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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大法律评论》
法律实施的语言学分析与解释
【副标题】 以法条的“语法—语用”意义之二分为框架
【英文标题】 A Linguistics Analysis and Exploration of Law Enforcement
【英文副标题】 Based on Dichotomy of Semantic/Pragmatics Meaning of Legal Clause
【作者】 周赟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厦门大学法学院司法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中文关键词】 立法之法;语法意义;语用意义;立法者;用法者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2(第17卷第2辑)
【总期号】 总第33辑【页码】 94
【摘要】 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为什么不同的人会对同一个法律条文的清晰性作出不同判断或对其规范意义作出不同理解?更进一步讲,这些不同的判断或理解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以哈特等为代表的主流观点认为,这些“不同的判断或理解”只具有较小的偶然性。但以语言学中关于语法意义与语用意义的二分理论为基础展开分析,却将发现在法律实施过程中“不同的判断或理解”其实是必然的,并且这种必然性并非法律世界的一种负面因素,它恰恰是法律之所以可以与时俱进地回应生活世界的关键所在。并且,也只有承认并正视这一点,法律实施中的很多现象、问题才可以得到一个圆洽的解释。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8562    
  规范总是应该在规范发出者(norm-sender)和规范接受者(norm-receiver)之间的沟通语境中看到;很多片面因而有缺陷的法律理论却都建基于规范发出者、规范接受者或者规范文本一方的过分强调之上。[1]
   ——题记一
  任何规则都不能规定它自己的运用。一个适合某个规则的事态的构成,取决于根据运用于它的那个规范的概念对它进行的描述,而这个规范的意义,恰恰只有当它被运用于一个被变成规则之一例的事态时,才得以具体化。一个规范永远只是根据这一规范自身所规定的相关性标准而有选择地“吸纳”复杂的生活世界情境,而由规范所构成的那个事态也绝没有穷尽一个普遍规范的模糊的意义内容,而是也非常有选择性地体现这个规范。这种循环性的描述提出了一个方法论问题,每个法律理论都必须澄清这个问题。[2]
  ——题记二
  对法院法律解释工作的理论阐述之所以困难,就在于如下事实:在法律解释过程中,法律适用(law application)与法律创制(law creation)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3]
  ——题记三
  一、引言:现象、问题及理论目标
  如果你问一位语文教师或一位普通民众,“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我国《婚姻法》6条)这一表述是否清楚,他(或她,下同)一定会给出肯定的回答;如果你把同样的问题抛给一位立法官员,他也一定会给出肯定的回答;甚至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提给一位婚姻法学教师,他会给出同样肯定的回答……事实上,仅从经验直觉的角度看,如果类似这种以“男”“女”“22”“20”为关键词的法律条文都不能被认定为“清楚”,那么,大概其他法律条文将更无资格达致“清楚”的程度。然而,如果你问一位正为如下一个婚姻登记申请案例所困扰的民政官员,他则很可能抱怨这一法律条文不够清楚,进而抱怨立法者在制定相应法规时考虑不大周全:一个23周岁的男士与另外一位21周岁的男士申请结婚登记,是否应当给予注册?
  该民政官员之所以可能会产生这种困扰,是因为一方面,我国《婚姻法》以及《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等并没有明文禁止同性婚姻,这意味着至少从“权利推定”这一人权保护原则的角度看,同性恋者似乎可以申请登记结婚;但另一方面,诸如“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我国《婚姻法》5条)这样的规定又似乎(但仅仅是“似乎”)表明婚姻就是指男女的结合——之所以是“似乎”,是因为这种规定只能表明在男女结合的婚姻中应当如此,而并不意味着只有男女结合的才是婚姻,换言之,既有法律不能回答该民政官员“同性恋者可否结婚”的困惑;另一方面,更严重的或许是,如果该民政官员观念相对开放并充分尊重权利推定原则,决定同意这一对新人的申请,他还将面临如下进一步的困扰,在这两位男士中,谁才适用“男不得早于22周岁”而非“女不得早于20周岁”之规定?还是两位都适用该规定?甚至,两位都不适用?更进一步讲,他当然还可能会遇到两个女孩来登记的类似困境;当然,或许还有其他更多衍生的困境——谁知道将来会出现什么我们今日或许根本无法想见的情形呢?[4]
  那么,为什么看上去似乎“偏偏”只有该民政官员会与语文教师、立法官员甚至法学教师的感觉不同?其中是否有什么必然性?还是说,如上这种不同感觉只是一种概率极低的偶然?譬如说,是否只有在类似同性婚姻等非典型案件中,民政官员才会产生与前述其他几类主体不同的感觉?
  如果按照哈特(H. L. A. Hart)的理论来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也许会否定其间的必然性(这也是当前的主流观点[5])。因为按照他提出的“开放结构”(open texture)理论,之所以会产生如上现象并出现如上问题,是因为有些案件(事实)正处于用以表述法律条文[6]之概念的意义边缘,而这种意义边缘恰恰具有不确定性,并且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前述现象和问题。[7]这显然就是说,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如上问题是基于一种偶然性(只有当遇到非典型案件时才如此)。但笔者的回答却是:民政官员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感觉,是因为他对待该条文的立场与其他几类主体不同,大体上可以说,他是典型的用法者立场(关注的仅仅是如何运用该条文来解决当下所面对的具体案件,因而更在意的是该条文在当前具体语境中的规范意义)——这在逻辑上意味着,该民政官员所面临的这些困境是所有其他执法者以及司法者,进而言之所有普通民众都可能需要面对的;而该案例中的其他主体则是典型的立法者立场(关注的是该条文的普适性意义)。正是因为这一立场的不同,作为用法者的民政官员与语文教师、立法官员或婚姻法学教师对该条文产生不同的感觉、作出不同的判断其实是必然的——相反,如果持有这两种不同立场的人对同一个法律条文产生同样的感觉才是偶然的。
  人们很可能会立即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立场的不同必定会导致对同一个法律条文产生不同的认知、判断进而得出不同的结论?换言之,其中的必然性机理是什么?更进一步地,如果这种不同是必然的,又如何解释有时候两者会相同,甚至在大部分情形中用法者与立法者对同一个法律条文的意义会作出相同的判断?与现实中的具体制度安排及实践相关联,可能涉及这样一些问题:那些关于立法应当尽可能详尽、明确、清楚之类的吁求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具有正当性?立法机关是否应该通过所谓立法解释等方式来干预、规范用法者对立法之法(立法机关给定的法律,下同)的遵守和运用?为什么有些立法从语法、逻辑上看存在明显的问题却几乎从不被质疑[8],而另外一些立法从语法、逻辑上看近乎完美但在实践中却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9]?在法律实施过程中,为何面对同样的事实(案件结论小前提)和立法之法(案件结论大前提),不同的法官有时会作出相同的判断,而另外一些时候却会作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判断?这“有时”是否仅仅是一种偶然?当不同的法官作出不同的判断时,是否一定意味着其中某位或某些法官作出了错误的裁判?而如果此时确实意味着某位或某些法官作出了错误的裁判(错案)或质量较差的裁判(差案),那么,按照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的要求——“明确各类司法人员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工作标准,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是否应当追究其错案责任?而如果这并不必然意味着错案或差案,则如何解释、证成面对同样的事实、同样的立法之法,不同的法官作出不同判断这一现象的合理性?更进一步看,作为过去的作品之法律为什么能够具有与时俱进的能力,以至于可以“紧跟时代潮流”而基本无须频繁修订却也够用?
  笔者曾从哲学、解释学等角度对如上这些现象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和解释,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为对如上问题的回应,但应该说那些分析和解释并非专门针对这些现象和问题展开,因而也不成系统。[10]在本文中,笔者将依凭语言学中关于语法意义和语用意义的区分并进行适当转换,回应如上质疑,进而尝试着圆满地解释前述现象和笔者的前述判断,并更进一步揭示、证成当下法学研究以及法治实践中可能“走偏”因而需要调适的几个方面。
  二、语法意义、语用意义及其一般关系
  在本文中,所谓语法意义(semantic meaning),指的是一个语句依据构成它的语词之词典意义以及语法结构所具有的意义。譬如,“这儿有只恐龙”的语法意义是“有一只四肢远古动物在现场”。而所谓语用意义(pragmatic meaning),则指的是一个语句在具体的会话语境中,会话者运用该语句所意欲表达或实际表达(也即到达听者那儿时所实际产生)的意义。同样以“这儿有只恐龙”为例,它可能具有“我不想待在这儿”(会话者是一位怕恐龙的人),或“我们不妨先观赏会儿恐龙”(会话者正好在等人并略感无聊),或“我在发出信号等待你的回应”(一间谍对另一尚未谋面的间谍发出约定信号之头半句)等可能与前文句子意义颇不相同,甚至几无关联的语用意义。当然,语用意义也可能大体上与句子意义相同——例如当会话者目的在于语文教学之时。
  尽管语言学界对于何谓“语用意义”“语法意义”尚有争议,甚至对于“语用意义”“语法意义”这样的措辞或用语仍存有争议——事实上,几乎很少有人径直将“语用”与“意义”连接起来组成“语用意义”这样一个术语,语言学界似乎更倾向于称之为或“字面意义(literal meaning)”和“语境意义”(contextual meaning)、“句子意义”(sentence-meaning)和“话语意义”(utterance-meaning)、“自然意义”(natural meaning)和“非自然意义”(non-natural meaning)[11],但应该说语言学界至少存在如下基本共识:第一,一个语句的意义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面向,传统的语义学研究不足以揭示这两个不同的面向,欲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还必得仰赖语用学的研究;第二,这两个面向的意义分别具有不同的特质,其中一个具有相对的确定性、规范性和社会化的约定俗成属性,而另一个则具有更为明显的可变性、个别性和个人主观性;第三,语法意义主要取决于构成该语句之语词所具有的词典意义以及该语句的语法结构[12],而语用意义则取决于语法意义和语境[13]。也正因如此,有论者曾用“打包”来形象地描述实际的言谈交流过程:“言者传递过来的信息到底具有怎样的意思取决于双方的共同背景:言者就如从一个信息仓库取出一部分并‘打包’(wrap)成具体的语词,听者则透过这些语词对言者意欲表达的意义作出精确解码(unwrap)。”[14]
  那么,为何语法意义和语用意义会分别具有如上特质?这主要是因为在特定时空中,一个词的词典意义以及一个语言共同体的语法结构具有相对的确定性,因而一个语句的语法意义总是具有相对的确定性、规范性和社会化的约定俗成属性;而语用意义之所以具有可变性、个别性和个人主观性,则主要是因为语境所涵括之因素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可以说,同一语句在不同语境中产生不同意义是正常现象,产生相同意义则是偶然现象。
  此处或有必要对如下可能的问题作一预先的回应:既然本文所谓“语法意义”与“语用意义”与学界既有诸如“字面意义”“语境意义”等相对成熟的范式具有如上相同、相通的基础,为何本文偏偏选定“语法意义”与“语用意义”而非其他既有范式?这主要[15]是因为:第一,在本文看来,当前的相应范畴及研究都不重视同一个语词、语句其实在不同人(如言者和听者)那儿分别具有不同的语法意义(字面意义)、语用意义(语境意义),因此,一旦使用这些既定术语和理论,不可避免地将误导读者以为特定时空中一个语词或语句的语境意义是确定的、唯一的;本文使用这对(尤其是“语用意义”)不那么成熟的术语,就是要特别强调这一面向。第二,当然,本文之所以选择这对术语还因为本文所谓“语境”与当前通说中的语境多少有些不同。
  按照当前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语境(context)即使用语言的具体环境(language environment),包括两个部分,“内部语境指一定的言语片段和一定的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外部语境指存在于言语片段之外的语言的社会环境”[16]。这一界定当然有其合理性,却也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它将语境完全客观化了,换言之,按照这种界定,似乎语境可以脱离会话者而独立存在,这显然不合逻辑或者说没有意义,因为某个因素能否成为某一具体语句的语境,其中一个前提条件是它至少能并事实上已为会话者所感受、意识到——说某个因素是会话的语境构成部分却没有为会话各方所感知是没有意义的。相对应地,另一部分语言学学者对语境的如下界定似乎更具说服力,“语境即交际各方共享的有助于理解会话的背景知识”,或“语境包括为言者和听者共享的有助于后者理解前者之话语意义的所有背景知识”[17]。当然,即便是这后一种关于语境的认识,也仍有人认为有问题,因为“共享知识”(shared knowledge)本身可能只是一个假设,更为常见的情形是,语境很可能仅仅是听者实际上用以理解言者语句意思的各种语句外因素[18]——在交流无障碍的情形中,听者所实际仰赖的这些因素正好就是言者说话时所假定听者将用来处理自己语句的因素,而在发生误解或歧义的情形中,实际上就是因为言者预设的语境(因素)与听者实际仰赖的语境(因素)产生了错位。否则,也就无法解释为何言者和听者对于同一语句可能产生不同的判断。基于如上分析、考虑,我们不妨对语境作这样的界定:语境即一个语句赖以存续并得到理解的该语句外诸因素的总和;语境是一个建立在主观性基础上的客观性存在。在这个定义中,特别重要的是语境的“主观性基础”,也正是这一点进一步决定了同一语句所处的语境对于不同主体而言可能实际上并不相同,这也导致其语用意义在言者、不同的听者或旁观者那里实际上往往会有所不同。[19]
  从如上分析可以看出,一个语句的语法意义与语用意义之间的关系可作这样的描述:
  第一,语法意义与语用意义经由不同的路径生成,其中前者为长期的社会化语言实践所累积形成,并且往往不具有活生生的、具体的经验存在,而只是人们(往往是词典编纂者等语言学者)对过去语言经验现象的抽象总结;而后者则取决于会话者及他们对当前具体语境的把握,是经验世界中真正被具体经验、具体实践的语句意义。
  第二,一个语句的语法意义经由该语句的无数次具体语用意义而被锻造、加固、延续、改变、摧毁乃至重生。仍以前文提及的“这儿有只恐龙”为例:在某个特定时期内,由于在绝大部分语用情形中“恐龙”都被用来指称“一种远古四肢生物”,因此“恐龙”一词的语法意义也就被锻造成“一种远古四肢生物”;但从某天开始,“恐龙”在特定语用情形中开始被用来指称其他的事物,如现代网络嘻哈青年就喜欢用它来指称“不怎么漂亮的女孩儿”,如果这种起初只是极少数人在特定语境(网络嘻哈青年聊天)中表示的语用意义渐渐为社会大众所熟知乃至接受和运用,那么,可能一段时间后,“恐龙”的语法意义就将变为两种,即“一种远古四肢生物”和“不怎么漂亮的女孩儿”,当然,也可能“恐龙”的第一种语法意义会彻底消逝。另外,在极端情况下,一个语词的语法意义或某语词的一种语法意义可能仅仅因为特殊言者(如一个富有权威的领袖或一个富有魅力的明星等)的一次突破既有语法意义的使用而得到事实上的确立。[20]
  第三,在具体情形中,两者尽管可能相同、相通、相关,但并不必然相同、相通、相关。当然,从经验来看,为了更大程度地避免误会,进而更顺畅也更经济地交流,人们通常倾向于把自己通过一个语句意欲表达的语用意义建立在对语法意义充分尊重的基础上,或把自己对他人一句话之语用意义的把握建立在对语法意义的充分尊重上,这或许尤其体现在陌生人交往、正式场合的交往或言者目的仅仅在于陈述的场合。
  尚有必要明确的是,一个语句的一般语法意义与语用意义和该语句之言者所认定的语法意义以及所意欲表达的语用意义,或与听者实际认定的语法意义或实际把握到的语用意义(也即听者从中理解、解释出来的意义,与此同时也是该语句对听者来说实际上具有的意义)是三对不同的范畴。任何一个语句对言者和听者都同时具有语法意义和语用意义,并且它们可能往往并不相同、甚至也不相关。它们之间的关系或许可以用如下表格来进行描述——这一表格对下文关于法律领域的讨论至关重要:
  一个语句的几种可能意义及其相互关系表

┌─────┬─────────────┬─────────────────┐
│一个语句的│该语句为语言共同体所约定俗│该语句所可能具有的一般语用意义,具│
│意义   │成的通用语法意义(SM1)  │有类似电子云之性状、特质[21](PM1 │
│     │             │)                │
├─────┼─────────────┼─────────────────┤
│该语句对言│言者所认定的该语句之语法意│言者运用该语句实际上所意欲表达的语│
│者所具有的│义(SM2)         │用意义,相对较确定(PM2)     │
│意义   │             │                 │
├─────┼─────────────┼─────────────────┤
│该语句对听│听者1所认定的该语句之语法 │听者1所实际理解到的该语句所表达 │
│者1所具 │意义(SM3)        │的语用意义,相对比较确定(PM3)  │
│有的意义 │             │                 │
├─────┼─────────────┼─────────────────┤
│该语句对听│听者X所认定的该语句之语法 │听者X所实际理解到的该语句所表达的 │
│者X所具有 │意义(SMX[22])      │语用意义,相对比较确定(PMX)   │
│的意义  │             │                 │
├─────┼─────────────┼─────────────────┤
│四者之间的│理想情况下SM1=SM2=SM3=SMX│PM2、PM3、PMX属于并拓展PM1;理想情│
│关系   │,但经验中可能只是相关,当│况下可能PM2=PM3=PMX,但经验中可 │
│     │然也可能无涉或相左[23]  │能相关,当然也可能无涉或相左(如发│
│     │             │生误会时)            │
└─────┴─────────────┴─────────────────┘

  (在如上表格中,S=semantic,P=pragmatic,M=meaning)
  三、法律领域的特殊性及适切性
  关于语法意义与语用意义的关系,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尚未涉及:我们如何知道当前正探讨的是一个语句的语法意义还是语用意义?就经验来看,大致上可以说最典型的仅探讨语法意义的情形是针对各类语文教材、词典上之例句的探讨,一个处于模糊地带的情形则是针对描述、陈述语句的探讨[24],除此之外的其他情形可能都或多或少需涉及对语句之语用意义的探讨。而在理论界,学者们似乎普遍比较认同G. N. Leech曾提出的关于判定语用意义的如下四条标准——按照Leech,只要对如下四个问题中的任意一个作肯定的回答,实际上就意味着人们对一个语句意义的讨论已经由语法意义过渡到了语用学领域:第一,当前的讨论是否(除语句本身外)牵涉到特定的言者和听者?第二,是否牵涉到言者的特定意图或特定听者的理解?第三,是否牵涉特定的语境?第四,是否牵涉通过语言所实施的行为?[25]
  考虑到法律根本上是一个语言的世界,或者用考夫曼(A. Kaufmann)的话讲即“法律是透过语言被带出来的”,“法律规范是一种有实际性、有效性的语言结构”[26];再考虑到“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27],这意味着几乎每次适用法律的过程都需对Leech如上四问题中的一个或几个乃至全部作肯定的回答——举例而言,对“外来机动车辆不得入内”的适用就应考虑如下因素:第一,它当然涉及该条文的制定者(言者)和遵守者(听者);第二,为更好地实施该条文,当然需要了解制定者的意图(如为了保证校园安静而制定该规则,则无噪音的汽车就可以入内)和遵守者的理解(任何法条都指向遵守者并期望得到后者的理解,而非只是提供一个冷冰冰的法律例句);第三,当然也涉及语境,譬如紧急状态下就可能另当别论;第四,所有法律条文本就以指导、引起某些行为为目的,因而当然牵涉到相应行为。因此,如果把立法者当作言者,把立法之法当作会话的语句,并把用法者当作听者,则从逻辑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如听者真正听到的一定是根据他的理解而确定的某个语句之语用意义,用法者真正落实的东西其实也就是他根据当前语境从法律条文中解读出的意义。换言之,每一个法律条文真正被落实到具体案件中的其实是该条文的语用意义,而非语法意义。
  这意味着,如果把我们当前具有的所有关于立法之法、法律实施之前见——这些前见经由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宣传以及个人的经验、感觉等形成——暂时搁置,则我们将容易接受这样的判断:用以表述立法之法的语句同样具有语法意义(即根据当前法理论、语法共识等而赋予立法之法的相对确定的意义,理想状况下即立法者意欲表达的意义)与语用意义(即具体用法者根据其所面对的语境对立法之法解释出来的意义,显然这才是法律条文各种可能意义中真正被落实的)两个维度;相对应地,立法语句的语法意义与语用意义之间同样存在如上关于二者的一般关系;并且,前文关于三个不同层次(全社会共通、言者—立法者、听者—用法者)的语法意义、语用意义之关系表也同样适用于法律领域。
  但一俟我们把暂时搁置的当下前见收回,却会发现法律世界中一个语句(如一个法律条文)的语法意义与语用意义之间以及三个不同层次的语法意义与语用意义之间似乎并不、也不应存在日常语言世界的如上关系:我们一般不会认同用法者在面对具体案件(语境)适用立法条文时,适用的仅仅是该条文的一种(可能的)语用意义,我们接受的通用观念似乎是用法者适用的就是立法条文本来的意义(语法意义),而这本来的意义也正是立法者所意欲表达的意义;我们一般也不会认同用法者面对具体语境所适用之立法条文的语用意义可能与该条文的语法意义相反、相左或无涉,我们接受的通用观念似乎是用法者对于立法条文语用意义的理解本就应是该条文的语法意义,同时也正是立法者意欲表达的意义;我们似乎更不会认同用法者对某个立法条文、立法术语的具体运用会反过来导致该立法条文、立法术语之语法意义的变化,也就是说,用法者有可能“篡夺”立法者的实质立法权(此时,从形式上看一个条文或术语仍由立法者给定,但其内涵却由用法者输入),我们接受的通用观念似乎是,立法之法是立法者给定的事物,用法者对于立法之法或许可以规避、违反或歪曲,但无论如何都不会、更不应导致立法之法本身的变化。
  那么,是否因为法律领域的过分特殊性使得前文关于语法意义、语用意义及其一般关系的讨论在法律领域并不具有适切性?这从逻辑上似乎讲不通,因为既然前文探讨的是“一般”,则作为这“一般”中的具体个体尽管可能有自己的独特性,但它当然首先会具有一般性(否则就不足以把它归为同类)。因此,更大的可能是,如上这些所谓的“通用观念”只是一些意识形态化的说辞,未必经得起严肃、严格的推敲。接下来,我们将结合法律领域内相关语言现象的特殊性展开讨论,进而说明这些“通说”何以有问题,与此同时却又为何能够长期占据甚至主导着人们的观念:
  第一,法律语句的语法意义与日常生活语言中的语法意义相比具有明显的专业性。也就是说,确定一个日常语句的语法意义,我们可能只需求助于语文老师或字典、语法教科书就可以了,但确定法律语句的语法意义尽管也可诉诸语文老师、字典,但法律职业共同体(广义,即由法律理论工作者以及包括立法者在内的所有法律实务人员所组成的共同体)才是法律语句语法意义(对应于前述表格中的“SM1”)形成的关键。
  另外,一个普通主体所说的一句日常语句,由于其语境本身是特定的,因此通过考古学式的研究,人们总是可以确定该语句所实际依附的语境,进而也可以进一步确定该语句之言者所依托之语法意义。但在法律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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