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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司法解释权限的界定与行使
【英文标题】 Definition and Application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Power
【作者】 刘风景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方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司法
【中文关键词】 司法解释权限;立法法;司法公正;法律解释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3
【页码】 207
【摘要】

《立法法》修改新增加的第104条,对司法解释的制定主体、启动因由、解释对象、除外情形、解释标准和监督机制等问题作出规定,对司法解释权限重新做了界定。《立法法》第104条蕴含的价值目标主要有坚持和维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保司法公正,保障审判独立和严守司法解释权限。最高人民法院应以贯彻实施立法法为契机,依据《立法法》第104条规定,提高司法解释工作的法治化程度。在司法解释的诸形式中,对“规定”来说,实体性的应予废除,程序性的可以保留;“批复”应逐步被指导性案例所替代;“解释”可以保留,但其内容与体例都需改变。全国人大常委会应明确《立法法》第104条与《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关系,强化对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加强法律解释,提高立法质量。

【英文摘要】

The newly added article 104 in the Law of Legislation stipulates the subject for making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causes, the object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exclusions, interpretation standards, supervisory mechanism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and redefines the limitation on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power. Article 104 implicates many value targets such as persevering in and maintaining the People’s Congress System, guaranteeing the judicial justice, ensuring the independence of trial, and observing strictly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limits.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shall take the opportunity of implementing the Law of Legislation to enhance the degree of legalizationin the work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light of article 104 of the Law of Legislation. In various forms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substantive ones shall be abolished, while procedural ones shall be reserved in the aspect of “provisions”;“judicial reply” shall be replaced gradually by guiding cases;“interpretation” shall be reserved with its substance and modes being modified. NPS Standing Committee shall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icle 104 of the Law of Legislation and the Resolution on Strengthening the Legal Interpretations, intensify the case record review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improve legal interpretations and enhance the quality of legisl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4351    
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法律的授权,对如何具体运用法律问题作出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规范性解释。[1]
  司法解释在整个法律渊源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它与宪法、法律、法律解释有着紧密的联系,涉及司法权与立法权的界分,直接影响着审判权的范围与行使方式,关系到公民权利的司法保障,具有浓厚的宪政意涵。2015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修改《立法法》,共涉及46个条文的修改、增加和删减。对此,大家聚焦于实现改革与立法决策相衔接、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规范规章权限等方面的法律规定,而对新增加的关于司法解释之规范和监督的第104条规定,则少有关注。因而,从理论上完整准确地阐释《立法法》104条规定的含义,有助于正确地把握司法解释乃至审判制度改革的方向,提高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和备案审查工作水平。
  一、《立法法》104条的主要内容
  立法法第104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遇有本法第45条第2款规定情况的,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或者提出制定、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第1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自公布之日起30日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第2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外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不得作出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第3款)在此,我们运用法释义学的方法对该法条的内容与形式、结构与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以期正确地把握司法解释的权限范围、制定方式与监督机制。
  第一,制定主体:专属最高人民法院。从法律地位上看,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司法解释权,既有权源的合法性也有现实的合理性。各国通常设置了初审、上诉审和终审等层次不同、功能有别的审判体系。在司法金字塔结构中,最顶部的司法机构能充分理解立法精神和国家的政策意图,因而在保持国家法制统一和形成司法政策方面的功能更加突出,它能够超越个案事实而制定抽象的司法解释。在我国,司法解释的制定权属于最高人民法院,而具体制定法律解释工作则由其审判委员会来负责。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第1款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除了具有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职权外,还拥有讨论、通过院长或副院长提请审议的司法解释草案,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的司法解释和案例等的职权。
  司法解释的制定权专属于最高人民法院,也意味着其他的主体都不得染指其间。
  2012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得制定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通知》重申,地方“两院”一律不得制定在本辖区普遍适用的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在法律文书中援引。然而,地方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的动机依然强烈,特别是高级人民法院,在有相关司法解释的前提下,制发属于具有“司法解释”性质的司法文件并不在少数。对此,《立法法》104条第3款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外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不得作出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
  第二,启动因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就与待决案件之间的先后关系而言,司法解释可分为“事先解释”与“事后解释”,其中的“事先解释”之正当性常为人所怀疑。2014年8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对立法法修正案(草案)进行初次审议后,法制工作委员会将修正案(草案)印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大常委会,以及其他单位征求意见。有的地方建议将司法解释“应当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修改为“应当针对具体的案件、具体的法律条文”。还有的地方建议明确司法解释只能限定于对个案的批复,而并非对法律条文本身的解释。有的部门建议明确规定“两高”的司法解释只能针对具体案件,无具体案例不能先行释法。从学理上看,“事先解释”属于立法范畴,“事后解释”则属于法律实施范畴,作为法律解释一种特殊形式的司法解释,只应存在于法律实施领域。
  纠纷解决是法院工作的重心和存在的正当理由。[2]
  只有将法律规定与每个具体案件相联系,即用法律解决待判案件时,才发生法律解释问题。上述意见虽有一定道理,但并没有为新立法法所采纳,这意味着司法解释的启动因由相比“针对具体的案件”要宽泛些,可在一定程度上与具体案件相脱离。如果在审判工作中,出现“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即可作出司法解释。
  第三,解释对象:“具体的法律条文”。关于司法解释的对象与范围,可通过对“应当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这一表述的分析予以读解。
  首先,“具体的法律条文”意味着,司法解释的作出必须经由法律条文。“没有法律条文,就没有法。”[3]
  法律条文是权利义务内容的文字表述形式,也是司法解释的对象。拉伦茨认为:“解释的标的是‘承载’意义的法律文字,解释就是要探究这项意义。假使要与字义相连结,则‘解释’意指,将已包含于文字之中,但被遮蔽住的意义‘分解’、摊开并且予以说明。透过解释,我们可以‘谈论’意义,换言之,我们用其他语词更清楚、更准确地表达它,使它可以传达给他人。解释程序的特征是:解释者只想谈论文字本身,并不想对它有所增减。”[4]
  “具体的”法律条文不同于法律原则或抽象的法律条文,它是法律文本中有着具体权利义务内容的条、款、项、目等的法律规定。再者,司法解释只限于解释“法律”之条文,而宪法的解释权则归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不得擅自进入。还需申明,对理解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认定事实进行指导的司法意见,因其指向的对象不是法律,是最高人民法院为各级法院提供的办案方法、规则,供各级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参考,不宜作为司法解释的对象。[5]
  其次,“针对”意指对准具体事物的人之活动。比较而言,面向、朝向等活动,只要是大致方位上不违背即可;而“针对”指向的事物对象更加特定、目标更加准确,仅仅瞄向“靶面”是不够的,必须精准地指向“靶心”。从语用学的角度看,“针对”一词不能与法律原则或抽象法律规定相搭配,司法解释指向的只能是权利义务内容具体的法律条文。2014年12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座谈会,邀请专家学者对立法法修改提出意见和建议。有人提出,针对当前全国人大立法任务重和法律供给不足的情况,在加强人大监督审查和程序制约的基础上,应当允许最高人民法院不针对具体条文和案件,作规范解释,否则各地对同类案件的判决将差别很大,影响司法权威。立法机关经过慎重考量,未采纳上述观点,仍规定司法解释应当着重解决在审判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意欲解决司法解释立法化的意图非常明显。
  再次,司法解释的对象“主要”是具体的法律条文,但它并不完全排斥其他因素。“在现代的法典秩序中,制定法——包括宪法以及基于制定法发布的规范(比如行政法规和规章)——是解释的首要客体。”[6]
  司法解释的对象虽主要是具体的法律条文,但也应仔细考量立法理由书、草案、审议记录等立法文献,以及立法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技术等附随情况。
  司法解释的对象固然不限于“具体的法律条文”,但对其他方面因素的解释必须“通过”具体法律条文进行。
  第四,除外情形:不得制定司法解释的事项。审判工作中遇有“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不属于司法解释的权限范围,应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或者提出制定、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这里的“应当”有两层意思:在积极方面,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应有完善法律体系的强烈责任感,如在审判实践中发现《立法法》45条第2款的情形,须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或者提出制定、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否则,即属怠于行使职权;在消极方面,设置了司法解释不得进入的法律保留区域,否则,即为超越职权,擅自制定司法解释。
  第五,解释标准:“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德国法学家阿列克西认为:“比解释规准的数目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排序问题。不同的解释规准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鉴于这一事实,只有在能够为它们的排序确定严格标准的情况下,它们才可能通过证立来保证获得某种(正确的)结果。”[7]
  如果只有解释方法,没有解释标准,负责裁判的法院和法官无异于甩掉镣铐的狂舞者,依法裁判就是一句空话。目前,司法解释存在的各种问题,原因复杂、盘根错节,但必须承认这与过去解释标准不明确高度相关。为此,立法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
  首先,司法解释应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关于法律解释标准,学界有客观说与主观说之争。客观说认为,法律自从颁布时起,便有了它自己的意旨。法律一旦开始适用,就会发展出固有的实效性,它将逾越立法者当初的预期,法律解释的目标就是探求这个内在于法律的意旨。另一方面,主观论的法律解释目标是探求立法者事实上的意思,亦即立法者的看法、意图和价值观。主观论的理由是:(1)立法是立法者的意思行为,立法者通过立法表示他们的看法和意图,借助法律实现所追求的社会目的;(2)立法者的意思是一种可以借助立法文献加以探知的历史事实,所以,司法机关的审判或决定便不会捉摸不定,从而保证法的确定性;(3)依据权力分立原则,司法机关应依照法律审判或决定,而法律则只能由立法机关来制定。所以,立法者的意思应是法律适用中的决定性因素,法律解释也应以探求立法者的意思为目标。[8]
  司法解释应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即意味着立法机关采纳了解释标准的主观说。对于立法原意,首先应从法律的自身内容,如序言、总则、条款甚至标点中去探求。“解释法律乃是法庭的责任,如法庭以主观意志代替客观判断,同样可以造成以一己的意志代替立法机关原意的情况。”[9]可以说,司法解释应忠于立法原意,其应然的图像是“写真”而非“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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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司法解释应“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这可读解出相对于裁判活动而言,“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是事先存在的,而不是后来赋予、添加的;司法解释不得对法律规定作扩大或缩小解释,更不得同宪法、法律的规定相抵触;相应地,是否“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也是判断司法解释是否合法的尺度。
  再次,司法解释应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此处的“并”字,意指司法解释的标准是双重的,既需“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也要“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立法者的意图、法律条文的含义和解释者的理解,通常情况下是一致的。[10]
  法律条文是法律意义的载体,它既是解释的对象,也是解释的标准。司法解释的制定,必须“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要受到文义标准的严格限制。“由一般的语言用法获得的字义,其构成解释的出发点,同时为解释的界限”。“字义可以划定规定可能的解释界限,因此应该由此开始解释的工作;由此自然很快会趋向——该规定与其他规定之间的——意义脉络。”[11]
  司法解释的制定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同时应当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
  第六,监督机制: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属于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自公布之日起30日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按照《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的规定,司法解释由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负责报送。司法解释备案内容包括:备案报告、公告、司法解释文本等,装订成册,一式10份。报送备案的司法解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负责接收、登记、存档,并分送内务司法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于与宪法、法律、法律解释相违背的司法解释,由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研究意见;如果最高人民法院不予修改的,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综上,立法法第104条的规定包含以下含义:(1)制定主体:最高人民法院;(2)启动因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3)解释对象:“具体的法律条文”;(4)除外情形:“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不属于司法解释的权限范围;(5)解释标准:“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6)监督机制: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
  二、《立法法》104条的体系把握
  分析和综合是人们把握世界的两种方式。分析是把一个事物分解为各个部分加以考察的方法;综合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结成一个整体加以考察的方法。“科学的思维,就是一种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过程”。[12]
  对法条的理解,既需要运用分析方法,将各个细节放大、透析;也要运用综合的方法,根据某一法条在法律体系上的位置,以确定它的意义、内容、适用范围、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将《立法法》104条规定置于整个立法法文本甚至整个法律体系之中进行观察和把握,有助于深化对其性质、职能的认识。
  第一,位阶:升格为基本法律条款。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凡属于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这是立法法修改前对司法解释作出规定的最重要法律文件,属于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而立法法是基本法律,权威性更高、职能更重要。“在每一国家中,基本法就是取消了以后,国家将像屋基被毁的房屋一样,无法成立并彻底解体的法律。因此,根据基本法这种法律,臣民就必须支持已经赋予主权者(不论是君主还是主权会议)、而国家缺了又无法维持的一切权力。诸如宣战、媾和、司法、任官以及主权者做出他认为对公共福利有必要的一切事情的权力等都属于这一类。非基本法则是废除之后不会使国家解体的法律。例如有关臣民争讼的法律便属于这一类”。[13]
  基本法律是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具有全局性、长远性、普遍性和根本性的法律文件,它所调整和规范的事项有的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关系,有的是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某一方面的基本关系,有的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制度,有的事关国家主权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将司法解释问题规定于作为基本法律的《立法法》之104条,体现了司法解释本身的重要性,以及立法机关对司法解释问题的高度重视。
  关于基本法律的效力问题,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学者间也存有较大分歧。有人认为,基本法律与其他法律之间具有同等的效力。[14]
  还有人认为,基本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仅次于宪法而高于其他法律的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某个领域重大和全局性事项作出规范的法律文件。[15]
  对属于基本法律的立法法的效力等级问题,需要进行细致严密的学术论证与实证考察方能得出结论,本文不予涉及。退而言之,即使立法法的效力等级等同于其他法律,对于司法解释的相关问题,当《立法法》104条规定与《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之间不一致时,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适用规则,应优先适用该法条。
  第二,职能:监督与规范并重。1981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需要,制定了大量的司法解释,为正确理解和准确适用法律提供了依据,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有的司法解释已经超越了对属于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进行解释的范围,对本应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或者作出法律解释的事项进行了解释;有的司法解释不符合立法原意,甚至违背立法原意;司法解释的内容和形式也存在不够规范的现象,如对同一问题作多次解释,而且内容上也不尽一致;有的司法解释在名称上有解释字样,有的司法解释则为通知、答复、批复等。[16]
  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是宪法赋予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是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明文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监督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职权,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内容,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进行监督是有法律依据的。
  2006年8月7日通过的监督法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视为规范性文件,与法规规章一样,纳入国家的法律监督体制,接受审查监督。该法第31条、第32条、第33条专门对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制度做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属于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而最高人民法院不予修改或者废止的,可以提出予以修改、废止的议案,或者提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法律解释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但是,监督法因其立法宗旨、调整范围的限制,只能对司法解释的监督问题作出规定,没有对更为重要的司法解释规范问题作出规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在立法法修改时,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法学专家、法律实务工作者等纷纷提出意见,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对司法解释的规范和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立法法》104条对司法解释除了有事后监督的规定外,还有司法解释的制定主体、启动因由、解释对象和解释标准等规范方面的内容,它是调整司法解释之制定与适用的核心法律条文。
  第三,实施:准用立法法相关规定。位置决定性质。对某个法律条文作解释时,必须考虑该条文在法律上的位置及其与前后条文之间的逻辑关系。被置于《立法法》附则部分的104条,与立法法其他条文之间存在何种联系,还需仔细探究。附则“在一般分章法律中为最后一章,为整体包括总则及分则之辅助性、补充性之规定,又称为附属规定”。[17]
  在成文法文本中,总则、分则规定的内容与附则规定统一篇章,相互之间体现为主体部分与附带部分的关系。2014年12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座谈会,邀请部分曾参与2000年立法法制定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对立法法修改提出意见和建议。有人提出,立法法的调整对象是立法活动,司法解释是对法律应用的解释,因此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及其限制,不宜由立法法规范。2015年3月8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李建国对《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所作的说明指出:“司法解释对于司法机关依法正确行使职权是必要的。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针对目前实践中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根据各方面的意见”,立法法的修改增加了关于对司法解释的规范和监督方面的内容。[18]
  司法解释原本不是立法法的调整对象,但考虑到司法解释与立法法关系密切,司法解释的形式与功能都类似于法律,具有立法的属性,近期制定专门的法律解释法或司法解释法的条件还不成熟,遂将司法解释的相关问题规定于立法法之中。《立法法》104条将司法解释规定于附则部分,也意味着立法法与司法解释之间有着诸多的相通之处,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可用于司法解释的调整。特别是关于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2015年3月1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提到:“一些代表对有关法规和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的范围、程序提出了一些意见,建议加强备案审查工作。法律委员会认为,有关备案审查的制度,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地方组织法和监督法中都有相应规定,法规和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除依照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外,还要依据上述独立的规定进行。因此,上述法律已作出明确规定的,可不在立法法中再作规定。”为了节约立法资源,提高法律调整的效率,立法法第五章中有关备案审查的规定以及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可以“准用”于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
  三、《立法法》104条的价值目标
  基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立法法》104条对司法解释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结合宪法、监督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可推导出该法条所意欲实现的重要价值目标。
  第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习近平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19]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要求依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法规来展开和推进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不夸张地说,法院能否造法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与根本政治制度紧密相关的政治话题。对此,国内外法学界存有争议,相应地,在理解司法解释的性质与功能等问题上的认识也差别较大。美国法官卡多佐认为:“司法过程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发现法律,而是创造法律。”[20]
  我国有学者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必然会面临代议民主制的贫困问题——社会对高质量立法的需求让代议机关力不从心。进而,必然要有那么一些机构,勇敢地拉起‘法律解释’的大旗,通过富有智慧的工作,使法律在立法机关未来得及补充或修改之前,得以不断地展现其可能具有的意义,甚至以‘法律解释’为名创制规则,机变地解决各式各样的新问题,从而适应和推动社会变革。”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丰富和扩大了法律的意义空间,它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甚至使举足轻重的作用”。[21]爬数据可耻
  沿此进路,最高人民法院需要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当然可以制定造法的司法解释。
  与此相反,德国法学家魏德士认为,“不去查明立法者的规范目的或者不经说明就背离它的人,将使自己脱离法律约束从法律仆人变为法律的主人。”[22]
  我国有学者指出,“司法解释的功能并不是重构法律规范,而是在已有法律的基础上,从历史、现实与未来发展的关联上,去探究并进一步推导体现在法律条文中的立法思想,最终借助于各个层次上的司法活动,使其得以实现。为此,司法解释就必须以现行法律明文规定的内容为对象,绝不能任意越权去修改、变更立法内容,更不允许脱离立法的规定去创制新的法律。”[23]
  在中国的法治环境下,这种观点颇有代表性,更易为人们所接受。“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都不宜由司法解释作出规定,而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或修改法律。如果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在现有法律规定中难以找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案、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制定、修改有关法律予以解决。
  在我国的现行政治体制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拥有国家立法权,最高人民法院是法律适用机关。制定司法解释的目的就是贯彻实施法律,应以法律规定本身为起点和依归。“如果法律颁布机关和法律适用机关之间总发生冲突,就意味着深层次的混乱,那么在两者间进行协调就势在必行。”[24]
  司法解释修改、变更法律规定内容,创制新的法律规范,就属于侵犯立法权的“越权解释”。司法解释应当以现行法律明文规定的内容,法律条文的内涵和外延,就是解释的对象和范围;司法解释必须在符合立法原意并在原有法律条文用语的逻辑含义范围内进行。
  第二,确保公正司法。概念法学认为,立法者对于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科学严谨的认识能力,能够找到有效的解决之策。法律在内容上可以做到完整无缺、明确无误,任何案件都可以从现行法律中找到唯一的正确答案。法官只需要根据适当的逻辑推理,就可以从现有的法律条文中得出正确的判决。现代社会已经放弃了这种“自动售货机”式的法律适用观念,认识到法院在司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进而言之,作为司法活动的司法解释之制定,并非形式逻辑的推演,而需要进行复杂的利益取舍、多元的价值选择,必须恪守特定的司法伦理,由公正司法原则加以引导和担保。
  公正司法内在地要求司法解释须平等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一种法律秩序、一种法学和一种司法倘若不意识到不可放弃的基本权利和人权的实质性的价值秩序,就可能成为当时统治者为所欲为的工具。”[25]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人民法院的法定职能,也是判断审判工作质量的重要尺度。2003年12月26日公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9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该司法解释明显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致使同一案件中死亡受害人为城镇居民或者农村居民之身份不同,而致死亡赔偿金标准差别较大,即“同命不同价”,为社会各界所诟病。
  可以说,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有效的保障,是司法解释合法化的最重要理由。
  公正司法也要求司法解释不得成为审判机关牟取私利的工具,应以实现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如果制度约束松弛,法院、法官有时就会擅用公权力干预社会生活,牟取私利。例如,1998年6月19日通过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3条规定:“下列证据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1.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并已提出调取证据的申请和该证据线索的;2.应当由人民法院勘验或者委托鉴定的;3.当事人双方提出的影响查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材料相互矛盾,经过庭审质证无法认定其效力的;4.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自行调查收集的其它证据。上述证据经人民法院调查,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负责举证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审判方式改革前的法院收费办法是根据当时法院审理案件所支付人力、物力、财力等的成本总和而核定的;改革后,当事人自行收集证据的负担加重,对抗制庭审方式也使当事人聘请律师的费用增多,而法院办案效率提高,单位案件的成本将大大降低,但诉讼费标准却没有改变。可以说,该司法解释带有明显的“寻租”色彩。[26]
  再如,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有权通过抗诉的方式对法院裁判进行监督。但是,从1995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发布多部司法解释,对检察院就诉前保全程序、先予执行秩序、破产程序、执行程序中的裁定以及对仲裁裁决进行审查后做出的裁定提出抗诉,均以“没有法律依据,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不予受理”为由排斥检察院的监督。[27]
  “如果心中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拘泥于部门权限和利益,甚至在一些问题上讨价还价,必然是磕磕绊绊、难有作为。”[28]
  最高人民法院应当从权力行使便利、更高的经济收入、较小的工作负荷等自身利益的洼地中走出来,站在公共利益的高处制定司法解释。
  公正司法是审判工作的灵魂,最高人民法院包括作出司法解释等在内的各项工作,都必须着力追求的价值准则。
  第三,保障审判独立。审判独立是一个重要的法治原则,旨在保障法院客观、中立、公正、高效地审理案件,防止其他主体的不当干涉。《宪法》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作为审判独立原则的延伸,《宪法》127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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