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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论严惩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
【作者】 孙素文【分类】 刑事诉讼法
【期刊年份】 1989年【期号】 5
【页码】 8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929    
  
  

我国刑法制定于经济体制改革之前,既不可能将经济领域中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犯罪现象包罗无遗,也不可能频繁修改,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刑法总是落后于经济生活的变化,难于适应当前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需要。因而国家通过修正型立法方式;即立法机关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通过单行刑事法规对刑法有关经济犯罪的规定进行修改、补充、完善;或散在型立法方式,即在经济法规中,根据刑法,对有关经济犯罪作出照应性或者比照的规定。近几年来,围绕打击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活动,我们已经制定了相当数量的经济法规,注意在这些经济法规中增加对经济犯罪的刑事罚则。同时,全国人大1982年3月,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1988年1月,全国人大又通过了《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部分地修改、补充了刑法打击经济犯罪的条款,提高了刑法对部分经济犯罪的法定刑,对一些危害严重的经济犯罪增加了新罪名。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加强了这方面的司法解释。毋庸置疑,这些规定都是我国经济刑事立法的组成部分,是我们处理经济犯罪的法律依据。这对于遏制经济犯罪,对于充分发挥刑法在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保障功能,起到重大作用。然而,不可否认,我国经济刑事立法环节尚很薄弱,在及时、协调、严厉、有效、可行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到立法与执法环节上的统一和完整,妨碍着对经济犯罪的有力打击。

一、经济刑事立法不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打击经济犯罪同步协调发展,缺乏适时性。在商品经济日趋发展的形势下,经济犯罪不仅在质和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主要表现在:其一,过去认为是经济犯罪的行为,今天却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反之,过去不认为是犯罪,今天却因其社会危害性愈来愈大,被认为是犯罪而给以刑罚追究。如产品经济时期,长途贩运、承包渔利等被认为是投机倒把行为,而今天却是合法行为;挪用公款行为原来只给以党政纪处理,而今天则被认为是挪用公款罪而给以刑罚追究。其二,传统财产犯罪中衍生出更大的犯罪。例如,诈骗犯罪中衍生出的合同诈欺、贷款诈欺等,它们虽具有传统诈骗的外观,但其侵害的客体主要是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而不是财产所有权。其三,随着新型经济关系的不断涌现,产生了与此相适应的各种新的经济犯罪现象和类型。如当前的“官倒”现象、“法人犯罪”现象,国家公职人员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行业犯罪”现象等;还如新的犯罪类型;挥霍浪费公共财产的犯罪,破坏经济合同的犯罪,破坏国家资源方面的犯罪,污染食品、环境的犯罪,侵吞私营企业和承包经营企业财产的犯罪、破产诈欺、贷款诈欺、保险诈欺方面的犯罪,哄抬物价、坑害消费者利益方面的犯罪等。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由于刑法无明文规定,我们的经济刑事立法没有对经济犯罪的这种多变性做出灵敏的反映,立法跟不上,人们认识不一致,政策界限不清,使司法机关在办案中不得不对许多问题“放一放”、“等一等”、“看一看”,使打击经济犯罪不可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疏而不漏。

二、对打击经济犯罪的法律规定,缺乏应有的明确性。经济犯罪不同于杀人、放火等传统的刑事犯罪,索有“隐形犯罪”之称。因为犯罪分子往往以特定的身份为掩护,以搞活经济为幌子,在本人参加的经济管理活动中进行犯罪,而且其不法内涵常常与当时的经济政策、经济法规息息相关。同此,根据其隐蔽性的特点,经济刑事立法对经济犯罪的规定,不宜象对传统刑事犯罪那样,采用简单罪状,而应当采用叙明罪状,尽可能详细描述经济犯罪的构成特征(包括主观特征和客观特征),严格措词,这样才能使公民充分认识经济犯罪的不法内容,警戒犯罪分子,也有利于司法部门划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但综观近几年来的经济刑事立法,却在这方面注意不够。一是修正型立法方式,对有关经济犯罪的修改、补充,主要着眼于从严惩处,很少涉及犯罪构成内容,经济法规刑事罚则中的对照或比照性条款,也是笼而统之,只规定“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无法在犯罪构成方面适应业已变化了的经济犯罪构成。二是措词不严谨,罪名含混不清。例如,《决定》将套汇与走私并列,将索贿与受贿并称,这种表述方法极易引起罪名上的混乱。《决定》还在对刑法152条盗窃罪的法定刑作补充修改以后,又指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犯前款所列罪行,情节特别严重的,按前款规定从重处罚。但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盗窃公共财物的,实际上构成了贪污罪。这样,《决定》就混淆了盗窃罪和贪污罪的界限。上述问题的存在,造成司法实践中,由于认识和理解上的不一致,在罪与非罪、此罪与披罪以及量刑上出现很大的差异,影响司法机关正确定罪量刑。

三、经济刑事立法对打击经济犯罪缺乏应有的严厉性。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犯罪严重干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其社会代价远比普通犯罪大,受害者(包括潜在的和间接的)数量远远超过通常犯罪的被害者数量。但我国刑法对经济犯罪的处罚规定却和其危害性极不相称。如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一章中十几个的量刑显然俯轻,对经济犯罪分子起不到应有的阻吓作用。《决定》和全国人大两个《补充规定》,也仪提高了部分经济犯罪的法定刑。而司法解释对贪污、受贿等立案标准以及判刑的数额与盗窃、诈骗等传统刑事犯罪显失均衡。另外,根据经济犯罪危害性的特征,在经济刑事立法上,应大量采用危险犯、行为犯的构成形式,不以实际发生一定的损害结果作为构成犯罪或者犯罪既遂的要件。如传统的诈骗犯是结果犯,以是否骗到财物作为既遂和未遂的划分标准。而保险诈骗犯罪,真正把保险金诈骗到手的是少数,而主要危害在于破坏社会主义保险制度。因此,在经济刑事立法中,应将其规定为行为犯,只要出于诈骗保险金的故意,向保险公司非法索取保险金就构成犯罪,不以实际占有保险金为要件。唯此,才能充分体现刑法对经济犯罪的否定评价的严厉性。

四、经济刑事立法活动中相互不协调的现象突出。一是刑法典与单行刑事法规和散在型立法规范之间的不协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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