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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集团诉讼制度的价值研究
【副标题】 兼评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英文标题】 The Study of Group Action Value
【作者】 朱德堂【作者单位】 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
【分类】 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集团诉讼;价值;公司治理
【英文关键词】 group action; value; corporate governance
【文章编码】 1002—3933(2007)02—0196—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2
【页码】 196
【摘要】

价值是反映主体与客体之间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效应关系的范畴,是深刻认识集团诉讼制度的良好视角和工具。集团诉讼价值是法律价值、民事诉讼价值下位的概念。集团诉讼制度的独特品性在于克服集体行动的障碍,共通性在于体现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民事诉讼目的论的发展。

【英文摘要】

Value reflects the effects relations between a subject and an object concerning the need and the supply of the need, which, as a tool, provides a good view to profound knowledge of the group action system. The value of the group action is superior to that of the law and the civil litigation.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group action system overcomes the disorders encountered in the collective action, and gives a vivid description of the theory on civil litigation under the new social conditions. The collective action disorders flooded in the area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vides the natural soil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group action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the group action system, in order to raise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level of our countr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622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学界对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和具体制度的研究不断深入,为民事司法改革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学者们在对我国的各项具体诉讼制度进行一系列的反思和检讨中,尽管有一些对我国为解决群体诉讼而设立的代表人诉讼制度进行完善和补充的建议,但鲜有引进集团诉讼制度必要性的讨论。这或许与日本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讨论引进集团诉讼制度但时至今日仍无定论有关。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国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制度需要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的现代化和中国化;现代化和中国化的民事诉讼理论,不可能对其他法域的成功的民事诉讼制度不加以认识和借鉴。

目前的学界,对集团诉讼制度的认识,仅仅限于对具体制度内容的介绍和与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比较研究;尚未利用价值分析方法深层次地认识和把握该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之间的紧密关系。集团诉讼制度的独特品性,极大地满足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与国家的需要,极大地适应了现代社会的发展。价值,作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关系范畴,是认识集团诉讼制度独特品性的工具和视角。

价值最初为经济学的专业术语,表示商品交换的社会尺度即交换价值。在经济领域,人们开始行动的前提就是对价值的衡量与判断。如果某一商品或服务所具有的价值,不能满足一人的需要,他不会购买。同样,如果某一制度、理论、学说,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该制度、理论、学说也就不会承继下来。价值概念如此的功能,引起了社会科学的广泛关注。19世纪经许多思想家和各种哲学流派的影响和推动,价值这一概念延伸到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价值哲学遂成为哲学领域中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则在价值哲学的影响下,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其特殊价值{1}。

法律价值作为一种具体的价值,是社会价值系统中的子系统。法律价值是指主体与作为客体的法律之间需要与满足需要的效应关系{2}。民事诉讼价值是法律价值下位的概念,民事诉讼价值既要反映法律价值的共性,又要体现民事诉讼制度的独特性。当下对民事诉讼价值的讨论,认为民事诉讼的价值应该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从而与过去那种认为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仅仅在于保障实体公正的实现之单一价值观彻底决裂{3}。

集团诉讼,作为一项具体的诉讼制度,其内含的价值作为民事诉讼制度价值的下位概念,同样具有民事诉讼价值的共通性即要实现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的价值,对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能予以充分的诠释;同时能反映和体现其独特的品性,也正是该独特的品性,决定了该项制度的生命力。因此,对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的价值展开研究,加深对该制度的了解,启动对引进集团诉讼制度的讨论,对当下的民事诉讼理论研究,以及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二、集团诉讼制度所具有的属性

(一)集团诉讼制度的一般规定

一般认为,集团诉讼是指“在法律上允许一人或数人代表其他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人提起诉讼,诉讼的判决对所有共同利益人有效”[1]。美国学者玛莉.凯.凯恩认为:“集团诉讼是允许一个人或几个代表他们自己或那些声称受到同样侵害或者是以同样的方式被侵害的其他人起诉或被诉的制度。”{4}我国学者肖建华认为,集团诉讼是一个或数个代表人,为了集团成员全体的共同利益,代表全体集团成员提起的诉讼。法院对集团所作的判决,不仅对直接参加诉讼的集团具有约束力,而且对那些没有参加诉讼的主体,甚至对那些根本料想不到的主体,也具有约束力{5}。集团诉讼制度一般指由1848年美国纽约州《Field民事诉讼法典》最早确立,并经过1938年美国国会授权联邦最高法院制定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具体化,最终于1966年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成型的诉讼制度。该制度与德国的团体诉讼制度、日本的选定当事人制度、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被称之为群体诉讼的不同模式。

根据1966年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集团诉讼制度有四个基本要件和四个基本程式{6}。集团诉讼的要件为:

(1)集团成员人数众多,以致全体成员的合并在实践中并不可行;

(2)该集团成员具有共同的法律问题或者事实问题;

(3)集团代表的请求或者抗辩是集团成员中具有代表性(typicality)的请求或者抗辩;

(4)集团代表之代表行为具有适当性。

集团诉讼的基本程式:

(1)确认程序(certifcation),在集团诉讼的确认程序阶段,原告需要向法院证明其起诉符合集团诉讼的形式要件,而被告会向法院证明原告的起诉并不符合集团诉讼的形式要件。

(2)通知(notice),通知程序在集团诉讼制度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其出发点是给予不出庭集团成员以及不具名的集团成员以正当程序规则的保护,而其现实功能体现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确保了在更大程度上提升集团诉讼的诉讼效益,另一方面又是集团诉讼的判决或者和解结果对集团的其他成员产生拘束力的前提,否则集团诉讼制度便会失去其独特的价值。

(3)和解(settlement),与一般民事诉讼程序中和解不同的是,法院对集团诉讼中和解协议有批准与否的权利。

(4)选择退出集团诉讼(opt—out of class action)。

(二)集团诉讼制度的适用范围分析

集团诉讼的第一个要件规定了集团诉讼的适用范围即人数众多以致全体成员都参加诉讼并加以合并审理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民事诉讼的典型形态是单一诉讼。尽管理论界对诉的构成要素存在两要素与三要素之争,但单一原告与单一被告的两造对立结构是民事诉讼的标尺。与此相对的被称之为群体诉讼。在群体诉讼中,是否有必要再继续分类?廖斌、郭云忠在《群体诉讼模式》一文中,根据群体诉讼的目的将其分为私益型群体诉讼和共益型群体诉讼{7}。其实,众多的集团成员根据是否可以参加诉讼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尽管人数众多,但是都可以参加诉讼,之所以合并审理是考虑到诉讼经济的需要。在这一类中,集团成员都是具名原告或具名被告,就该诉讼而言,原告或被告是特定的、具体的。第二类是,集团成员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不可能都提起诉讼,也不可能都参加诉讼;在实践中合并审理是不可能的。集团成员不可能都成为具名原告或具名被告,就该诉讼而言,原告或被告是不特定的、不具体的。对于这一类诉讼,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诉讼经济,更主要的是要解决集团成员在不可能都成为具名原告或具名被告的情形下,保障和实现集团成员的权利。因此,人数众多可以分为特定的多数和不特定的多数,能合并审理的多数和不能合并审理的多数,全部具名的多数和不可能全部具名的多数。集团诉讼的使用领域是不特定的多数、不能合并审理的多数、不可能全部具名的多数情形。

而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中,尽管分为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和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但在人数不确定时,规定了法院的通知程序,即要求集团成员申报权利,未申报的,在该诉讼中不具有当事人的身份。这实际上是通过申报程序予以特定化。因此,就一个具体的诉讼而言,案件的当事人都是具名的、特定的。显然,该制度的适用领域是特定的多数、能合并审理的多数、能够全部具名的多数。该制度能够解决诉讼经济的问题,但不能维护和保障未具名当事人的权利。

有些案件,尽管当事人人数众多,但是都可以具体化、特定化,都能够走进法庭,但依集团诉讼制度的规定,仍然不是集团诉讼;也有一些案件,当事人人数不是很多,但由于成员不可能特定、具体,仍有可能被认定为集团诉讼。这就证明集团诉讼的属性不在于诉讼经济,而在于集团成员在不可能都成为具名原告或具名被告的情形下,保障和实现集团成员的权利。这也是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未规定人数数量标准的原因所在。

(三)集团诉讼制度的独特属性——克服集团成员集体行动的障碍

传统法学理论的“有权利就必有救济”结论隐含着对人的一个行为假定即只要一个人的权利受侵犯,他必将寻求救济。依此,集团成员在其权利受侵犯时,必将积极地走进法庭,每个人都会成为具名原告。但在实践中并不是这样,在集团成员的利益因相同的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而造侵害时,大多数人不会主动地提起诉讼,也没有积极性地成为具名当事人。对此,经济学界已经做出了解释即集体行动的障碍。

集团成员能否采取一致的行动,取决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是否保持一致。奥尔森所称的“经济学第一定律”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是一致的。“有时,当每一个体只谋求他的自身利益时,群体的理性结果就会自动产生——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将个体为自己的努力联合起来,并保证结果具有社会效率。”{8}这是由亚当·斯密天才般地洞察并经几代经济学家严密论证而得出的对经济学及社会科学的规律性认识。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的一致性体现在“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必将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结论中,因为社会是最大的集体。如果个体理性与集团理性保持一致,集团成员能够采取一致行动。这是因为集团成员认识到,集团成员的个体利益蕴含在集团的共同利益中;个体利益的实现,是以采取集团成员一致行动来实现共同利益为前提的。

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一致的结论,受到博弈论的质疑。“囚徒困境”的经典模型,充分说明在信息闭塞的两人集体里,每个囚犯的理性与集体理性是不一致的。对此,奥尔森提出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第二定律即“有时,第一定律站不住脚,无论每个个体如何努力追求自己的利益,社会的理性结果最终不会产生。”“因此,个体理性不是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我们没有理由坚持认为有个体组成的集体必然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行事。虽然集体行动而得到的好处会远远超过采取行动而耗费的成本,但无论如何,他带来的后果是,不论在那个群体里个人是如何地理性与智慧,集体行动决不会产生。”[2]

集体行动存在的障碍首先来源于集团成员个人的成本——收益的分析结果。尽管从集团角度看,一致行动是值得的,但从个人角度看未必。如控制股东与少数股东,少数股东人数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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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肖建国.民事诉讼价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57.

{2}刘敏.当代中国民事司法改革(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24.

{3}江伟.民事诉讼法专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58,51,56,60,62.

{4}(美)玛莉·凯·凯恩.集团诉讼(J).外国法学译丛,1987,(3):39.

{5}肖建华.比较法研究(J).1999,(2):227,234.

{6}胡永庆.证券欺诈民事赔偿案件中集团诉讼模式之构建(J).比较法研究,2004,(4).

{7}廖斌,郭云忠.群体诉讼模式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26(2):43.

{8}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册(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53.

{9}谷口安平.程序正义与诉讼·中译本(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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