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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论欧洲人权机构对人身自由与安全权的保护
【英文标题】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Personal Liberty and Security in European Institution of Human Rights
【作者】 杨成铭【作者单位】 北京理工大学
【分类】 外国宪法
【中文关键词】 欧洲人权机构;人身自由;人身安全;保护
【英文关键词】 European institution of human rights; personal liberty ; personal security; protection
【文章编码】 1002—3933—(2007)02—0158—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2
【页码】 158
【摘要】

人身自由与安全权是一项重要的基本人权,同时也是实现其他权利的基础。作为《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后诞生的第一个区域性人权保护组织,欧洲人权机构通过其丰富的判例对“人身自由”与“人身安全”内涵作出界定,确立了人身自由与安全权保护的一系列标准,并注重对被依法剥夺人身自由者所享有的权利的保护,但是,欧洲人权机构在保护人身自由与安全权方面存在人权委员会与人权法院对个案的决定相互矛盾的问题,欧洲人权法院对个别案件作出的判决也存在对公约的规定适用不当和对该项权利保护乏力的问题。

【英文摘要】

Personal liberty and freedom are one of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to realize the other human rights. As the first regional institution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established after 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rough its cases, European institution of human rights defined the connotation of personal liberty and freedom, brought forward the regarding standards and stressed on the protection on the persons deprived of personal freedom. However, there was existing the contradict of decision between European 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s and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nd improper application of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feeble protection of the said right happed in certain decision of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616    
  
  

人身自由与安全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它不但是一项独立存在的人权,而且是实现其他权利的基础,宗教自由、议论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家庭生活权、迁徙自由及财产权等的充分行使必须以人身自由与安全为保证。《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对人身自由与安全权作了规定,由于该规定涉及到从程序到实体的诸多问题,欧洲人权机构在适用该条保护个人的人身自由与安全权时往往引起对公约的精神和其他条款的解释问题,而上述问题又会因不同案例而变得更为复杂…。欧洲人权机构在保护人身自由与安全权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判例,系统研究这些判例,对于深入了解欧洲人身自由与安全的保护水平和我国借鉴其做法大有裨益。

一、欧洲人权机构对“人身自由”与“人身安全”内涵的界定

《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在序言中将人身自由与人身安全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规定,但在后面的具体规定中仅涉及人身自由权。针对这一差异,欧洲人权委员会认为,与人身自由权相比,人身安全权是绝对的,因此,公约第18条的规定不能受到违反[1],因为对该项权利的任何限制都是不能允许的[2]。然而,欧洲人权机构在处理申诉时往往将上述权利视二为一。人权委员会在宣布受理阿德勒和比威斯诉联邦德国(Adller & Bivas v.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案中认为:作为仅指人身的自由与安全而言,从其固有的联系来看,“自由”与“安全”应视为一个整体。公约第5条第1款的“人身自由”意味着免于逮捕和拘禁,而人身安全意味着免于对该项权利的任意干涉。在戴耶诉英国(Dyer v.the United Kingdom)案和阿吉诉英国(Agee v.the United Kingdom)案中,人权委员会认为,为了保障个人的人身安全的权利,排除“任意干涉”意味着在作出公约第5条所规定的决定时必须符合现存法律有关程序和实体方面的要求。在波查诺案(the Bozano Case)的判决中,人权法院指出,公约要求,对个人自由的任何剥夺必须符合公约第5条的宗旨,即保护个人免遭专横。因此,在此情况下,它不仅关系到“自由权”,也关系到“人身安全权”[3]。

二、欧洲人权机构对人身自由与安全权的保护

保护人身自由与安全权意味着免于对人身自由的剥夺。剥夺(人身)自由是指公共机关违背个人意愿使用武力或以使用武力相威胁所采取的在特定时间内将其置于特定地点的措施{2}。《欧洲人权公约》对此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从公约第5条的规定来看,剥夺自由系指逮捕(arrest)和拘禁(detention)。对人身自由的剥夺并不当然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剥夺自由,要构成后者还必须考虑对自由剥夺的地点、时间、被剥夺自由者的意思。为此,欧洲人权机构通过处理此类申诉确定了地点、时间和意愿标准。

(一)地点标准

欧洲人权机构认为,通常将一个人限制在监狱里应构成对其人身自由的剥夺。但是,对人身自由与安全权的剥夺并非仅限于监狱这一特定地点,除此之外,在寓所里逮捕一个人[4]或将某人限制于教堂、学校、宾馆或羁押中心,即使该人能在上述地点自由活动,也可能构成对自由的剥夺。有时,上述地点可能本身是在运动的,例如,在波查诺案中,波查诺被拘禁在一辆开往瑞士边境的小汽车里。

将犯人羁押于监狱一般并不构成对其人身自由与安全权的侵害,但是,如果监狱设立的地点及其在该地点实施的监规可能使犯人与世隔绝的话,也可能构成对其人身自由与安全权的侵犯。在此方面,欧洲人权法院对古查蒂诉意大利(Guzzardi v.Italy)案的判决格外引人注目。申诉人古查蒂被怀疑是意大利黑手党的成员,他被意大利有关当局软禁于撒丁尼亚海岸附近的阿森纳拉岛。在白天,古氏只能在大约2.5平方公里的地面上自由活动。在警察严格的监视下,古氏曾几次获准赴撒丁尼亚旅行。人权法院在处理该案时确认:古氏在被软禁于阿森纳拉岛的期间,自晚上10点至上午7点他不能离开狱所;他必须每隔两天向当局报告一次;他使用电话时必须说明受话人的身份。尽管古氏的妻子和儿子起初与他居留在该岛上,他的岳父母和侄儿也不时到岛上同住,但鉴于上述环境使古氏难以获得与社会接触的机会,人权法院还是判决意大利警察当局的行为剥夺了申诉人的人身自由。该案判决生效以后,意大利政府为了避免再次受到指控被迫从监狱名单中勾掉了阿森纳拉岛。

(二)时间标准

被控国有关当局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也是判断该行为是否构成公约第5条所规定的剥夺人身自由的重要因素。在古查蒂诉意大利案中,人权法院认为,尽管古氏在阿森纳拉岛上享有一定的活动自由,而且有可能在较为广泛的范围内接触社会,但由于古氏在该岛上拘禁长达16个月,意大利警察当局的行为构成了对申诉人人身自由的剥夺。谨防骗子

从欧洲人权机构处理的大量有关人身自由与安全权的申诉来看,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确定的时间标准,这一标准只能根据有关案件的情况加以认定。如果一个人被命令跟随警察去警察局接受讯问,他在警察局停留半小时或许并不构成公约第5条意义上的“逮捕”,但是,如果他被戴上手铐,结论可能会大不相同{1}。在X与Y诉法国(X & Y v .France)案中,两个儿童因发生在教室里的失窃案在警察局接受讯问。人权委员会在其报告中认为,法国警察当局的行为并不构成对申诉人人身自由的剥夺,因为:讯问的时间短暂;讯问时门是敞开的,警察当局无意剥夺他们的自由[5]。

(三)意愿标准

如果经同意而剥夺个人的人身自由,这是否构成对公约第5条的违反呢?人权委员会和人权法院在此方面有着不同的实践,这些实践可以从尼尔森案(the Nielsen Case)案和S.S、A.M与Y.S.M诉奥地利(S.S,A.M & Y.S.M v.Austria)见其一斑。年仅12岁的尼尔森经他母亲——惟一的监护人同意住进一家精神病医院接受强制性治疗。尽管人权委员会承认尼尔森的母亲有权决定有关问题。且在本案中得到她的同意,但是,人权委员会认为,在认定是否存在对第5条的违反时,她母亲的同意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因为在人权委员会看来,尼尔森已经12岁,他能够认识他的处境,并可事先发表自己的意见。由于公约第5条也适用于未成年人,因此,申诉人在此情况下也应该有他自己的意志。尽管申诉人在医院里有独立的房间,被允许短时间看望他的母亲,并在后来坐出租车去上学,人权委员会得出结论:原则上未经申诉人同意而将其置于精神病医院应视为对其人身自由的剥夺[6]。人权法院也承认,监护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是,它认为,尼尔森尚处于通常应由其父母作出有关决定的年龄,尽管上述决定可能违背尼尔森的意志,因此,经监护人的请求,像尼尔森这样的未成年人可以准允住院。另外,申诉人尼尔森在医院受到的种种限制对于一个接受医疗的12岁的小孩来说也是正常的。因此,人权法院判决该案不存在对公约第5条的违反[7]。在3人庇护案中,奥地利出入境管理当局拒绝前来庇护的S.S先生、A.M先生和Y.S.M先生入境。人权委员会认为,由于上述3名庇护请求人是按自己的意志来到奥地利边境,并可在任何时间自由离开奥地利,本案不存在对申诉人人身自由的剥夺。然而,人权法院却认为,如果没有其他的国家准备允许庇护人入境并给予其希望在奥地利获得的保护,那么,申诉人自由离开机场过境通道的可能性便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因此,奥地利有关当局的行为构成了对3名庇护请求人人身自由的限制[8]。

尽管在尼尔森案中人权法院作出了与人权委员会的决定不同的判决,但从人权法院的审判实践来看,它更倾向于申诉人的同意并不当然排除被控国的行为对公约第5条的违反。在德·威尔德、欧姆斯和威斯普案(the De Wilde Ooms and Versyp Case)中,人权法院坚持认为:“自由权在公约所维护的民主社会中是十分重要,一个人不能仅仅因为同意受到拘禁就丧失公约对其保护所形成的利益”[9]。因此,人权法院得出结论,即使个人同意受到拘禁,拘禁也可能违反公约第5条的规定。

三、欧洲人权机构对被依法剥夺人身自由者所享有的权利的保护

按照《欧洲人权公约》的规定,个人的人身自由被依法剥夺以后,享有被通知、被送交法官并在合理的期限内受审、对剥夺人身自由措施进行司法审查和可执行的赔偿的权利[10]。欧洲人权机构对此类申诉严格按照公约的规定加以审查和处理,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判例法实践。

(一)被通知权的保护

欧洲人权机构在处理此类案件时,首先审查有关当局是否履行通知的义务。在福克斯、坎普贝尔和哈特利案的判决中,人权法院指出:他(指申诉人,笔者注)应被以他所能理解的简单而非专业性的语言告之被逮捕的基本的法律和事实理由,以便他在认为适当时依第4款的规定要求法院对逮捕的合法性加以审查。人权委员会和人权法院认为,公约第5条第2款所要求的通知不必采用特定的形式,甚至不必采用书面形式。在对拉米案(the Lamy Case)的判决中,人权法院认为,在此阶段,有关当局没有义务制作档案材料以便被逮捕者的辩护人查阅。在福克斯、坎普贝尔和哈特利案的判决中,人权法院认为,通知的内容是否充分应根据个案案情分别加以确定。在该案中,人权法院指出,在通知中仅仅指明逮捕的法律理由是不够的,但本案不存在对公约第5条第2款规定的义务的违反,因为申诉人可以从逮捕后的数次讯问的内容中推测逮捕的理由。其次,欧洲人权机构审查通知的立即性。在对福克斯、坎普贝尔和哈特利案的判决中,人权法院认为,被控国当局在逮捕申诉人之后进行了3次讯问,这3次讯问分别持续了4个半小时、6个半小时和3个小时。上述讯问不应被排除在公约第5条第2款所规定的“立即”这一时间限制之外。在对穆里案的判决中,人权法院也持类似观点。

(二)送交法官与受审的权利

《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第3款规定:“依照本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而被逮捕或拘留的任何人,应立即送交法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的官员,并应在合理的时间内审判或在审判前释放。”欧洲人权机构在监督成员国施行该条款时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人手:

第一,审查移交的时间是否是“立即”。在X诉荷兰案中,人权委员会认为,荷兰有关当局在逮捕申诉人至将申诉人移交法院之间的4天期间符合公约的要求,而且,人权委员会认为,荷兰在此方面的立法与欧洲理事会其他成员国的一般趋势相一致。在X诉比利时案中,人权委员会指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5天的期间才可被接受。在处理德·加、巴尔耶特和凡·登·布林克案和斯科格斯多姆案时,人权委员会认为,7天和11天的期间不能被接受。在德·加、巴尔耶特和凡·登·布林克案中,人权法院认为,受控国有关当局在逮捕申诉人至将他们移交给法官的7、11和6天的期间违反了公约第5条第3款的规定。

第二,审查是否移交给法官或其他司法官员。按照公约的规定,有关当局在逮捕或拘留任何人后,应立即送交法官或其他司法官员。有此情形下,受移交的主体是法官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的官员。在实践中,对于受移交的法官很少存在争议,但对受移交后者却颇有争议。人权法院在对斯哥瑟案、斯科格斯多姆案、凡·德·斯路吉斯、泽德威尔德和克拉帕案和敦霍夫和杜耶案的判决中指出,公约所指的“官员”必须满足下述三个条件:(1)独立性。(2)在程序上他有义务亲自审问有关个人。(3)在实质上他有权决定拘禁是否合法,并有权在他认为拘禁不合法时下令释放任何个人。在处理斯科格斯多姆案时,人权委员会认为,上述3个条件未能得到满足,因为公诉人在决定继续拘留申诉人时,他集调查和起诉职权于一身,从而丧失了应有的独立性,而且,他本人也未亲自审问申诉人。人权委员会强调,公约第5条第3款所规定的官员应亲自履行其职责,由他人代为履行是不能被允许的。人权法院在处理3个诉荷兰案件时认为,《荷兰军事法典》的有关规定与公约第5条第3款不相符合。首先是法典所规定的军事助审不能认为是“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的官员”,因为他只有决定对申诉人拘留的权力,而无命令释放申诉人的权力。其次,军事助审在同一个案件中行使起诉职权,因此,他有可能被认为没有独立于当事各方。

第三,审查是否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或在审判前释放。《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第3款在施行时首先遇到的一个困难便是能否将“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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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R.St.Macdonald,F.Matscher,H.Petzold,the European System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s(1995),p.278,288.

{2}A.Kohl,Implications de Lartice 5 de la Convention,1989 edition,p.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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