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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法律真实”理论与“客观真实”理论比较研究
【英文标题】 Comparative Study on “Legal Reality” and “Objective Reality”
【作者】 锁正杰苏凌
【作者单位】 公安部法制局{干部}河南省周口市人民检察院起诉处{处长}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法律真实;客观真实;证据理论;证据立法;价值取向
【英文关键词】 legal reality;objective reality;evidence theory;evidence legislation;value
【文章编码】 1004-9428(2003)05-0081-11【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5
【页码】 81
【摘要】

“法律真实”理论与“客观真实”理论作为证据理论,在证明程度的确定性和证据裁判主义方面具有相同之处,但二者在证据的特性、证明标准等方面也存在根本的分歧。“法律真实”理论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和法治的需要;我国的证据立法应当以“法律真实”理论为指导,确立以证据的合法性为其基本的价值取向。

【英文摘要】

Legal reality and objective reality are branches of evidence theory,and have common ground on the certainty of probativeness and ruling on evidence. Despite the common ground the two theory branches essentially differ from each other in characteristics of proof and standard of proof. Legal reality can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of Marxism and rule of law by and large. Therefore legal reality should act as direction to the evidence legislation and validity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basic value of proof.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2311    
  建构我国当前的证据法基本理论体系,必须说明所谓“法律真实”理论与“客观真实”理论之间的关系。法律真实理论是在与客观真实理论的争论中发展起来的,并试图对客观真实理论予以扬弃。但是,由于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还没有彻底搞清楚,许多人对这两种理论存在着似是而非的看法。这些似是而非的看法不消除,就不能深刻了解这两种理论的真实含义,因而也不能在这两种理论之间做出正确的取舍。因此,有必要对这两种理论的有关内容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从而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两种理论的优劣短长,进一步发展我国的证据法理论。
  在当前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的争论当中,人们比较多地关注其概念和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较少关注其涉及的证据法理论问题。实际上,这两种理论—至少法律真实理论—是一种涉及诉讼证据理论各方面内容的完整的证据理论体系。我们应当从更宽广的视野,具体地、全面地考察其含义,摈弃那种“概念思维”或者“形而上学”的理论讨论方式。为此,我们选取了证据理论中一些基本的范畴,来考察两种理论的具体内容。
  一、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相同之处
  从概念上说,法律真实主张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由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所决定,认定案件事实必须通过合法的程序进行,同时达到法律要求的证明标准。客观真实主张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不管两者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差异,但也存在着一些相同之处。了解这些相同之处,才能为正确评价这两种理论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由证明标准到认识论再到证据理论
  法律真实理论和客观真实理论争论之初,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证明标准的问题出现的。但是,随着争论的深入发展,这一问题已经由一个证明标准的问题变成了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认识论的问题在两个层面上对这一争论发挥作用:第一,它作为直接的理论依据,来论证法律真实或者客观真实的主张的正确性;第二,它同时作为讨论的主题,比如它的一些基本的观点,以及它在证据理论中的地位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有人主张,证据理论的基础应当由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转向“程序正义理论”或者“形式理性理论”。当然,坚持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作为证据理论的基础的观点,仍然占据主流地位。不管现在争论结果如何,至少表明,我们对证据理论甚至程序理论的研究,已经迈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其深度和广度已经大大超越以前的研究。
  但是,在这一争论过程中,人们却很少把法律真实或者客观真实作为一种基本的证据理论来看待。实际上,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都是一种系统的证据理论,甚至对认识诉讼程序的价值和作用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在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证明标准的层次,从而成为一种系统化的证据理论(下面将要展开的对比分析的各个范畴,将充分证明这一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只有将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上升到证据理论的高度,才可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理论价值,这样的讨论才有更加强烈的现实意义。实际上,仅仅将其作为证明标准的理论概括,而不将其具体化为可以操作的具体表述,或者两种理论对证明标准的具体表述是一致的,那这种研究将是没有意义的。但具体化的证明标准,又不仅仅是一个细化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认识论和诉讼价值论的范围更加广泛的问题。比如,在具体化标准中有关键的一条,那就是得出的结论是排除“合理怀疑”还是“一切怀疑”,就与认识论和诉讼价值论的问题紧密相关。因此,将法律真实或者客观真实仅仅作为证明标准问题研究,似乎有点“大题小做”;只有将其作为证据理论问题研究,才能揭示其真正的理论价值。
  当然,从证据理论的整个发展史来说,对于证据理论的概括,法律真实或者客观真实也许都不太准确,但就我国对证据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这种概括是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二)证明程度的确定性
  法律真实认为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太高,在现实中无法达到,也没有必要达到。客观真实认为,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较低,如果在现实中适用,必然造成错案。
  实际上,历史上出现的任何一种证明要求,都是在追求一种对案件事实认识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应当保障据以作出裁判的事实基础的确定性。但是,这种确定性必须放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考察。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要求。脱离具体的历史阶段考察问题,就是形而上学。
  结合具体的历史阶段考察证明标准,我们就会认识到,历史上出现的任何一种证明标准,在当时都有其必然性。这种必然性,都是以通过这种标准认定的案件事实具有相当程度的确定性为前提的。但是,这种确定性的出现受制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是说人们希望达到多高的确定性,它就有多高的确定性;而是只能根据当时能够达到的最高的确定性的证明方法,来确定当时的证明标准。一旦人们认为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达到更高的确定性,旧有的证明标准必然被淘汰,新的证明标准必然会出现。人类历史上从神示证据制度到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发展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不管是法律真实还是客观真实,它们都是在主张一种能够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达到一种更高确定性的证明标准,而不可能去选择那种使案件认定的确定性更低的证明标准。同时,这两种理论都认为,在现有条件下,自己的理论才是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所以,从一种理论视角说另一种理论的目的在于降低对证明标准的要求,是不恰当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两种理论主张的证明标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才是问题的重心之所在。
  (三)证据裁判主义
  证据裁判主义,又称证据裁判原则,是指对于诉讼中事实的认定,应依据有关的证据作出;没有证据,不得认定事实。这一原则有两个基本的含义:第一,诉讼中的事实应依据证据作出;第二,如果没有证据,不能对有关的事实予以认定。这其实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对证据裁判原则的含义作更为清晰准确的说明。但是,应当注意,没有证据固然不能认定案件事实,但仅有一部分证据,或者证据并不充足时,仍然不能对事实进行认定,也就是说,不能仅凭一些证据对全部案件事实作出推测。[1]聊五分钱的天吗
  自从有了诉讼制度,就有了事实上的证据裁判原则。在神示证据制度中,认定事实的证据基础就是神的旨意。在法定证据制度中,认定事实的基础就是法律规定的证据。客观真实强调证据裁判主义,法律真实同样强调证据裁判主义。可见,证据裁判原则不但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证据法原则和诉讼法原则,也是最基础的证据法原则和诉讼法原则,也就是说,不管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的证据法制度和诉讼制度会产生什么样的诉讼原则和机制,都不会削弱证据裁判原则的意义或作用。
  在对法律真实的诘难中,有一种看法,认为法律真实实际上是一种主观真实,而主观真实就是不讲客观证据,主观上任意判断。这种看法值得商榷。法律真实强调司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承认司法人员的价值观念、学识素养、经历经验、情绪等主观因素对事实判断的影响,但绝不否认认定事实应当以证据为基础。恰恰相反,它主张以证据为基础,承认司法人员在认识能力上的天然不足,实事求是地认定案件事实。法律真实强调通过自由心证的方式认定案件事实,但在自由心证制度中,仍然要依据证据进行裁判。认为自由心证制度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可以任意为之,是典型的外行人的看法。通过“自由心证”的机制认定案件事实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证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8条规定了自由心证制度:“证据的证明力,由法官自由判断。”但第317条同时也明确规定:“认定事实应当根据证据。”
  上面列举的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的相同之处,都是两种理论在争论时提到的最多的地方。分析的目的在于,这有助于在比较两种理论的不同之处时,有一个较好的平台,或者说有一个共同的知识框架。这可以避免一些诸如认为“自由心证”就是主观任意之类的奇谈。
  二、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不同之处
  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不同之处,概括来说,在具体层面上,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在概念上,法律真实强调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对证据和案件事实的作用,客观真实则不强调法律的作用;在证据的特征上,法律真实强调合法性基础上的真实性,而客观真实强调证据的真实性;在通过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上,法律真实强调尊重法律程序,承认经验规则和逻辑规则的作用,要求通过合理的自由心证认定案件事实,客观真实对此并不重视;在证明标准上,法律真实要求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客观真实要求“排除一切怀疑”的标准。在抽象层面上,他们的不同之处还有:从法治建设的角度说,法律真实符合法治的要求,客观真实则不太在乎法治的要求;从哲学基础来说,法律真实符合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哲学观,而客观真实的主张却是一种貌似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
  (一)法律的作用和相关性标准
  法律真实理论认为,有两个方面的法律对证据的采纳和事实的认定有重要的作用,即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刑法规定了犯罪构成要件。犯罪构成要件不但对同一罪名的犯罪行为作了最大限度的抽象,使其可以适用于具体的、纷繁复杂的犯罪行为,而且,它在证明要求上也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不要求对具体案件中的犯罪行为的所有细节都要予以发现和认定,而仅要求认识到对定罪量刑具有意义的程度即可。
  将犯罪构成要件与证明要求联系起来,实际上是将抽象的犯罪行为和抽象的证明标准联系了起来,产生了具体的对案件事实的认识标准。只有这种标准,才能够既实现刑法的要求,也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但是,如果没有犯罪构成要件对事实认定的这种作用,而仅仅要求发现案件事实,或者发现案件的客观事实,那么,这种发现就可能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过程,因为,对案件事实的细节的认识就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客观真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抛弃了与犯罪构成要件相联系的案件认识标准,这种标准,往往只是简单地要求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却不说明要发现到何种地步。
  在哲学领域,有一种认识上的“相关性标准”。所谓相关性标准,就是认识的层次要求或者参照系,比如说“有一只猫在桌子上”和“有一只动物在家具上”,其中的“猫”和“动物”就采用了不同的相关性标准,“桌子”和“家具”也采用了不同的相关性标准。采用什么样的相关性标准,与认识所要达到的目的和程度紧密相关。没有相关性标准要求的认识,就是没有具体的认识目的或者认识程度的认识,就是永无认识止境的认识,就是让人无所适从的认识;有相关性标准要求的认识,就比较明确,也容易实现。显然,法律真实是有相关性标准要求的认识,而客观真实是没有相关性标准要求的认识。
  在客观真实理论中,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那就是对案件的认识要达到百分之百真实的程度,这种百分之百真实也是一种没有相关性标准的说法。比如“张某在某宾馆501房间杀了人”与“张某在某宾馆杀了人”,因为没有明确的相关性标准,我们很难说前者的认识就是百分之百,后者就不是百分之百。相反,如果是司法人员内心对案件真实程度的一种判断,那百分之百就有了相关性标准,这种标准就是自己的相信程度;而这种相信程度是“内心确信”或者“排除合理怀疑”的要求,不是司法人员认识别的案件事实与客观上发生的事实之间在客观上的一致程度,因为这种一致程度除司法人员根据案内证据作出判断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判断。
  另外,客观真实理论还有一种所谓“排除一切怀疑”的说法,这实际上也是没有相关性标准的。因为一切怀疑实际上是排除不了的,现实中往往会发生比个人的想象更加匪夷所思的事情。如有证人进入房间时目睹甲正持刀并插在乙身上,司法机关查明甲乙有仇。但是,甲却以主张乙骗自己拿刀表演,在自己没有杀人故意的前提下,乙主动扑上自杀而死,或者甲说自己会躲开而实际上没有躲开而死,或者乙自杀后自己为抢救他而前往拔刀被人看到……。如果要排除一切可能,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也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过程。但是,“排除合理怀疑”就为这种永无止境的认识划了一种认识程度,即设定了相关性标准。这种相关性标准就是,从一个正常的、理智的人角度来看,被排除的怀疑是合理的,而且这种怀疑都被排除之后,就可以认定案件事实成立。[2]
  如果说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明标准为认识的目的或者案件事实规定了一种相关性标准的话,刑事诉讼法还为这种认识的根据和过程规定了另外一种相关性标准,即合法性的标准,即证据的收集和通过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要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要求。法律真实理论要求证据具有合法性,诉讼过程要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要求,否则,有关的证据不得采用,有关的诉讼行为没有法律效力。这种合法性标准,实际上是将价值判断引入了认识过程。在法学领域,价值判断是包括道德上的正当性判断和法律上的合法性判断的辩证统一的范畴。实际上,现代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认识论到价值论的转变,反映了人类认识事物能力的提高。相反,客观真实理论以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为唯一或者主要目标,在证据的收集或者认定案件事实的程序违反法律规定的时候,对证据的采纳和案件事实的认定并不发生直接的影响。当然,对违法行为人可能要追究有关的责任,但证据仍然会被采纳,事实仍然会被认定。显然,法律真实理论尊重法律和法律程序的独立价值,而客观真实理论则否认法律和法律程序的独立价值。
  (二)证据的特性
  法律真实理论认为,证据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证据的证明能力(类似于客观性和相关性),即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二是证据的证据能力(类似于合法性),即证据资格。前一个特征,是证据在事实上的特征,后一个特征,是证据在法律上的特征。原则上一件事物如果成为证据,必须具有以上两个方面的特性。否则,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客观真实理论承认证据的证明能力,但在证据能力上,则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证据的特征应当包括证据能力,有的认为不应当包括证据能力。但不论是否认为应当包括证据能力,在实际的理论主张中,客观真实理论与证据的合法性是直接冲突的。因为要求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那么在出现非法证据且该证据又具有证明能力的时候,客观真实理论就会陷入一种尴尬境地:如果承认非法证据的效力,当然可以对发现客观真实有利,但就会否定证据的合法性;如果承认证据的合法性,排除该证据,那就等于放弃了对客观真实的要求。
  承认证据的合法性,实际上就是承认法律在认定案件事实过程中的作用,承认价值判断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承认认识的相关性标准。
  (三)案件事实的特性
  法律真实理论认为,诉讼中的案件事实不但具有客观性和法律性,而且还具有主观性。案件事实具有客观性,是因为案件事实不但应当以客观的证据为基础,而且据以定案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与客观上发生的事实是一致的,虽然这种一致性无法具体判断,但在经验上是可以肯定的。案件事实具有法律性,如上所述,它的认识程度是由刑法规定的,它的认识过程是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根据法律认识到的事实,必然与单纯的认识活动所发现的事实不同。这种不同,即是诉讼中案件事实具有法律性所致。案件事实具有主观性,是指发现案件事实的主体的认识活动具有主观性,通过这种认识活动所得到的认识结果,也必然具有主观性。认识主体的主观性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主体的认识能力不同,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也不同。每个人的认识能力与其他人都有不同,这种认识能力与个人的学识、经验、偏好、情绪都有关系。因为案件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司法人员事后“塑造”出来的,所以,塑造事实的能力不同,被塑造的事实必然也会不同。第二,价值观念不同。认识到同样的事物,但对它的看法或由此得出的结论会有不同,这种不同,主要是由不同的价值观念决定的。第三,推理过程。根据证据推理案件事实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思维过程。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人类思维过程的认识并没有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程度。在这样一个复杂甚至类似黑幕的过程中,主观性的影响就非常大了。第四,偶然性因素。比如情绪化的思想,在特定的时候产生的情绪可能就会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产生重要影响;又比如外界的压力,压力的不同可能也会导致对案件事实的不同认识。
  案件事实的三种特性,相互之间具有复杂的关系。主观性与客观性相一致,是一般性认识的基本要求,在这种要求之上,进一步要求这种认识的依据、过程和结果符合法律的要求,就是诉讼中对认识的要求。如果不符合法律的要求,则这种认识不应当具有法律效力,即构成法律上的认识错误。如果主观性与客观性不一致,那这种认识就是一般认识论上的认识错误。
  客观真实理论不但否认案件事实的法律性,同样否认案件事实的主观性。在客观真实理论看来,似乎司法人员就是一台自动售货机,一头输入各种证据资料,另一头就能输出正确的认识结果。这种认识,不但是一种简单化的认识,还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认识。它抛弃了丰富的认识过程和认识形态,把认识抽象化了。
  另外,有的客观真实论者认为法律真实是一种主观真实,因为它是法律规定的真实,而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这种论述犯了很多常识性的错误。首先,它只看到了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但是,法律反映的统治阶级意志总要承认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实际的社会权利和义务,而具体历史条件中既有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又有非经济因素包括政治、文化、传统等的影响;其次,法律不可能规定案件的真实,它只能为人们的认识程度设定符合人们对真实要求的标准。而所有的认识标准都是人设定的,包括客观真实的标准。再次,法律真实强调证据裁判主义,强调认识的客观性。
  (四)经验规则和逻辑规则
  法律真实理论认为,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还是一个逻辑推理过程,在这种过程中,作为大前提的是一种经验规则,小前提是各种证据事实,结论是案件事实。
  司法证明的根本特点是事实不能证明自身存在,必须通过证据证明事实的存在。如果被证明的事实为真,则证据首先必须为真。但是,对于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就需要其他证据证明。对于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仍然需要其他证据证明……如此推演下去,从严格的逻辑规则来说,司法证明的完成就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人们的理智和经验不可能在这一问题面前甘拜下风,在一个共同的知识框架或者背景中,人们会对某一环节上的证据的真实性达成共识,可以合理地认为这种证据是真实的。这种可以作为人们共同认识的知识框架或者背景,在证据法理论上,被称为经验规则。这种经验规则,就成了人们认定证据的真实性的前提条件或者从证据推导事实的大前提。但是,由于不同的经验规则的确定程度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人对同一经验规则的确定程度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这种经验规则的形成没有经过严格的逻辑推理,而只是一种经验。所谓经验,按照休谟的说法,如果我在一个场合观察到事件B伴随着事件A出现,但从逻辑的角度看并不见得在任何其他场合事件B也伴随着事件A出现。即使两次观察结果相同,也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甚至二十次乃至两千次这样的观察都不能概括出这样的结论。所以,这些经验,都带有或然性或者盖然性,而非必然性或者确定性的判断。实际上,司法人员通过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就是将这些或然性的经验用于具体情况的过程。比如,我们在发案现场看到一把带血迹的刀,就会做出判断:这可能是一把凶器;看到刀上有甲、乙、丙三人的指纹,就会判断:这三人有重大嫌疑;了解到甲与被害人有仇恨,就会判断:甲的嫌疑最大……最后,我们可以判断,甲就是凶手。但是,休谟的问题来了:为什么通过仅有盖然性的大前提,却得出了一个有着确定性或者必然性的结论呢?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但是,人们却通过经验认为,这种结论就是可以被合理地接受。这些被当作大前提的经验,就是上文所说的经验规则。因为这些规则各种各样,数量和范围都是无限的,盖然性程度大小各不相同,所以,根本无法上升到立法的高度进行规定。这就是为什么法定证据制度被自由心证制度取代的根本原因。同样,这也是一些西方国家为什么要求认定案件事实达到高度盖然性的原因。当然,对于有些经验,人们是完全可以控制的,比如,传闻证据的可信性一般比较小,那就通过立法来做出规定。
  另外,逻辑规则在证据判断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不过,逻辑规则与经验规则所起的作用不同。逻辑规则的作用总的来看是形式上的,而经验规则的作用则是实质性的。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完成证据判断和证明过程。
  同样,客观真实理论无视或者否认经验规则的存在和作用,在这种理论看来,或者它默认,作为推理的大前提的判断,是一种必然性的判断。不仅如此,客观真实理论认为承认经验规则的作用和高度盖然性的要求,就是承认了经验主义。事实上,经验规则和高度盖然性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逻辑学上的归纳法问题,不是一个哲学问题。相反,承认经验规则的作用和高度盖然性的要求,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因为在现实中我们无法抛开经验规则或者归纳法来进行司法推理。但是,我们并不否认演绎法的作用,典型的三段论正是演绎法的典型体现。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事物的对立统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等等,这些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要求、范畴无不包含和运用在法律真实理论中。怎么仅仅看到经验规则和高度盖然性,就片面地认为这就是经验主义了呢?恰恰相反,不承认经验规则和高度盖然性,正好是形而上学。我们知道,在现代科学领域,任何一种判断,都会说明其适用的范围和条件,也就是为这种判断的盖然性划分出高低不同的界限。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五)自由心证与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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