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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邓小平与中国法治建设座谈会综述
【英文标题】 A summary of the forum on 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Rule of Law
【作者】 丁笑梅【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学院
【分类】 法律信息【中文关键词】 邓小平 法治建设 会议综述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9
【页码】 114
【摘要】 以纪念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召开的“邓小平与中国法治建设座谈会”,旨在缅怀世纪伟人,提供回顾、领会、交流小平同志法治思想的平台,促进法学研究。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7119    
  为纪念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2004年8月20日上午,华东政法学院召开邓小平与中国法治建设座谈会。华东政法学院院长何勤华教授、副院长王立民教授和徐永康、张梓太、徐士英、傅鼎生、蒋德海、游伟、孙剑明、刘晓红、武胜建等10余位专家、教授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王立民教授主持。座谈会上,与会专家、教授结合各自的专业,从不同的角度就“邓小平与中国法治建设”这一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关于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问题,何勤华教授谈到,执政能力建设是小平同志很早就开始思索的问题,鉴于历史原因,他在考虑这一问题时,比较关注制度建设,强调法律的作用,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并指出“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因此,“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对于加强法治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之间的关系,何勤华教授指出,可以重点从四个方面予以把握:一、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之内活动,带头做遵守法律、执行法律和维护法律的模范。法治强调的是法律在一个国家之内的最高权威,中国共产党作为整个国家政治体制的核心,只有带头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才能带动整个社会的法治水平,树立在全民、全社会中的权威,并多、快、好、省地履行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二、必须适当分权。权力高度集中,必然滋生诸多弊病,如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造成个人专断等。正如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一文中所指出的:“权力过分集中在个人或少数人手中,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因此,必须适当分权,进一步完善各种监督机制和权力制约机制。三、加强法治,克服人治,可以减少执政党在领导国家过程中的政策的波动和不连贯。人治的弊端之一,就是受领导个人的情感、好恶等心理活动的干扰太大,而法治讲究制度,强调程序,可以克服人治的这一弊端,保证执政党方针、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确保执政党能力和效率的一致性,保证执政党的权威性与正当性,使执政党的执政始终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四、法治可以使执政党集中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智慧,使执政能力发挥到最大极限。法治优于人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它能够集中众人的智慧和意志,可以克服人治中的因领导人能力参差不齐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保证党的工作平稳、高效地运转。
  关于治国方略的问题,王立民教授认为,是小平同志为中国确立了现代治国方略——依法治国方略。小平同志主张、强调中国应走依法治国的道路。他曾说过:“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还说:“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这些都说明,小平同志已具有法治思想,法治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治思想为中国确立现代治国方略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由此,中国走上了依法治国的道路。王立民教授还指出,小平同志确立的这一治国方略改变了中国几十年来的旧状态,使中国从人治中摆脱出来,开始走上法治的康庄大道。这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使其逐渐强大起来,并逐步步入现代社会。在思想上,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开始重视法律意识上的培养,突出法治的精神和理念。在政治上,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更加强调民主与法治,强调人民当家作主。在经济上,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积极加入WTO。在文化上,法文化开始崛起,大量反映法治的文学艺术作品面世,等等。另外,小平同志为中国确立法治的治国方略以后,中国法学的春天也到来了。各类法学院、系纷纷建立起来,并快速发展着。迄今全国已有法学院、系400所左右,在校学生10余万人,大大推进了中国的法治进程。王立民教授最后还提到,今后中国法治建设的任务依然很重,法学教育还有许多事要做。我们作为法学教育战线上的成员,一定努力奋斗,为繁荣法学、培养更多的法治人才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对于小平同志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贡献,徐永康、张梓太、傅鼎生等教授都做出了高度评价。徐永康教授认为,小平同志是新中国法制重建事业的开创者。正是由于他极具战略眼光的决策,打通了共和国的重建法制之路;他富于远见卓识的立法思想,使共和国完成了在劫后废墟上恢复法制到高扬法治旗帜的伟大跨越。1978年,小平同志就曾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通过总结我国法制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一系列重要问题做出了科学阐述。此后,他针对长期以来人们法律意识淡薄、许多领域无法可依等情况,强调立法的紧迫性,指出立法重点在于尽快制定出一些基础法律,为国家政治制度运行和人民民主权利实现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我国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他又指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保证市场主体的独立地位和企业自主经营权利,同时,要以立法破除平均主义,建立市场公平竞争机制。在法治与人治的问题上,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法制的价值在于体现法治,反对人治,在于规定权力监督与制约,而不是一味地强调权力统一。
  张梓太教授也认为,小平同志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奠基人。他说,种种因素决定了第一代领导人不具备法治观念,小平同志虽然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一部分,但由于个人经历、体会的不同,他看到了法治,并形成了自己的法治思想。具体来说,小平同志对中国法治建设主要有两点贡献:一是正确处理好了法治与人治的关系,确立了法治的领导地位;二是正确处理好了执政党与法治的关系,确立了执政党在法治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张梓太教授还指出,尽管小平同志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但对于他的很多思想还是要辩证地看。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他还仅仅把法治看作一种工具,而非现代社会所认为的“努力的目标”。
  傅鼎生教授从经济制度选择的角度高度评价了小平同志对中国法治建设的贡献。他认为,依法治国,以法制的完备为前提,而法制的完备则与经济制度的选择息息相关。自然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关系简单,依靠封建宗法制度调节,无需法治。计划经济条件下,产品属于调拨、配给的客体,社会关系表现为下级服从上级的一种领导与被领导,命令与服从,指挥与被指挥,支配与被支配的纵向关系,主要依靠红头文件来调节,而非法律。70年代末以来,在小平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是为了交换,产品成为商品。商品的交换有两个特征:等价、有偿。具备这两点的前提条件是,彼此必须承认对方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或商品交换者,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同时,商品交换需要“互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因此须建立所有权制度和债权制度,以调整静态财产关系和动态财产关系。于是人法、财产法、诉讼法等民事及民事诉讼的法制相继建立健全,市场经济法律框架下的各种法制的建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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