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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法律信仰批判
【英文标题】 A Criticism of“Belief in Law”【作者】 范愉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法律信仰;宗教;法与社会
【英文关键词】 belief in law;religion;law and society
【文章编码】 1001-2397(2008)01-0010-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8年【期号】 1
【页码】 10
【摘要】 中国法学界的“法律信仰”命题,是对美国学者伯尔曼有关法与信仰(宗教)之关系论述的误解,这种理论对中国社会影响很深,并导致了法律界的一系列错误观念。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这一命题进一步进行反思和批判。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表明,法律不能被信仰;我国建立法治的途径不能依赖法律信仰,而应是加强法与社会的沟通,增加法的现实性、可行性、合理性与正当性。
【英文摘要】 “Belief in law,”a doctrine prevailing among Chinese law academics,is nothing but a misreading of the American scholar H.J.Berman's statement pertain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faith(religion),which has exerted a deep influence upon Chinese society and derived a series false ideas in law profession.As such,it is inviting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study of the present endeavor indicates that law cannot be believed in(superstition).Rather,in the course of building a society of rule of law,it is not“belief in law”but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law and society,and reality,feasibility,rationality and legality of law that signif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3597    
  一、“法律信仰”命题的由来
  在当代中国,“法律信仰”论已经从一种似是而非的误解发展为一种思想体系。之所以说这一命题是中国法学界的一个误解或错误演绎,是因为它原本来源于美国比较法学家伯尔曼的一句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出自伯尔曼教授在1971年的一系列公开演讲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小册子《法律与宗教》{1}。[1]作者的主要观点是,法律与宗教是两个不同、然而彼此相关的方面,是社会经验的两个领域。尽管这两个方面不容混淆,但任何一方的繁盛发达都离不开另外一方。没有宗教的法律,会退化成为机械僵死的教条。没有法律的宗教,则会丧失其社会有效性{1}25。面对着196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社会问题,伯尔曼认为西方人所面临的危机并非法律的过度神圣化或宗教的过度律法化,即二者过分一体化的危机;而是相反,是它们过于分裂化的危机。因此,需要促进二者重新融合,才能使法真正被社会所信仰。
  宗教在西方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并不陌生;研究西方法律制度时,决不可忽视宗教信仰的重要意义。[2]马克斯?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分析了中国与西方在宗教信仰方面的不同,并从中归纳出中国无以滋生现代资本主义及法治观念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伯尔曼认为,在世界各国,宗教与法律的关系本质上并无不同,“我们发现,在所有的社会里,虽然是以极不相同的方式,法律都需要借助人关于神圣事物的观念,其目的的部分是为了使人具有为正义观念而献身的激情。……古代中国也是如此,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那里,法律被看做是必要的邪恶,不过,它又辩证地与儒教的礼仪、修养及新儒家的祖先崇拜和皇帝崇拜有密切关系。在苏联,神圣观念与正义观念的相互依存也是事实,……在所有已知文化当中,都存在着法律价值与宗教价值的相互作用”{1}62-63。伯尔曼并不怀疑,即使在中国,法律也曾与信仰融为一体(尽管程度可能不同),而这种信仰就是儒教及传统伦理。
  信仰在西方的语义中特指宗教,其特点就是超验性,代表着一种终极性的、毋庸置疑和无需论证的真理。伯尔曼的本意十分清晰,他所论述的信仰就是指宗教及其他超验信念,暗含着非理性(迷信)的意蕴,而并非世俗人类的理性信念或感性的信心与热爱。而“法”与法律的区别,则是其命题的出发点。所谓对“法”的信仰,也就是对法律规则和制度之上或背后的具有终极性和超验性的价值——正义、公平、真善美和道德(即自然法)的信仰,法律只有借助这些力量才能提高其正当性和权威,从而得以有效实施。在任何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存在这样的信仰因素,它们是使法律具有正当性的精神基础,中国法律文化同样如此。换言之,伯尔曼的命题并非是论证法律规则(现实法或人定法)必须或必然为社会公众所信仰,而是在传统自然法的理论基点上,呼吁重视法律与宗教或传统的内在联系,希望法律的世俗化不致进一步损毁其精神基础,并对宗教和传统的逐步失落给法律带来的正当性危机表示出深刻的忧虑。[3]
  除伯尔曼之外,其他法律史和法律思想史的研究也都揭示出同样的事实,即西方的法治理念乃至宪政和人权理念实际上都渊源于宗教(基督教)教义和学说[2];而现代法在脱离传统和祛魅的过程中,将法律日益改造成为由(世俗)国家制定及其强制力保障的行为规则和以形式合理性为特征的社会控制系统,从而使其失去了神圣的色彩{3}。这就使得伯尔曼的理想似乎失去了现实的可能性,也使得“法的信仰”这一命题本身开始动摇。事实上,法的祛魅过程仍在继续,全球化过程带来的文化融合,使得人权与宪政的理念已脱离其由以产生的基督教伦理,多民族的共同法只能以价值多元为基础。而现实主义法学则通过对司法过程实际运作的揭示,表明寻求法律背后的确定和统一价值的困难。总之,无论是否情愿,现代法律的支撑只能是理性和现实,与神学自然法或信仰渐行渐远。
  实际上,伯尔曼本人认为,当代世界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法治都面临着同样的危机或困境,即法律与传统信仰的脱离;并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再次坦言这种危机,他指出:
  传统西方有高级法的信念,政治权力机构制订的法律必须服膺高级法,否则不具效力。这一信念事实上直至20世纪以前仍然流传,盛行了多个世纪。之所以有这种信念,主要是因为人们普遍相信上帝是高级法的终极创造者。但另一个事实却是:这一信念大都已为另一信念所取代……:法律仅仅是南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颁布的成文法、规章和决议构成的“技术组合”。高级法是铭写在人们心中并体现于十诫,对它的否定是西方法律传统危机的一环。西方法律传统危机是一种信心危机——人们不再相信法律是源远流长的古老遗产的组成部分,这里说的遗产关系到历代不断损益的宗教和哲学信仰系统及政治体制。要克服这种危机,并使人们再次信仰铭写于人们心中的法律——即“实证”法必须遵从已取得效力的“自然”法,并非像罗尔斯所想的那样只求诸理性,而必须也求诸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和许多人本主义者共同信奉的精神价值。这样的精神价值已隐含在传统的西方法律概念中,并体现在美国宪法的自然法条款之上,如“正当的法律程序”和“法律的平等保护”。
  西方法律传统危机主要是一个精神危机,即法律的认同感和目标的失落,以及它的历史性质(它的过去和未来)的丧失。法国大革命的三个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已沦为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法律理论中,这三种“主义”关系到所谓的实证主义。根据实证主义的观点,法律是国家制订并由国家执行制裁的一套规则。大部分法律学者(或许以及大多数民众)都舍弃了自然法论,此理论将法律视为人类理性和良知的产物,一切法律的阐释和应用,都必须以它们的道德目标为依归。除了自然法论外,遭到舍弃的还有法律的历史论,它认为法律是人的精神和自古至今不断发展的文化的产物,法律必须服膺这些精神和文化。因此,世纪之前仍和政治理论相辅相成的法律道德和历史理论,如今不是沦为政治理论的附庸就是被弃如敝屣{4}。
  对于法治而言,失去信仰的精神基础是不幸的,因为这可能最终动摇法律帝国的神圣地位;但是,使法律走下神坛,也可能使人类对法律的态度更加理性,使法律更加接近民众的生活,这既不会影响法律对社会的有效控制,也不会改变世俗社会对法律的利用和依赖。但今天的世人和法律家都应该清楚,对法律的认同和尊重只能是基于理性,基于利益、效益和道德,而不可能是来自于信仰。
  二、“法律信仰”命题的误解及其逻辑
  中国法学家创造的“法律信仰”命题实际上是对伯尔曼思想的误读,已经远离了其原来的语境和本义。实际上,在西方三大法学流派的思想中都不能推断出“法律信仰”的命题。然而,尽管既无理论渊源,亦无任何经验性依据,这一命题却被中国法学界赋予了普适性。不可否认,学者们在证成这一命题中显示出了对法治的热爱、执著以及逻辑的缜密,但是,毋庸讳言,其中存在大量的理论混乱。
  首先,存在大量的概念混淆和替换,例如,将“法”与法律等同,即将自然法意义上的“法”直接等同于国家制定的法律规则;更多的则是将信仰(宗教)与信念、信任、信赖、尊重、守法意识、法律意识、法律文化、法的价值、价值观、理性、服从、接受、热情等等概念进行替换;一些论述中直接使用“理性信仰”、“世俗信仰”等概念,本身就存在着难以释解的矛盾。
  其次,在问题意识或范畴的角度上,伯尔曼的原论集中探讨的是法律与宗教和传统的关系及法的价值问题,而中国化的法律信仰命题则将其与许多问题相混淆。至少包括:法的实效、法的利益、法的功能、法律传统、守法的动机、法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理性,以及对现实法的批判等等。特别是往往将现代法律意识的形成或确立称之为建立法律信仰,将其归结为一个现代性问题,实质上与伯尔曼的本意完全相悖。[4]
  导致上述误解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在技术上,如魏敦友先生所言,或许是一种语言上和文化上的隔膜使然。[5]在理论上,则是由于中国法学家原本就没有将法与宗教、传统和道德连接考察的习惯,而总是立足于建构,并自始就带有移植情结和法律意识形态的缘故。于是,“法律信仰”的理论体系就成为表达法律家自我主张的集大成之作和精神载体,并被打造为一种神话,其论证的基本逻辑是:首先,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即法律是可以被信仰的);其次,西方法治国家的法律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其民众普遍信仰法律;第三,中国的法治之所以难以推进,法律实施之所以障碍重重,是因为中国人缺乏法律信仰;最后,只有建立了法律信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法治建设中的难题和困境。这一命题及其论证对中国社会影响至深,以至于不时可以从媒体、决策者、法律职业和公众舆论中听到类似的表述。
  三、对“法律信仰”命题的质疑与批判
  法律作为国家制定的规则体系,具有内在的价值、正当性与合理性,并得到了民主的认同,因而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但是,由于利益博弈和现实需求与条件的限制,法律必然只是一种存在局限性、弊端和高成本的社会治理工具,不具有终极性和至善性,也不可能被无条件地全部实施和实现,更不可能被树立为人世间的信仰。换言之,法律本身是不可信仰的。毫无疑问,主张法律信仰的学者或法律家多出于对法治的热情向往,是在为自己建立一种精神上的追求或理想家园。然而,在承认“法律信仰”论具有一定启蒙价值的同时,不得不指出,其实质是法律职业群体的自我诉求和利益的正当化,隐含着对其在法律体系中独占地位的主张。在我国正急于向法治迈进的历史背景下,这种理论很容易从一种法律意识形态[1]发展为一种法律无所不能的迷信,将法律思维、法律技术、法律职业和法律规则神圣化,在隔离与社会传统文化及习惯等的联系的同时,否认各种非法律或非正式社会控制的正当性,最终通向极端的一元论价值观和法律中心论。
  实际上,并非所有的法学家都误解了伯尔曼和法律与信仰的关系,一些学者试图努力将这一误解带回到原初的起点。笔者亦曾在短文《法律怎样被信仰》中暗示了这一命题的错误,希望厘清法律与宗教、道德及传统的关系,突破法律意识形态的窠臼,注重法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道德和文化对于法治的意义:
  在西方,法的信仰来源于宗教传统。道德与宗教并非同一种社会规范,但二者之间却有着天然的联系。“惯常的公式是,法律最终以道德为基础,道德最后建立于宗教之上”{1}154。道德是法律与宗教之间的桥梁,没有宗教的堤坝,道德难以形成势能,一旦失范,往往一溃千里,而没有道德基础,法律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同时,法律又是道德的最后防线。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或国家宗教,由于儒学主张的道德伦理教条同时兼有宗教教义的意义,故被称之为“儒教”。中国法与宗教似乎并没有多少联系,但如果按照伯尔曼的看法,中国法也同样有着其信仰基础,那恰恰是指儒家的道德伦理教条。换言之,在中国,被神圣化的道德本身,兼有宗教的功能。或许,今天我们要树立对法的信仰,必须首先从找回我们的道德开始,尽管道德的重建比法制的建立更加艰难。[6]
  朱苏力教授通过揭示法律与利益的关系、信仰与怀疑的关系以及法律职业行为的悖论和张力,事实上解构了“法律信仰”的命题。由于意识到法律(规则)本身不可能真正被信仰,一些学者试图将自己心目中的“法律信仰”解释为世俗的信心和信念{5}是由于他们不仅没有明确指出法律不可信仰,也并未深入分析批判法律信仰论本身存在的问题,因此,这种误解和错误始终未能得到纠正。
  即使如此,仍有一些学者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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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2}卡尔·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M).周勇,王丽芝,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3}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4}伯尔曼.展望新千年的世界法律(J).林立伟,译.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4):52.
{5}许章润,等.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6}张永和.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J).北京:政法论坛,2006(3):53-62.
{7}张永和.信仰与权威:诅咒(赌咒)、发誓与法律之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8.
{8}弗里德曼.选择的共和国——法律、权威与文化(M).高洪钧,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9}Susan S.Silbey.Why Do Americans Believe in the Rule of Law?(M)//郭星华,陆益龙,等.法律与社会——社会学和法学的视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0}萨利·安格尔·梅丽.诉讼的话语——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人的法律意识(M).郭星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7-18.
{11}Stewart Macaulay.Popular Legal Culture:An Introduction,98 Yale L.J.1556 n.8(1989).
{12}陈柏峰.暴力与屈辱:陈村的纠纷解决(C)//苏力.法律和社会科学(1).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99-233.
{13}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沈宗灵,董世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3.
{14}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M).潘大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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