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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闻报业
【作者】 杨师群【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学院
【分类】 其他【中文关键词】 新文化运动 新闻法制 新闻自由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4
【页码】 142
【摘要】

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闻法制状况相当紊乱,却出现了一个新闻较为自由的历史时期,并由此而掀起了一场思想启蒙运动,造就了一批文化巨人,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繁荣的时代之一。回顾和研究这段历史,有许多值得寻味的话题。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3060    
  中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依靠当时的新闻媒体而发动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京报》等一大批报刊高举民主、科学或自由主义的大旗,掀起对中国传统文化体制的深刻革命。当时中国正值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什么能允许这样一场震憾人心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的新闻界如此蓬勃的开展,从而在一定意义上进入中国新闻报业的黄金时代?其中原因另人寻味。
  一、新闻法制状况的紊乱
  辛亥革命成功,各类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有关统计,武昌起义后的半年内,全国报纸由10年前的百余家陡增至五百余家,总销数达4200万份,两个数字均突破历史记录,新闻报界的繁荣盛况空前。袁世凯上台后,开始对较为自由的新闻体制进行摧残。1914年制定的《报纸条例》和《出版法》,还有《戒严法》、《治安警察法》等法令,为当局任意摧残新闻出版物提供了恶法根据,动辄以“淆乱政体”、“妨害治安”、泄露“外交军事之秘密”等罪名惩治报人,进行强权镇压。据有关统计,袁统治的4年多时间中,至少有71家报纸被查封,49家受传讯,9家被军警捣毁,倒闭关门者300余家,记者24人被杀,60人入狱。[1]袁同时用政府津贴的形式高价收买一些民间报纸,使其表面上仍打民办招牌,实际上成为御用报纸,许多精神软弱的报人成为文丐、奴才。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副总统黎元洪上台之初即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废止袁统治时期钳制言论出版自由的一切禁令,对于被查禁的报刊“应即准于解禁”,“一律自可行销”。7月16日发布大总统令:废止《报纸条例》。[2]在讨论废止《报纸条例》时,有人荒唐地建议以亡清的《报律》取代之,国务总理段祺瑞明确表示:“《报律》系定自前清,尤不宜于共和国体,应暂持放任主义,俟将来查看情形再想办法。”尽管对袁的《出版法》并没有很快颁布废止的政令,但新闻出版业还是恢复了一定的自由。
  1916年9月,内务部警政司制订《检阅报纸现行办法》10条,规定政府有关部门须每天购买各种报纸检阅,如发现有不实之处则函令该报更正。1918年8月,又设立“新闻检查局”。10月,法制局起草了新的《报纸条例》(共33条)咨送国会讨论,其法案内容苛细,授权警察官署认为有重大危害时可停止有关报刊之发行。首都新闻界立即集会讨论,向众议院递交了反对此法案通过的请愿书,众议院最后将法案交法制股重新审查,实际搁置了此法案。1919年五四运动后,军阀政府发布《查禁俄过激派印刷物函》,旨在防范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10月25日,内务部颁布《管理印刷营业规则》,实行印刷业许可证制度,规定其印刷目录须呈送相关警厅审查。1920年2月12日,《晨报》刊载北京政府发布的国务院通电,通令全国实行邮电检查。7月11日,京师警察厅的91号《布告》称:倘有捏造新闻,“妨碍时局,动摇人心”,“有心煽惑,别有作用”者,将“依法究惩”。新闻控制在逐步升级,时有报刊被查封,记者遭枪杀或判刑。
  1923年1月24日,《晨报》刊出北京政府为废止出版法令一事咨各省文如下:“查袁氏时代筹备帝制,恐人非议,先后颁布报纸条例及出版法,使不敢为反对之论调。现在报纸条例虽已废止,而出版法依然存在,殊属非是。若出版物宣传之主张未合,自有社会评判,无庸国家干涉,且出版物关于败坏他人名誉,及社会风化,泄漏机密等,各项刑律均有明白规定,亦无须再有出版法之二重限制。现由本部准将出版法律废止。”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局动荡。9月3日,京师警察厅布告称:“以时局不定,谣言四起,舆论界对于各省军政事项,均应持以镇静态度,不得任意登载”。有些报馆和通讯社“故意造谣,存心煽惑挑衅情事,影响治安”,除饬传有关报社经理人,“严加根究法办外”,特布告各报馆,“往后对于军事及有关大局各项,务宜审慎登载,勿得故违”。可见其法令往往自相矛盾。直到1926年1月,国务会议才正式通过废止《出版法》的决定。
  而一些地方军阀政府也时有严禁新闻自由之法令的颁布。如1917年10月,湘军将领在湖南独立,宣布《戒严办法》,其首条规定:“凡认为与时机有妨害之集会结社或新闻、杂志、图画、告白等类,一律禁止。”1918年2月广东军政府所属警察厅颁布《暂行报律条例》,禁止刊载所谓“淆乱政体”、“损害治安”、“外交军事之秘密”、“陷人于叛逆”、“未经判决之军事案件”、“禁止旁听之官署会议”等。山东军阀张宗昌甚至将各报社记者传至督署,宣布:“今天我请你们大家来,没有别的话说,就是你们报上登载的消息,只许说我好,不许说我坏,如果哪个说我坏,我就以军法从事。”[3]
  各地军阀经常蛮横地封报抓人,以钳制新闻自由。更令人发指的是,军阀甚或采用杀戮手段。1918年6月,广东《民主报》主笔陈耿夫被督军莫荣新以乱命枪杀。1920年冬,《广州晨报》抨击军阀陈炯明,社长夏重民被杀。1926年4月,张作霖以“勾结赤化,宣传赤化”之罪名逮捕了邵飘萍,并实施杀害。8月,山东《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因发表《官僚之运气》一文得罪张宗昌而被害。
  总之,1916年在逐步废止袁世凯统治时期控制新闻出版自由的有关禁令后,北洋政府在这方面并没有出台相关的重要法规,主要是一些临时性的禁止性法令和通告。然而封报抓人的做法却不时采用,甚至还用杀人灭口之野蛮手段。可以说当时军阀割据,时局纷乱,统治松弛,新闻界一方面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所造就的较为宽松紊乱的法制状况之下,一方面也处于一种军阀或可任意摧残新闻媒体的严峻局面之中。夫妻本是同林鸟
  二、新闻界的顽强抗争
  就新闻界总体而言,并没有被军阀统治的淫威所吓倒,从反袁斗争开始,许多报刊就一直也没有停止过抗争。袁死后,新闻出版业获得一定的自由,其对时局政治的无情揭露,对社会弊端的尖锐批评,就更为深入地展开。如1916年,邵飘萍在被《申报》任为驻京特派通讯员后,他共写了250多篇“北京特约通讯”,以自由臧否时政,公开批评政府,一时风靡全国。著名记者徐凌霄在《时报》上发表的《复辟十日中之官场现形》,把1917年复辟伪谕下后,京城官场人士的丑态言行活现纸上。
  1919年五四运动后,许多报纸都站在学生一边,声讨卖国贼。如全国报界联合会发出“讨贼通电”,上海日报公会致电北京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邵飘萍《京报》1921年元旦特刊登载许多祸国殃民的军阀照片,下注“公敌”字样。当年创刊的哈尔滨《午报》,设有《讲坛》、《警世钟》栏目,常抨击当地劣顽官绅,言民众所不敢言。1922年5月17日,北京《晨报》连日刊出神州通讯社《征求张作霖卖国之事实》启事:“张作霖勾通日本卖国之阴谋,本社首先揭载……本社今特郑重申明,以唤起中日两国国民之注意,如中日各界人士,能以张作霖勾通日本事实,及其秘约,向本社投稿者,定当尽情披露,决不宣布投稿者之姓名。同人等一息尚存,誓尽其为国除奸之天职。”
  1924年5月7日国耻日(袁接受二十一条),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被军警打伤几十人。《世界晚报》就此发表评论,指责北洋政府的暴行,是制造惨案的罪魁。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各报连续报道不断声援。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在京各报发表大量文章,讨伐段祺瑞政府。如《京报》用大量篇幅广泛深入报道惨案真相,12天内就发表了113篇有关消息。《世界日报》第一天就用大字标题《段政府果与国民宣战矣》,第二天的标题是《吊死扶伤,哀动九城》,及至23日,每天都以头版报道该惨案的进展情况,并登载了刘和珍等烈士的遗体照片,在社会上产生不小的影响。《世界日报》还在教育经费等问题上明确反对段祺瑞政府,指名道姓地批评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支持爱国学生运动。……新闻报人的智慧胆识与无畏精神,令人感佩。
  许多记者为得到第一手详尽素材而废寝忘食地工作。如1917年府院之争矛盾激化,3月7日深夜11点多,总理段祺瑞刚回京,邵飘萍在车站赴空,便直抵段祺瑞官邸,坚持要门卫通禀,段祺瑞只得接见,与之谈到凌晨。采访中邵飘萍不仅摸清了府院之争的来龙去脉,且预先了解到政局可能发生的变化,一离开官邸就直赴报纸印刷所,将刚得到的消息插入要闻栏,得以当日见报。后邵飘萍又在国务院某秘书办公室分析得到中德断交决定的有关消息,便赶到美国使馆询问其参赞,再赶回国务院采访段祺瑞,直到获得较为确切的消息。由于他以上层政要为主要对象的采访活动,及其在高层政界采访时的神奇本领,为中国的新闻自由事业争到了一个重要的权利,就是“突破上层禁区”,把内阁会议的内容公之于众。尽管当时官方竭力加以阻挠,内阁官员也因此发生争执,但在他的力争之下,阁议秘密终于被迫公开。此后,内阁会议成为“北京新闻编译社”每逢周二、四、六日必报的消息。他大刀阔斧地对中国新闻现状进行改良,极力用自由主义的观念和立场去影响处于极权主义统驭下的畸形新闻报业,使中国的民众第一次有了“知情权”、“政治透明度”诸概念。
  面对军阀政府的蛮横法令,新闻界也多次进行合法的请愿抗议。1922年10月14日,北京七十二团体代表蔡元培、林长民、邓中夏,毛一鸣等人向北京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废止《治安警察条例》,指出该条例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且系袁世凯时代所订。1925年4月,京师警察总监颁布《管理新闻营业条例》共12条,规定创办有关新闻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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