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环境权实践困境的经济学解释
【英文标题】 Economic explanation of practical dilemma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作者】 梁忠【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法学院
【中文关键词】 环境权;经济学解释;界权成本;利益最大化;救济成本
【英文关键词】 environmental rights; economic explanation; the cost of defining the boundary of rights; maximize the benefits; the cost of relief
【文章编码】 1672-3104(2018)05?0067?07 DOI:10.11817/j.issn.1672-3104.2018.05.009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5【页码】 67
【摘要】 虽然环境权在立法层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但是在司法层面却遭到了较为普遍的否定。在经济学的视角下,环境权未能在司法实践中得以适用的主要原因在于存在界权成本高、未满足环境利用效率要求以及救济成本高等缺陷。环境权的提出对于唤起全社会的环保意识,进而推动环境保护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环境权无法作为建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基石,也难以为具体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设计提供有效的指导。环境权所表征的价值目标应予以承认,但是环境权的工具价值却微乎其微。
【英文摘要】 The environmental rights, although affirmed to a certain extent at the legislative level, have been more generally denied at the judicial level. Judg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the main reasons why environmental rights cannot be applied in judicial practice lie in such deficiencies as the high cost of defining the boundary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the failur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and the high cost of relief. The proposal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rouse the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whole society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owever, environmental rights cannot serve a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environmental law system or provide effective guidance for the design of a specific rule. The target value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should be recognized, but the instrumental value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is negligibl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0356    
  一、问题的提出
  环境权是国内外环境法学界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1}。据学者统计,截至2014年,已有86个国家在本国宪法中对环境权作出了规定{2}。因此,从实证角度来看,环境权作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法律对环境权的确认并不意味着环境权在实践中一定能够得到实施和保障。例如,在著名的菲律宾Oposa案中,菲律宾最高法院认为菲律宾宪法第16条确立了公民的环境权,上诉人享有环境权。但是在该案的判决中,却指出原告诉求乃是基于被告所负有的保护环境的职责,而非环境权{3}。即使赞成环境权的学者也承认,“从该案判决自身的实际效力、后续发展和判决自身的论证依据看,都不足以充分证明菲律宾宪法中的环境权条款已经能够得到独立实施”{4}。除了一般性环境权无法得以实施外,具体环境权在实践中也遇到了巨大的障碍,如景观权。所谓的景观权案件实际上并非以景观权进行司法裁判,景观权论者所说的“私人景观利益”纠纷通过景观所附着的财产的物权和合同法上的请求权即可维护,而公共景观的建设和维护则可通过参政权来实现,景观权在实践当中被完全消解了{5}。当事人在司法实践中虽然时常高举环境权的旗帜,但是成功者寥寥无几[1],最终的结果要么是被法院直接拒绝,要么是转换成其他权利依据进行裁判。这意味着环境权在司法层面遭到了较为普遍的否定。
  在某种程度上,立法只是立法者价值偏好的一种表现,法律是否规定环境权并不取决于所谓的理论上能否证成。只要立法者喜欢,他可以将任何主张通过立法宣称为权利。因此一种主张能否在立法上成为权利,实际上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资格,只要立法者喜欢即可,至少从实证角度而言是如此。“无救济则无权利”,环境权能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适用才是决定环境权价值的关键。虽然近年来环境权理论尝试进行各种理论上的转向和突破{6},同时也强调环境权的实践取向{7},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环境权在现实中基本没有得到实施。
  自环境权概念提出以来,学界已投入大量的精力去论证环境权是否应该入法以及如何入法的问题,也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须知,法律是否确立环境权绝非是学者论证的结果。学者的使命更多的应该是解释经验现象,以帮助理解社会{8}。有关环境权的研究首先应该聚焦于环境权实践经验的解释上,即回答环境权为何无法在实践中实现?从而为立法者完善环境法律制度提供理论基础。此外,纯粹从概念上来推演环境权是否成立往往会沦为学者的自说自话,很难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关于环境权实践困境的解释也为环境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对话平台。环境权的支持者可以通过对环境权实践困境的解释,找出原因,提出应对方案,从而支撑自己的主张;而环境权的反对者则可以通过解释,证明环境权实践困境无法克服或者难以克服,从而更彻底地否定环境权。对于环境权的实践困境,法学界已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解释[2],为我们理解环境权现象提供了帮助。本文则将从经济学的视角,对环境权的实践困境提出一种新的解释。
  二、环境权的界权成本
  康德曾提出这样一个说法,问一位法学家什么是权利,就像问一位逻辑学家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什么是真理那样,使他感到为难{9}。这一说法套用在环境权问题上最真切不过。环境权研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便是环境权是什么?这一问题也是环境权争议最为核心、最为激烈的问题,不同的研究者对于环境权的定义有所不同。有学者主张环境权的主体既包括个人,也包括法人、国家乃至人类,以及后代人{10}。环境权的内容既包括对环境资源的经济性利用权利,也包括对环境资源的生态性利用权利{11}。有学者认为环境权既包括实体性环境权,也包括程序性环境权{12}。还有学者主张环境权包括国际法上的环境权和国内法上的公民环境权{13}。此外,也有学者坚持环境权是一种对一定环境品质的享受权,环境权的主体仅限于自然人,环境权是一种实体性权利而不包括程序性权利{14}。可见,关于环境权的定义出现了严重泛化的情况,这一现象至今仍未得到明显改善。
  环境权概念的模糊性也体现在各国关于环境权的法律规定之中。截至2014年,已有86个国家在本国宪法中对环境权作出了规定,但各国关于环境权的规定也各不相同{15}。例如,据学者考证,环境权最早见于1974年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该宪法第192条规定:“人有得到健康的生活环境的权利。”{16}而韩国1980年宪法第35条前两款将环境权明文规定为“国民享有在舒适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国家和国民要努力保护环境。环境权的内容和行使由法律规定”{17}。2005年法国议会两院联席会议通过的《环境宪章》第1条则将环境权规定为“每个人均有权利在平衡和有益于健康的环境中生活”{18}。毫无疑问,如此泛化的环境权使人们难以对其进行准确界定。
  权利的界定是权利机制运行的前提。但是,权利的界定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这一成本可称之为界权成本{19}。当权利的界定成本过高,以至于执法者和司法者无法负担这一成本时,权利便难以得到实施。立法者和司法者对环境权不予认可的重要原因便是环境权难以界定{20},实践中无法确定环境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并且一旦确立并适用环境权,必然会引起无休止的争议,消耗大量的立法和司法资源,以及其他社会成本。换言之,环境权的界权成本过于高昂。
  为了避免环境权过于泛化的弊端,有学者主张对环境权的界定进行适当的限缩,即主张环境权仅仅指狭义上的环境权,其最为常见的一种表述是“环境权是公民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21}。尽管至今仍未对环境权的定义形成一个共识,但是关于环境权的各种定义都将“公民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作为环境权的核心内涵。因此,狭义的环境权可以算是学界对于环境权的最低共识。即便如此,对于狭义的环境权的界定仍然存在极大的困难。仅就文义解释而言,对于何为“良好环境”,实际上也没有统一的定义。有学者试图通过环境标准等各种技术手段来对“良好环境”进行界定,以为环境权定义提供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22}。但是,这种尝试并未得到认可,因为对于“良好环境”的理解不仅涉及客观的自然环境因素,也涉及人的主观审美因素。而人的审美观千差万别,每个人对于良好环境的定义都有所不同。并且,随着时空的变化,人的审美观也在不断变化。强行为“良好环境”设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无异于是一种强制,是对人类审美多元化的戕害{23}。
  权利是利益的体现,环境权同样如此。环境一方面提供人类生存所需的生态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各种资源的形式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各种物质基础。前者表现为环境所具有的生态性利益,后者表现为环境所具有的经济性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人类的生命权、财产权乃至所有人类社会的权利都直接或间接地以环境为基础,环境利益体现在人类的各类权利当中。通常情况下,我们所说的环境利益主要是生态性的利益,而不包括经济性的利益,环境权所要保护的利益仅限于生态利益。这种生态性的环境利益是一种保障性的利益。我们之所以保护环境,不是因为存在人类所需要的独立的环境利益,而是因为环境的恶化危及人类生命和财产的安全{24}。环境对于人的价值体现在对人类生命和财产的维护支撑之上,体现在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条件之上。
  保障生存所需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环境标准等技术手段进行量化,具有相对客观的标准,但也只是相对客观而已。因为这种标准还受到技术水平、社会发展水平等各种条件的限制。更为关键的是,满足保障要求的环境,存在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正如种草可以改善环境,种树也可以改善环境,两种方式都可以提供人类生存所需的基本环境条件,但我们无法评价究竟种草还是种树更符合良好环境的要求。此外,还涉及对环境良好程度的理解,环境究竟达到何种程度才算作良好环境?至于环境所具有的美学上的利益或精神上的利益,更是彻底的主观性的东西,完全取决于个体的偏好,无法确定统一的标准。而且,个体的偏好既不一致也不稳定,因为可以通过影响或改造人的认识来改变对良好环境的理解。在保障生存需要的前提下,任何形态的环境在理论上都可能也可以被认为是良好环境。作为一种保障性利益,环境利益具有整体性、不可分割性等特征,无法分割给每一个具体的个人进行占有,因而以环境利益为基础的环境权也难以界定。
  正因为环境权所要保护的环境利益是一种保障性的利益,所以当环境权在司法实践中被否定时,司法机关往往会直接回归到适用传统人身权和财产权作为裁判依据。因为环境保护的最终目的即在于保护环境从而为人类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最终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上来。当无法使用环境权进行裁判时,仍可以以人身权和财产权来作为裁判的权利依据。人身权与财产权作为传统的典型权利,经过长期的立法与司法实践锤炼,其在权利主体、权利客体以及权利内容方面都已形成明确的共识,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较少存在争议,因此其权利边界较为明晰,界权成本低,更容易得到司法实践的青睐。
  环境权界定不清被视为是环境权难以得到实践认可的主要原因。这一表述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准确,更为适当的表述应该是:环境权的界权成本过于高昂。诚然,环境权界定不清直接影响了环境权的实施,但是权利界定不清也绝非环境权所独有的现象,任何权利实际上都存在界定不清的情况,权利的边界一直处在变动之中。如人身权、财产权、言论自由权等典型权利,一般被认为权利边界十分清晰,但这些权利在实际行使过程当中也经常存在各种各样的限制,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形对权利的边界不断进行重新界定。例如,根据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理论,财产权在行使过程中因负担社会义务而需受到一定的限制{25}。可见,权利边界模糊的现象广泛存在于各种权利当中,每一种权利都需要在实际行使中进一步界定。不同之处在于,有些权利的界定成本高,而有些权利的界定成本低。相比于环境权,人身权、财产权、言论自由权等典型权利由于权利主体、客体、内容较为明确,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较少存在争议,其在实施过程中的界定成本较低。环境权的支持者在不断地进行各种努力,力求使环境权的权利边界变得更加清晰。我们不应断言环境权无法界定,因为不排除有一天,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找到适当的方式对环境权进行界定,降低环境权的界定成本。例如,是否能够发明一种技术,将人类所需的各种环境浓缩到一个气泡内,并套在每个人的身上,如同衣服一般?但是,至少目前而言,高昂的界权成本是环境权难以克服的障碍,也因此阻碍了环境权的实施。
  三、环境权与环境利用的效率
  社会资源是有限的,而人却是自私的,每个人都想占有更多的资源,因此人与人之间必然会出现竞争。为了定分止争,保存人类社会和每个个体,人们制定了法律,创设了权利。因此,权利绝非天赋的,权利只是人类社会创造出来的用以解决利益冲突的一种工具而已。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出发,权利可被视为一个社会强制实施的对特定资源的不同用途如何使用和分配的规范{26}。由于社会资源有限,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所有要求,将资源用于某一个人多一点,就意味着用于另一个人的资源就少一点;将资源用于某种用途多一点,就意味着用于另一用途的资源就少一点。权利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工具,在设定和保护权利的时候,必须对资源的不同用途进行权衡,必须考虑资源利用的效率,亦即科斯所提醒我们注意的“必须从总体和边际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27}。
  环境权是配置环境资源、平衡环境利益冲突的一种手段。对环境的利用可分为生态性利用与经济性利用,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利用自然环境的生态价值,而后者强调利用自然环境的经济价值。环境权所保障的环境利益仅限于环境的生态利益,而对于环境的利用需要在生态性利用和经济性利用两种用途之间对环境资源进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吴卫星.环境权理论研究述评[J].法学评论,2014(5):180?188.
  {2}吴卫星.环境权入宪的比较研究[J].法商研究,2017(4):174?175.
  {3}刘卫先.从“环境权”的司法实践看环境法的义务本位[J].浙江社会科学,2011(4):60?65.
  {4}陈海嵩.环境权实证效力之考察:以宪法环境权为中心[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4):16.
  {5}徐祥民,辛帅.环境权在环境相关事务处理中的消解——以景观权为例[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1):58?62.
  {6}徐以祥.环境权利理论、环境义务理论及其融合[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5(2):24?33.
  {7}张震.环境权的请求权功能:从理论到实践[J].当代法学,2015(4):22?31.
  {8}陈瑞华.法学研究的社会科学转型[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2):27.
  {9}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M].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91.
  {10}蔡守秋.论环境权[J].金陵法律评论,2002(春):83?119.
  {11}陈泉生.环境权之辨析[J].中国法学,1997(2):61?69.
  {12}吕忠梅.再论公民环境权[J].法学研究,2000(6):129?139.
  {13}周训芳.环境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69.
  {14}吴卫星.环境权内容之辨析[J].法学评论,2005(2):140?144.
  {15}吴卫星.环境权入宪的比较研究[J].法商研究,2017(4):174?175.
  {16}吴卫星.环境权入宪之实证研究[J].法学评论,2008(1):78.
  {17}孙谦,韩大元.世界各国宪法:亚洲卷[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240.
  {18}孙谦,韩大元.世界各国宪法:欧洲卷[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284.
  {19}凌斌.界权成本问题:科斯定理及其推论的澄清与反思[J].中外法学,2010(1):109.
  {20}吴卫星.环境权理论研究述评[J].法学评论,2014(5):180?188.
  {21}汪劲.论环境享有权作为环境法上权利的核心构造[J].政法论丛,2016(5):51?58.
  {22}王社坤.对环境权与相关权利冲突之追问[J].法学论坛,2011(6):125?126.
  {23}彭运朋.环境权辩伪[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3):50.
  {24}刘卫先.环境法学中的环境利益:识别、本质及其意义[J].法学评论,2016(3):153?162.
  {25}张翔.财产权的社会义务[J].中国社会科学,2012(9):100?119.
  {26}吴义龙.实证权利理论之构造——一种资源性的权利观[J].制度经济学研究,2013(2):189.
  {27}COASE R H.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3):1?44.
  {28}叶俊荣.环境政策与法律[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10:35?71.
  {29}桑本谦.反思中国法学界的“权利话语”——从邱兴华案切入[J].山东社会科学,2008(8):35.
  {30}候怀霞.论人权法上的环境权[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3):32?37.
  {31}舒基元,杨峥.环境安全的新挑战:经济全球化下环境污染转移[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3(3):48?51.
  {32}汪劲.论生态补偿的概念——以《生态补偿条例》草案的立法解释为背景[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1?8.
  {3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01).
  {34}寇丽.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演进、属性与功能[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3(4):95?102.
  {35}黄晓辉,薛惠桑.论人权、人权的层级结构与人权发展水平[J].东南学术,2008(5):117?121.
  {36}桑本谦.反思中国法学界的“权利话语”——从邱兴华案切入[J].山东社会科学,2008(8):33.
  {37}周艳,万金忠,林玉锁,等.浅谈我国土壤问题特征及国外土壤环境管理经验借鉴[J].中国环境管理,2016(3):95?100.
  {38}财政部.关于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2017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N].人民日报,2017-3-18(007).
  {39}史蒂芬·霍尔姆斯,凯斯·R·桑斯坦.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M].毕竞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
  {40}潘荣伟.论公民社会权[J].法学,2003(4):26?32.
  {41}邓炜辉.论社会权的国家保护义务:起源、体系结构及类型化[J].法商研究,2015(5):13?22.
  {42}谭大刚.环境核辐射污染及防治对策[J].沈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9(1):68?73.
  {43}孙智帅,孙献贞.环境治理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借鉴[J].青海社会科学,2017(3):35?43.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50356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