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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发生期间刑法适用的若干问题
【副标题】 以“两高”关于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刑法适用问题的司法解释为范本
【英文标题】 On the Application of Criminal Law during the Period of Outbreak Epidemics
【英文副标题】 in Respect of Supreme Court and Procuratorate’s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作者】 曹坚李明亮
【作者单位】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研究室{检察官}中共河南省新乡市委党校{讲师}
【分类】 疫情防控
【中文关键词】 突发传染病疫情;刑法适用;定罪量刑;司法解释
【英文关键词】 outbreak epidemics;application of criminal law;condemnation and punishment;judicial inter-pretation
【文章编码】 1004-9428(2003)05-0021-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5
【页码】 2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2327    
  前一段时期,非典型肺炎对我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为应对社会治安等方面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的特殊情况,国家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司法解释,为我们正确处理类似特殊时期发生的危害社会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国家卫生部首先发布了《关于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列入法定管理传染病的通知》(简称《通知》),决定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该《通知》还明确指出,控制“非典”的措施可以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第24条第1款执行,即同甲类传染病病人和病原携带者、乙类传染病中的艾滋病人、炭疽中的肺炭疽病人一样,可以采取隔离或强制隔离措施。可见,非典已被纳入乙类传染病范畴,且将其作为乙类传染病中的特殊类加以管理。{1}随后,国务院公布施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简称《条例》),该《条例》的公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机制进一步完善。《条例》在“法律责任”一章中专门规定了违反《条例》的行为可能承担的各种责任,包括纪律处分、行政处分、刑事责任三大种类,其中,每一条都涉及到可能追究相关责任主体的刑事责任问题。《条例》作为行政法规不可能具体详细地规定哪些行为可能触犯刑法,只能概括地规定某些行为的危害性达到犯罪程度时应追究行为人相应的刑事责任。在这一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适时出台了《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对惩治涉及“非典”犯罪的一系列法律适用问题予以了明确规定。至此,已经形成针对突发疫情等灾害的一整套行政法规、刑事法律。本文拟以司法解释为范本,对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发生期间刑法适用的原则、适用的范围及相关犯罪的定罪与量刑等问题逐一阐述。
  一、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发生期间的刑法适用原则
  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发生期间属于特殊时期,在这一期间顶风作案往往会受到比平时更为严厉的刑罚处罚。特殊期间尤其要注意正确适用刑法,在定罪与量刑时严格遵循相关刑法适用的原则,防止出现执法偏差乃至执法错误,处理好定罪量刑与特殊形势之间的关系。[1]
  (一)定罪时要坚持罪刑法定的原则
  《刑法》第3条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是对罪刑法定原则最基本含义的阐述。在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发生期间,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较平时要差,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也有所削弱,可能会实施一些异常行为,而这些行为也往往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刑事司法实践中一定要严格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对那些有一定社会危害性但是刑法对此未做规定的行为一律不得以犯罪论处,对危害性相对较轻的犯罪,在认定时不得人为拔高为性质较重的犯罪。例如,前一段发生的“非典”,虽具有强烈的传染性,但是至今国务院尚未宣布“非典”为甲类传染病,因此不可能在处理“涉非”案件时援引《刑法》第330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规定,“两高”的《解释》没有提及该罪名,充分体现了《解释》严格遵循罪刑法定的原则。又如,有“北京非典刑事第一案”之称的张月新寻衅滋事案,司法机关在对其行为定性时曾有争议。对张月新强拿硬要他人食物的行为,有观点认为在防治“非典”的特殊时期,张的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应以抢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特殊时期的形势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司法人员的办案思想,进而影响到对犯罪分子行为的定性。在特殊时期尤其要深刻领会罪刑法定原则的深刻内涵,禁止类推,当对刑法规范的解释发生争议时,应当坚持严格解释的原则,不得扩张解释或者限制解释。你怀了我的猴子
  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另一方面是要杜绝有案不立的现象。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发生时期,不少危害行为在起始阶段具有行政违法的性质,或者行为介于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导致行政执法部门在把握行为性质时可能产生偏差。从近期全国发生的一些“涉非”案件来看,就出现了将非法经营、妨害公务等犯罪行为错误作为行政违法行为处理的事例。[2]在确认违法行为是否达到犯罪程度时,应全面理解某些犯罪的定罪情节,考察违法行为所具有的情节是否已经达到成立犯罪所必须的度。
  (二)量刑时要坚持罪刑均衡的原则
  罪刑均衡原则又称为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刑相当原则。《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此即为对罪刑均衡原则的概括阐述。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发生期间,需要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国家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一方面是为了使执法、司法等活动有章可循,另一方面也暗含从严处置相关违法犯罪行为的用意,旨在震慑社会上不稳定分子。此时如何在刑事司法活动中正确把握罪刑均衡的原则,无疑是一个难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犯罪与刑罚的均衡关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国家和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应当根据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和社会的情况去构建相应的罪刑均衡关系。{2}在特殊时期,犯罪分子不顾社会稳定的大局,肆意犯罪,无疑应对他们施以比平时为重的刑罚,以体现量刑与形势之间的动态关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并非不加选择、不加分析地对特殊时期发生的犯罪行为一概处以较重的刑罚。在量刑时应当始终坚持罪刑均衡的原则,依法做到宽严相济,防止人为拔高对犯罪分子的处罚力度。具体落实罪刑均衡原则时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法条竞合的问题
  犯罪分子实施的某一“涉非”犯罪行为往往同时触犯多个法条,此时应具体分析相关法条之间的关系,在成立一罪的情况下要按照“从一重而处”的原则或者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适用最恰当的法条,以实现对犯罪分子的正确定罪量刑。例如,“两高”《解释》第2条规定了生产、销售与“非典”相关的商品的犯罪行为,就可能出现法条竞合的情况。《刑法》“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一节实质是按照商品的种类区分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生产、销售特定伪劣商品犯罪,前者属于一般法条,后者属于特殊法条。当出现法条竞合时,并非一律依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认定为生产、销售特定伪劣商品犯罪,而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刑法》一般针对不同的特定商品规定了不同的定罪情节,如果相关行为尚达不到特别法条的定罪要求,但是达到了一般法条的定罪要求,就应适用一般法。如果行为同时达到一般法条与特殊法条的定罪要求,就应根据《刑法》第149条的规定,依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适用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量刑。
  2.法定量刑情节与酌定量刑情节全面考虑的原则
  《解释》规定对不少犯罪行为依法从重处罚,但同时指出,对于有自首、立功等悔罪表现的,依法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或者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特殊时期的定罪与量刑,与平时最大的区别是突出对一些犯罪从重、从快打击的原则。在依法从重、从快打击特定犯罪时,不能人为忽略案件中存在的法定或酌定量刑情节,而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考虑各种量刑情节,处以恰当的刑罚。在数个情节性质各异的犯罪中,必须对各种情节进行分析,结合考虑犯罪的基本事实,从而得出一个总体的结论;对于既有从轻又有减轻或免刑情节,或者既有从重又有加重情节的,也要求对各种情节作综合分析,并结合考虑犯罪基本事实情况,从而决定具体的处罚原则。{3}当然,全面考虑各种量刑情节并非绝对排斥在特殊时期重点突出若干情节。例如,在防治“非典”时期对隔离人员、隔离设施聚众“打砸抢”,造成恶劣影响的,由于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即使犯罪分子具有若干可以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也可以不予以从轻处罚。
  3.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
  所谓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是指在定罪量刑时,不得对同一犯罪事实予以两次或者两次以上的法律评价,也就是如果在定罪中已经发生了作用的具体事实,在量刑时就不能再度当作量刑情节。犯罪情节依据其性质与作用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定罪情节是指对是否构成犯罪或者区分轻罪与重罪具有决定影响的情节,量刑情节是指决定量刑幅度或者免除处罚的各种情节。如果某一或某些情节已经在决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发生了作用,就不得再次用于决定对犯罪分子的科刑,否则就有违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例如,《解释》第12条细化了非法行医罪在“防治非典”时期的定罪情节—“情节严重”的具体内涵,即具有造成突发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突发传染病病人贻误诊治或者造成交叉感染等严重情节。如果具有该严重情节,可认定为非法行医罪。同时,该条规定对该行为依法从重处罚。依法从重处罚,是指在法律规定幅度范围内适用较重的刑罚,前述严重情节如果已经对行为人非法行医的行为是否成立犯罪起到评价作用,就不能再次作为决定对其从重处罚的评价依据,而必须从犯罪发生时及犯罪发生后具备的其他法定或酌定从重处罚情节中寻找依据。
  二、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发生期间的界定问题
  由于《解释》针对的是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要求犯罪行为必须发生在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发生期间,如果犯罪行为发生于灾害发生前或者灾害结束之后,显然不能运用《解释》指导司法机关对这些犯罪行为定罪量刑。正确适用《解释》,需要把握好犯罪发生的时间界定问题,否则就有可能造成定罪量刑不当甚至错误的后果。
  根据《解释》第18条的规定,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以及其他严重损害公众健康的灾害。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具有以下几个要件:
  1.发生的不可预期性。即这些灾害是在疾病防治部门事先未知的情况下突然发生,如果疫情可以提前预测,当然不能称为“突然发生”。
  2.发生的灾害具有特定的危害性。即这些灾害必须具有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性质。如果只是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公众健康一般损害,或者仅仅对社会公共财产造成损害,显然不符合《解释》界定的灾害的特性,因而不应纳入《解释》的范畴。
  3.发生的灾害为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或者是其他类似的严重损害公众健康的灾害。可见,《解释》并非针对一切突发灾害,而是有所选择,主要是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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