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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最高院“法官枉法、院长辞职”的规定违宪
【英文标题】 The regulation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requiring president of a court to resign over a judge’s misuse of law is unconstitutional
【作者】 张泽涛【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分类】 法院【中文关键词】 首长负责制 审者不判 判者不审 违宪
【期刊年份】 2001年【期号】 12
【页码】 24
【摘要】 高院颁布的“法官枉法、院长辞职”的规定本质上是在法院推行行政首长负责制,这一举措赋予了法院院长凌驾于合议庭甚至是审判委员会之上的权力,使得法院院长可以也不得不按照自己的意图改变合议庭的判决或者审判委员会的决议,从而影响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同时,该规定也有违背宪法之嫌,并与三大诉讼法的条文或立法精神相抵触。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6807    
  
  2001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专门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引咎辞职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指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专门人民法院发生严重枉法裁判案件,致使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的,在其直接管辖范围内的法院院长、副院长应当引咎辞职。同时,在其直接管辖范围内的法院发生其它重大违纪违法案件隐瞒不报或拒不查处,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或者有不宜继续担任院长、副院长职务的其他情形,院长、副院长也应当引咎辞职。显然,《规定》的实行也许可以暂时缓解社会民众对司法腐败的不满情绪。但是,笔者认为,这一举措的本意旨在法院推行行政首长负责制,这样,它既为一些希望干涉合议庭独立审判的法院院长提供了绝好的借口,也促使一些希望还权于合议庭的法院院长不得不主动干涉合议庭甚至是审判委员会的独立审判活动,从而进一步加剧审判权的行政化;同时,《规定》也有违宪之嫌,并与我国三大诉讼法的条文或立法精神相抵触。
  一、首长负责制与审判独立
  审判独立是现代司法制度的基石,是一项已为近代法治国家所普遍承认和确立的法律原则,审判独立要求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拥有独立性、自主性和独占性,除服从宪法和法律外,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干涉。审判权与行政权最大的区别在于,行政权强调的是运作的高效性,要求上令下从,审判权强调的是运作的公正性,要求作为审判主体的个人独立。按照贺卫方先生的话说就是:“与行政机关或者军队的情况不同,法官的活动带有浓重的个人化色彩。”[1]关于审判独立的意义,姑且不谈洛克、孟德斯鸠以及杰弗逊等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精辟论断,笔者只援引马克思的一段话语:“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理解来解释法律。”[2]从审判独立的含义中可以看出,法院院长没有也不应该享有干涉合议庭审判案件的权力(当然,院长参加合议庭审理的案件除外,但是,即使院长参与直接审理的案件,在评议时他与合议庭的其他法官也只能享有同等的权力,也不应该干涉合议庭其他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因此,既然法院院长没有干涉合议庭法官独立审理案件的权力,但却要求法院院长对本院法官的枉法裁判行为承担辞职的责任,显然有悖情、理、法。笔者认为,如果强行推行这一制度,在今后的审判实践中有可能造成以下弊端:
  (一)《规定》将会使法院的庭审过程流于形式,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庭只能“审者不判”,法院院长则可以“判者不审”。
  根据我国宪法学的理论,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履行职务时,均应对其后果负责[3],我国行政机关的责任制方式采用的是首长负责制,即行政首长对重大事务及日常行政事务享有最后决定权,并由行政首长独立承担责任。[4]这是因为行政权的运作是以效率为优先价值,行政首长的个人决策是实现效率的最有效方式,根据责权相一致原则,行政首长应该对行政决策失误承担责任;而法院实行的则是个人负责制[5],即负责审判案件的法官对自己作出的冤假错案承担责任,这也是责权原则相一致的要求。从行政机关和法院的工作实践中,我们也可窥见首长负责制与个人负责制的区别:行政机关对外发布的文件通常必须列出行政首长的名字(与首长负责制对应)和行政机关的名称;法院制作的判决书、裁定书除盖有法院的印章外,还要详细列明审判员与书记员的名单,同时,《刑事诉讼法》第148条规定:“合议庭进行评议的时候如果意见分歧,应当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但是少数人的意见应当写入笔录。评议笔录由合议庭的组成人员签名”。《民事诉讼法》第43条也有类似规定。这是因为法院的判决大多是由合议庭作出的,如果出现冤假错案或者法官故意枉法裁判,根据责权相一致原则,承担责任的只能是同意此判决的法官,而不能追究评议时对判决持异议的少数法官的责任。当然,从本质上来说,法官对自己的审判行为负责也是审判独立的应有之义,“因为法官独立才能使现代诉讼中帮助法官作出正确裁决的一整套制度真正发挥作用,也才能有效贯彻司法责任制度。”[6]
  但是,《规定》要求,“法官枉法,院长辞职”,从笔者对行政机关的首长负责制与法院的个人负责制所作的区别中可以看出,《规定》的本意旨在法院推行行政机关的首长负责制,而首长负责制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首长的决策可以不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来进行,只按自己个人的意愿进行决断。换言之,这就赋予了法院院长凌驾于合议庭之上的权力。于是,对一些希望干涉合议庭审判的法院院长,他就可以较为随意且又名正言顺地改变合议庭的判决,从而使得法庭的审判走过场;而对一些希望还权于合议庭或独任庭的法院院长,由于担心自己岌岌可危的位置,不得不对本院审理的任何一起案件都事必躬亲地进行查证核实,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枉法裁判现象。这样的后果是,合议庭或独任庭对自己审理的案件就只能是“审者不判”,并由法院院长来最终定夺;而法院院长则“判者不审”,可以重新对合议庭或独任庭所认定的证据以及评议予以审查,按照自己对案件性质的理解无所顾忌地改变审判庭的判决。对于“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危害,学者以及司法实践部门的同志早已进行过比较中肯甚至是尖锐的批判,笔者对此不再赘述,而《规定》的推行却又重蹈覆辙,显非明智之举。
  另外,笔者认为,即使一个法院院长具备对本院审理的所有刑、民案件作出公正判决的法律专业素质与业务技能,他也绝不可能拥有对所有案件都事无巨细地重新进行审查的时间和精力。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没有亲历审判过程的法院院长,只凭阅读案卷材料和听取合议庭的汇报就一定能够作出比合议庭更加公正的判决。因此,笔者认为,《规定》的推行,未必就会使法院的审判活动更加公正。
  (二)《 规定》不但赋予了法院院长凌驾于合议庭之上的权力,而且还有可能将审判委员会的权力虚置。
  根据我国的法院组织法及三大诉讼法的规定,各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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