得暂时让位于宗族本位。三国时,与“封建”相适应的分封诸侯、保持天下大一统局面不复存在,人们脑海中的忠君思想已日益淡薄。魏晋法律文本及实际生活中,为何孝字当头,忠字居后,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此时国家本位转到家族本位。家族以血缘为纽带,家族本位的社会,家族的利益往往被社会成员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就难怪邴原对曹丕的问答可以“悖然”,而不受责难。孝因此也成为社会生活最髙的伦理准则。
  三国时期,虽然天下大一统态势不在,但忠君思想还没有完全丧失,至少在形式上还需要这块招牌。“织席小儿”刘备要把自己说成是汉中山靖王的后代,以示刘家正宗传人;别人称之为“刘皇叔”,也能坦然受之;曹操这位“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早就不把汉献帝放在眼中,但他还要“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时至少在民众心目中,忠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当然,曹操没有废汉立魏,并不是他不想,而是不敢,心中多少还受“忠”的道德信条束缚,不敢轻易背上不忠恶名,尽管他早已具备这个实力。建安二十四年,孙权上书曹操,建议他取汉称帝。曹操当场来信给众人看,说“是儿欲踞吾著炉上邪!”甚至认为,汉末以来,要不是他的话,“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在汉丞相位置上,他只是做着取汉的准备,对“取而代之”还是有顾虑的。魏蜀吴,谁都想统一天下,过把皇帝瘾,结果谁都没有统一天下,只能在自己地盘内自封自尊。到曹操儿子曹丕时,胆子就大了,公元220年,毅然废汉建魏称帝。
  曹家父子的行为给司马家族肆意篡魏、不事“忠”道放了个榜样。《三国演义》上说的曹操临死前,梦见“三马同槽而食”的现象在司马家族的司马懿、司马昭、司马炎身上得到应验。{20}司马懿既杀名士曹爽、何晏,又迫使魏帝曹髦连个帝号都没有,仅称“高贵乡公”。尽管曹髦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情况下忍无可忍,率领随从讨伐司马势力,结果被司马昭的宠臣贾冲一刀穿心儿过,当场毙命。事发后,朝野哗然。贾冲虽然杀帝弑君,大违“忠”道,但没有受到谴责甚至责罚。《世说新语》有一段司马昭与侍中陈台的对话:“司马文王问侍中陈泰曰:‘何以静之’?泰曰:‘唯杀贾冲以谢天下。’文王曰;‘可复下此不?’,对曰:‘但见其上,未见其下。’”讲了这些后,陈泰回家呕血而死。{21}其时,正是司马昭用人之际,杀了贾冲,谁替他卖命。后取贾冲以下的成济兄弟做替死鬼,诛九族。但难掩众口。十年后,庾纯还骂贾冲“天下凶凶,为尔一人!”责问他“高贵乡公安在?”{22}
  到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西晋称帝时,正式实现了国家统一,只是司马家族既有弑君先例,后代步其后尘就不足为奇。西晋统一至26年时(公元291年),爆发了长达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宫内外杀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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