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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清华法学》
法律如何调整变化的社会
【副标题】 对“持法达变”思维模式的诠释【作者】 陈金钊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方法研究院{教授,法学博士}
【分类】 法律社会学
【中文关键词】 法治思维;法律思维;持法达变;法治修辞;法律方法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79
【摘要】 法律调整是通过法律规制思维、支配行为,进而实现对社会矛盾的化解。由于社会复杂多变,促成了三种基本的法治思维模式:一是面对复杂社会,以简约的法律进行调整,即“以简约应对复杂”。二是面对变化的社会,在“以不变的法律应对千变万变的社会”。三是“持法达变”,但根据法治要求,需要万变不离其法。这里的“持法”意味着,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实现法治的目标不能随便改变;法治的精义(诸如把权力圈在制度的笼子里面)不变;法律的稳定性、法律意义的固定性等不能轻易改变;面对众多的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规范选择的法律至上不能改变。“达变”包括法律意义的变化,而且也包括法律所调整社会关系的改变。“持法达变”的思维方式能削除权力行使的任意性,克服随机应变所导致的法律的不确定性,维护法律意义的稳定和安全性。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9550    
  目次
  一、“持法达变”所要解决的问题
  二、持法达变思维模式的意义
  三、如何做到“持法达变”
  四、结语
  
  法律如何调整社会是法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在“中国知网”中以“法律调整”为篇名进行搜索,有文章1004篇(截至到2018年11月8日),以“法律调整”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有文章680篇。对其进行初步的分类研究发现,有关法律调整的研究基本围绕着两个方面展开:一类是对“关系”的调整;一类是对“行为”的调整。关系调整包括运用法律对经济关系、党政关系、阶级关系、劳动关系、家庭关系、医患关系、土地关系、诉讼关系、分配关系、民族关系、邻里关系、政企关系等进行法律调整。关系调整基本是运用法律关系,调整具体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有两种基本的方式:一是用法律规定直接确定主体间的抽象法律关系;二是用合同在具体主体之间建构法律关系。对行为的调整主要是违法行为的制裁和对合法行为的鼓励来实现。现有的法律主要是对行为和关系的规范调整。两种调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主要就是在行为之中引入法律,进而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然而,由于学者过度关注作为行为规范的法律,以至于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既无论是对行为,还是对关系进行调整都需要通过人的思维来实现。而思维是有规律或规矩的。因而在思维方式上,如何处理好法律与社会、法律与人的关系,是法律对社会进行调整的前提问题。法学家们非常重视对行为的法律思维,以至于在中央提出“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的时候,只能拿出解决具体问题法学原理,而拿不出如何运用法律调整社会矛盾的法治思维方式。
  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背景下,探究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如何协调?二是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的变动性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这是传统法学的基础性问题。从总体思维走向上看,法治是要捍卫现有的法律秩序,而改革则是要改变现有的秩序。在两种相互矛盾的思维方式之中,如果找不到契合点,就难以实现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对于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这是对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变革理论的进一步具体化诠释,也是对法治与改革关系的精辟简练的表述;既体现了对法律的重视,也表达了法治对改革的引领。只是我们需要研究,法治政治的这一要求如何通过法治思维方式来实现。如何在思维方式上消除法治与改革、法律的稳定性和社会的变动性之间的矛盾,在中外思想史上有不同的解决方法。西方法学家的基本观点是:尊重法律的稳定性,稳中求变,用执法、司法中的法律解释等方法适应社会关系的变化。而中国法学家的主流观点则是:面对千变万化的社会,法律运用不能仅仅讲法律,还需要和政治、社会、道德等结合起来,认为法律的运用无非是情理法的结合。然而,这两种方法在中国法治实践中都出现了问题。来自西方的法律逻辑或者法律方法论知识等,由于只能分析具体案件而难以化解社会矛盾,出现了传统的整体思维与西方的分析性思维难以融贯的问题。而中国本土的大局、政治意识及情理法结合的思路,因为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法而衍生了随意和武断。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也许是结合中西思维模式的特点,秉承“持法达变”的思维模式。在持法达变的思维模式中,法律解释等方法是变革社会的微调器,只要社会关系不发生革命性变化,法律的稳定性和社会的变化性之间的矛盾就可以在司法、执法方法的运用中得以解决。因而对法律与社会关系的处理,应该是稳中求变的持法达变。如果没有稳中求变、持法达变的体系性思维方式,不仅法治思维难以形成,而且法律原则、规则都可能在实践中产生变异。“持法达变”的思维模式,既是化解改革思维与法治思维冲突的思路,也可以作为实现“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的方法。持法达变可以把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向融为同一个思维过程。“持法达变”是法治与改革并存的特殊历史时期最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命题。
  一、“持法达变”所要解决的问题
  要准确理解“持法达变”的思维模式,就需要搞清楚法律思维的基本模式——依法办事的思维模式及其另一种表达方式“以不变应万变”。[1]在笔者的前些年研究中,一直主张对形式法治的坚守,认为法治思维就是法律思维,然而最近在关于法律运用的体系性思考中,感觉到法治秩序的形成,不是简单的依法办事就能解决。我们需要区分法律思维与法治思维。因为,法律思维解决的是法律与案件之间的关系,难以化解社会矛盾,而法治思维兼具法学与政治学属性,不仅仅是对具体矛盾的调整,而主要是法律对社会矛盾的调整,法治思维属于法律与社会矛盾之间的互动。[2]法治思维不仅是释放法律文本固有的意义,还包括了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的相互联系。如果说法律思维是根据法律解决具体纠纷,那么法治思维则是在宏观上运用法律化解社会矛盾。在法律调整社会实现法治的过程中,法治思维模式有三:一是面对复杂的社会,以简约的法律调整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二是面对变化的社会,以不变的法律应对千变万化的社会;三是面对变化的社会,以变化的法律应对变化的社会,但需要持法达变。持法达变是法治思维的变化模式,是法治与改革需要同步推进的特殊历史时期化解社会矛盾的法治思维方式。
  (一)解决随机应变导致的法律不确定问题
  “持法达变”是对中国传统思维“持经达变”的改造而来。从法律思维的整体走向看,法治是以不变的法律应对千变万化的社会。正是“以不变应万变”,满足了法律的稳定性及意义的安全性需求,才使法律调整有了可能。如果法律的意义一直处在流动之中就不可能有法律调整。如果不尊重法律的稳定性和意义的固定性也就不可能有“以不变应万变”的法治思维。然而在法律实践中,法律的稳定性、固定性只具有相对意义,并不是说法律在实施过程中不能有任何变化。实际上,法律的理念、精神、规则、原则、甚至包括法律原理等都在变化发展。法律作为一种体系性的存在,在思维过程中存在着意义的自生成系统。在思维过程中作为一种抽象的法律形式,会随着法律方法或者法律思维规则的运用以及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只要进行简单比较就会发现,法律的变化远没有社会的变化快。因而,现行法律一方面要保持自身意义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又要适应社会的变化。从法治的要求来看,只有意义稳定、安定的法律,才能有效地调整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塑造法治秩序。法律的稳定性以及意义的安定性,决定了法律在什么时候也不可能和社会完全一致。法律稳定性与社会变动性的矛盾,一直是缠绕法学家的基础性问题。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在传统思维中只知道“以不变应万变”或称为依法办事的思维模式,但很少主张用“持法达变”解决法律与社会关系的难题。这实际上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舍弃。在探寻中国法治实现路径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传统思维方式的优点。
  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的变动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是法学史上的两个难题。“持法达变”能否彻底解决这两个难题还需要进一步论证,但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确实有积极意义。从主体的角度看,持法达变是指法律的运用者以及法治实现的关键少数——领导干部在思维决策过程中所要秉持的思维方式。在执法司法过程中,政治、法律人变通法律是必要的,但不能任意改变。持法达变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政治、法律人思维决策行为的随机应变。随机应变属于权变思维,是日常行为特别是军事行为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思维方式。但是,如果把其运用到执法司法过程中,却面临着瓦解法律稳定性以及意义的安全性的危险;不仅会导致法律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性,而且还有可能被投机取巧者所利用。例如,我们发现在中国,军事学上的随机应变已经在执法司法过程中被滥用。[3]现实的问题在于: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如果法律不能随机应变,那就会出现相互矛盾:一方面稳定的法律难以和变化的社会对接,出现法律与社会的隔阂;另一方面过度使用的随机应变会导致法律意义的流变,法律的不确定性就会经常出现,法律的可预测性就会落空。
  为了解决法律的稳定性和社会的变动性之间的矛盾,就需要在思维方式上弄清楚法律运用的权变关系。法律的稳定性是法治实现的前提预设,因而需要法律的运用者秉承持法达变、持法用权;既不可离法,也不可乱变。在法治社会中权变需要法律思维或法律方法。持法达变就是在变动中为法治找方法;目的是摆脱政治等冲动的随机应变。法律之中的理性、经验、方法、智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未来不确定的问题。然而法律的运用既不能不变,也不能乱变。不能不变是因为,在经济、管理等思维中,更加强调创新,而不是墨守成规。不能乱变是因为法律的稳定性决定了法律思维多少带有墨守成规的思维倾向,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自我囚禁”的味道。在法治理念和原则之中,法比天高,法律比政治、情势等等更重要。持法达变不是要摆脱思维定势,恰恰是要在持法中尊重经验、理性、逻辑,在持法中寻求达变的方法,在变化中解决矛盾。由于法治社会是要以法律、法治的名义解决问题,因而在思维方式中持法是必要的,目的在于避免无中生有的“法律”适用。由于社会关系不断变化,持法达变也就成了必须。法治要求人们的行为,无论如何随机应变都不能离法叛道。
  要做到持法达变,就要慎重对待处理案件的每一个细节,需要学会选择、懂得取舍,还要学会放弃,对那些不符合法治要求的思维方式说不。持法达变是尊重法律的稳定性,反对动辄对法律进行所谓的废立改,不随意使用立法手段,而对现有法律秉持尊重的姿态。所以,持法达变不是乱变,而是在法律方法运用基础上的变化。在持法达变的过程中,即使法律有所变化,也是在依据法律原则、规则应变,不可以违反法律原则和规则乱变。持法达变的问题意识针对的是不尊重法律原则、规则、程序和方法的随机应变。在法律运用过程中随机应变或者说探寻法律意义的变化无可厚非,但需要为法律意义的改变确定价值引领、法律方法指导。然而,在当下人们的思维中,包含有强烈的改变法律的意愿。这就造成了仅想达变而不持法的现象。在中国,很多人认为法律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变数、包含着很多的玄机。因而很多人更愿意利用各种玄机达到自己的目的。有评论说,“现代中国人迷失了自我,法对自己有利时,要求依法办理,不利时又强调依理解决。这种投机取巧的心态是中国人最为鄙视的行径。依法办事可能产生‘只要合法,不必凭良心’的恶果。”[4]其实,这就是实用主义支配下的思维状态。很多法律学人也以自己是实用主义而自豪,而没有想到过度的实用主义对法治造成的伤痛。
  (二)解决法律稳定性与社会变化之间的矛盾
  法律的稳定性是法律的生命之源,没有法律的稳定性法治不能实现。一百多年来在西方法学、法律的影响之下,中国人的法律知识、原理、甚至法律理念、精神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法律人接受了法律稳定性和意义的固定性的观念。然而,就多数中国人而言,传统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虽然韩非子早就说过“法莫如一而固”,但并没有多少人认同法律稳定性、权威性,也没有接受持法达变的思维方式。面对意义较为固定的法律,很多人设想只要依法办事,法治就能实现了。然而,情况绝非如此简单。这些年立法迅速发展,出现了法网越织越密的趋势。政治家的思路是想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都在合法的框架里展开。然而,在执法、司法过程中都会遇到法律难以涵盖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发展变化的问题。针对这一情况,人们设想了三种解决问题的思路:一是运用法外因素诸如道德、政策等改变或替代法律;二是用情理法结合改变法律的意义;三是对法律进行及时废立改。前两种方法会直接带来对法律稳定性和意义安全性的伤害,致使法律的意义在法律内外徘徊,加剧法律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而第三种方法不仅会伤及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且也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动辄立法、修法、废法是对法律权威的挑战。
  中国需要用“持法达变”解决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的变动性之间的矛盾。然而这里的难题在于,持法达变解决的是稳定的法律与变化的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但稳定的法律只是相对稳定,本身也存在着变化的问题。所以,持法达变之法也需要处理常与变的关系。在常与变的问题上,英国法学家哈特认为,法律语词的意义中心是常,而语词的边缘含义是变。但哈特的常与变只是与此近似,并不完全一样。法律语词的意义中心是明确的,而其边缘含义则是变化的。这是一种语义学的解释,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语词含义的常与变。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的变动性之间的常与变,讲的是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是因时因地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变。但这两种变化并没有质的区别。法律的稳定是说法律作为相对独立、系统需要稳定,但稳定不是说法律意义没有任何变化,而是说法律语词的核心意义应该得到尊重,既要持法还要达变,以使法律能够和变动的社会协调一致。人们常说,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因而在处理问题的时候,要求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法律的运用其实就是“有所变有所不变”。有所变化是绝对的,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在不停地变化。有所不变是法律的精神、原则、基本含义不发生大的变化。有所变是指法律功能、作用的方式发生变化。在很多情况下,只有改变法律的意义才不致使事情变乱,才能把法律变得更加合理。只是法律的意义不可乱变。有所不变是为了有所变。但法律的改变,无论是根据情势、还是大局都必须是有章法的持法达变,变化也必须表达对法律的尊重,在寻求合法性之后才寻求合理性。
  有人认为,“理是活的,法是死的,特别在变动不居的环境中,依理解决应该优先于合法处置。尤其要防止的是,不可能只问合法而不凭良心,以免假借合法的途径从事违背良心的事情。”[5]但在法治之下,我们不能把理放置到绝对地位。因为理背后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只有法律才是对人类治理经验智慧的系统总结。持理达变、持经达变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对古老文明的发展作出过较大贡献。但已经很难适应法治社会建设的需求。法治社会需要持法达变的思维模式。因为持法达变既考虑法律的稳定性,又考虑社会的变动性。纯粹依法办事的思维模式仅仅重视法律,而没有顾及社会的变化,可能会导致机械司法执法而引发法治危机。况且,把所有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的变化都纳入法律是不可能的。再完善的法律也需要人去运用,运用法律之人不可能完全按照法律的规定去办事。这当然不是说放弃法律,而是应该把法律当成构建决策、裁判理由的主要依据,而不是把法律简单地当成具体办事的行动方案。持法达变就是既尊重法律的权威,又把社会的变化融入法律调控范围。不仅能很好地化解矛盾,而且还能把法治贯彻下去。
  然而,我们需要格外重视法律的稳定性特征,随意毁坏法律的稳定性会导致法治危机。有人已经看到,“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行为,尽可能纳入到法内框架。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是最大的制度失败。”[6]这实际上是在言说,对法律的稳定性不尊重可能产生的后果。西方法治国家比较尊重法律的稳定性。像英国对法律稳定性的追求达到了“固执”的程度。几百年前的判例,如果没有被推翻,到现在还有效力。这被讥讽为死人统治活人的现象。但这种对法律稳定性的尊重,塑造了最好的法治形象。在欧洲大陆国家,对法律的废立改也有发生,但都比较设置了比较严格的程序。法律的及时废立改从来不作为立法工作的原则。然而在中国,不仅有立法的及时废立改原则,而且法律在执行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变数。“现在很多制度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7]笔者认为,法律在实施中发生变化具有正当性,但必须尊重法律的稳定性。
  我们需要看到,机械执法、机械司法肯定会出现问题,然而法律被各种玄机所绑架也会导致法治的毁灭。面对机械执法和司法的问题,需要持法达变的法律解释方法。从理解的角度看,由于人是活的,因而法也是活的。法的生命存在于人的理解之中。没有理解和解释活动,法就成了死的。以不变应万变、持法达变,显示的是法律的定力。但是,由于我们现在没有持法达变的能力,不愿意或者没有办法持法达变,结果造成法律权威的失落,法治也难以实现。中国人对待权威的态度,基本上可以推及到对法律的态度。人们一方面害怕权威,另一方面又不服从权威。很喜欢对法律进行因时因地因人因事的调整。各种没有方法论支撑的随机思维使得我们对法治没有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以不变应万变与持法达变。持法达变的法律思维模式就是要用法律意义的明确性、确定性、安定性,破除玄机所造成的不确定、不一定、不好说和说不清等。玄机与持法需要结合起来。这种思维方式,既尊重了法律的稳定性,也适应了社会的变动性,是一种恰当处理法律稳定性与社会变动性关系的思维方式。
  (三)解决法治实现的思维方式问题
  持法达变可解决决策的任意性与法律的规范性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况早已看清了人与法的关系。他说:“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8]所以,“有治人,无治法”,法治必须和人治结合起来。因为“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这种观点延伸到今天,致使很多人不相信法律的独立性,认为法律就是社会关系中的法律,法律不可能独立发挥作用。与这种观点相互支持的还有,“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为政”。从辩证法的角度看,这种对法律与人的关系认识是正确的。然而,这样的言辞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时候,却衍生出另外一些问题。这就是法律权威的失落。因为很多人在言说“有治人无治法”的时候,实际上是忘却了法律;讲徒法不足以自行的时候,重音在演说人治的正当性。正确地讲述治人与治法的关系应该全面地看待,而不能把其当成放弃法律、消解法治绝对性的理由。这也是研究持法达变的问题意识之一。
  我们发现,从辩证的角度看法律与人的关系,言说的是法治与人有很大关联,不是说有了法律,法治就能实现。法治需要在人与法的互动中才能实现。这一思想,原本针对的是法家的“一断于法”的思想。但是,很多人在强调法治中国建设的今天,拿出这一思想,其所针对的就是法律、法治的绝对性。在辩证思维的言辞之下,失去的不仅是法律的权威性和法治的绝对性,更为重要的是舍弃了法律而转变成任意。对这种任意很多学者还美其名曰能动司法、能动执法等。能动司法原本是一种破解机械司法、执法的方法,但是在一些人心目中成了司法、执法的理念。结果法律成了摆设,选择性执法、任意司法不断涌现,造成了有法律无法治的现象。法治要想实现就必须探寻法律与人的关系、法治与人的关系,特别是探寻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作为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者的思维方式对决策行为的影响。执法者、司法者的能动性是不能否定的。但是,能动性绝不意味着任意性。任意性盛行法治就不可能实现。在社会关系的变动性之中,需要一种既尊重法律权威,也考虑社会变动的思维方式。在有了法律以后,还必须有如何实现法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就是要求行法之人持法达变。
  由于中国目前的很多法律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因而出现法律与中国现实社会关系的不吻合状态,甚至个别的法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冲突。这种现象会使人们更有理由觉得,有些法律不能实施就应该予以放弃。但是,有些法律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也没有得到实施。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权力的绝对化有关系。绝对权力的特征就是任意、专断。绝对权力存在的地方,没有法律,没有道德,没有逻辑、也没有道理。在权力绝对化之下,权力者言出法随。由于权随人变,致使法无定则。绝对权力导致目无法纪的行为会越来越多。然而,绝对权力最后招致的一定是动乱;绝对权力是一切动乱(尤其是官逼民反)的根源。持法达变是对绝对权力的消解方式之一。绝对权力也会选择暴力对付权利的绝对化。这样权利与权力之间就没有办法建立平衡关系,法治因此也就无法形成。因而持法达变绝不能变成权力合法化、合理化的工具。缺乏法治的权力是危险的。
  实现法治需要持法达变的法治思维。法治的关键是约束住权力的任意行使。因而持法达变要求掌权人在思维中进行去权力化。法律在运用中发生变化实属正常,但变化也不能违背法治的精义——限制权力的任意行使。限权意义上的法治有多种方法,如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等等。但无论以何种方式限制权力都需要思维方式上持法达变。在中国社会,权力本位盛行以及权力张扬经常出现,因而要想形成法律思维就必须在思维过程中进行去权力化努力。“中国的政治思维像许多国家一样,占主体的是权力思维(也可称之为官方思维),即对权力如何运用的思维。这本来是常识,无须否认,关键是中国能否将权力思维上升为权力科学和权力文明。”[9]掌权人在进行法律思维的时候应该忘掉权力,否则把权力圈在法律的笼子里面在思维层面就会出现难题。而持法达变的思维定势就是限制权力任意行使的方法之一。与法官、检察官、警官等比较,律师是没有公共权力的行为主体。如果掌权人都能像律师那样思考,权力的张扬就会被抑制。
  二、持法达变思维模式的意义
  持法达变属于辩证思维,其重要性是强调了法律的权威地位以及法律自身的变化对社会调整的意义。这种思维模式与中国传统的文化中轴政治有很大区别。中国历来是一种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这与西方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有很大区别。文化中轴指的是政治文化本身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道德生活、伦理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政治文化弥散在更为宏大的社会文化之中。文化中轴政治文化的思维特点是重视辩证思维,然而在很多场景中,为了政治目的会把法律制度搁置一边。作为政治目的的社会变化需求,超过了法律制度的重要性。近代以来,中国开始了从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轴文化过渡的漫长过程,现在还处在转变之中。而持法达变就是这一转变过程的关节点之一。持法达变是对权力者的要求,是想让权力者也形成维护法治、尊重制度的思维定势,最终实现把权力圈在制度的笼子里面。从这个角度看,持法达变的思维方式既是对传统辩证思维的运用,也是在传统的中轴政治文化之中,添加了认真对待法律制度的内容。要认真对待法律制度就需要运用法律逻辑思维方法,诸如,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解释方法(尤其是体系解释)来解决法律与人、法律与社会、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关系,以便在情理法之间建构既符合法治要求,也能够被中国人所接受的法律思维方式。[10]
  (一)用持法达变遏制玄机所导致的法律不确定
  “持法达变”思维模式的一种情形是,语境的变化导致法律意义的改变,但这种改变并不是语境决定论,而是语境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互动。在互动中法律的意义虽有所改变,但这改变是以法律整体意义的不变为前提。法律意义有所改变,但是法治的精神、理念、原则以及整体意义不变。法律的改变只是在语境之中变得更加符合社会的现实,但不丢失法治的基本精神。持法达变表达的是,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的交融关系中法律意义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通过立法方式改变法律的意义,而是在具体的法律运用过程中,通过对法律解释等方法的使用,使法律的意义更加适合社会关系而发生的变化,进而对社会关系进行更融洽的调整。虽然持法达变之法的变化,是在具体案件语境中实现情理法的结合,但结合方式不是以情、理等直接改变法律的意义,而是通过法律解释、法律论证等方法改变法律的意义,使法律规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法律的改变并不是说法律不发挥作用,而是以变化的法律继续调整社会。在执法、司法过程中,法律发生变化的原因有多种。比如,法律因不完善需要以情理的方式加以改变;法律因为没有体现法律价值的要求而需要改变;法律根据情势而需要变更;法律因道德、政治、大局等需要软化其刚性等等情形。法律在特定情况下意义发生变更是正常的,但不能是随机任意的变化。如果随便改变法律的意义,法律就失去了权威性,但法律不改变又会出现不合情理,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持法达变。
  现在,由于人们的思维模式中缺少持法达变的方法,导致了在情理法结合过程中的反法治思维,即没有理由、不加论证就用“其他”代替法律,对法律的运用表现出太大的随机性。曾仕强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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