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清华法学》
论刑事诉讼的象征性立法及其后果
【副标题】 基于303万判决书大数据的自然语义挖掘【作者】 王禄生
【作者单位】 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
【中文关键词】 刑事诉讼;治本困境;象征性立法;权力异化;权利虚化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124
【摘要】 对超过303万份一审刑事文书的数据挖掘显示,《刑事诉讼法(2012修正)》实施的五年间,审前羁押、刑事辩护、繁简分流等方面的部分指标已明显好转。然而这些改善只是一系列容易观测到的浅层指标;深度数据挖掘则显示,部分与刑事法治改革效果息息相关的深层指标并未同步改善,我国刑事司法改革陷入了“治本困境”。这具体表现在羁押措施的生成机制与隐性功能高度固化、律师刑辩状况改善陷入形式化困境、刑事诉讼效率提升面临结构性障碍。从成因来看,刑事诉讼“象征性立法”导致的“权利虚化”与“权力异化”是症结所在。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9557    
  目次
  一、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二、《刑事诉讼法》实施效果的总体情况
  三、成效与困境:《刑事诉讼法》实施效果评析
  四、象征性立法:刑事司法改革“治本困境”的成因分析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下文简称“12刑诉”)生效已历时五年有余,这为我们全面评估其实施效果提供了充足的素材。近年来,学者们从羁押措施、刑事辩护、认罪认罚、轻罪速裁等角度切入对刑事诉讼法实施效果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其中相当部分采用了实证进路。既有研究显示许多措施并未完全达到立法者所期待的成效。举例而言,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件虽然有所提升,但排除比例极低、对判决形成实质影响的比例更低;[1]辩护律师的辩护权利固然得到加强,但并未同等地改善律师辩护效果,辩护意见被法官采纳率维持低位;[2]刑事速裁程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刑事诉讼的效率,但提升幅度却低于预期;[3]监视居住制度并未起到降低羁押率的功能,反而异化为“超级羁押措施”。[4]既有研究为我们把握“12刑诉”的实施效果提供了充足的参考。然而,现有研究也存在两方面有待深化之处:其一,相当部分研究仍然是主题式的,全局的、系统的实施效果评估尚不多见。与之相关,研究范式也主要是小数据、抽样意义上的,基于大数据挖掘的实证研究较为鲜见。其二,相当部分研究直接或间接地指向刑事司法改革的“治本困境”,对这一困境的特征及其成因还有深入分析与整体构建的理论空间。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借助文本挖掘技术结构化处理海量裁判文书,从而对刑事诉讼法实施效果重要指标进行系统性评估。笔者将通过对超过303万刑事一审文书的数据挖掘证明我国刑事司法改革正在遭遇“治本困境”,并借助“象征性立法”的理论框架进行成因分析。
  一、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一)研究方法
  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公开的“红利”之下,学术界近年来兴起了针对裁判文书的“大数据”实证研究。这类研究的基本范式通常是使用裁判文书公开平台的通用检索工具进行关键词检索,并获得系统默认的统计数据。[5]此种研究范式虽然开启了基于裁判文书实证研究的先河,但却存在着一定的障碍:其一,现有的文书检索系统并非专门为研究人员开发,许多检索工具有限,只能全文检索,或者有限的分段检索,导致检索的结果不能满足学术研究的定向性要求;其二,现有文书的检索系统通常仍然局限于关键词的准确匹配,而无法实现基于自然语义的理解;[6]其三,由于检索系统默认常规标签的有限性,使得研究者无法基于需求而进行全面、系统的数据获取,这事实上限制了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针对这种情况,笔者所在的团队开发了专用工具进行大数据实证研究。这种研究的特点有三个方面:其一,工具是专门开发,可以分段、分词检索,并识别检索词的语义(并非关键词匹配)、提升检索精确度;其二,所有数据都通过计算机自动、批量提取;其三,全样本分析,不再做抽样。为了保障数据提取的准确性,笔者采用两个数据挖掘团队独立提取并共同校验的方式,通过反复对比、修正,形成最终研究成果。
  (二)研究思路
  与《刑事诉讼法》实施效果的相关指标可谓海量,笔者在选定挖掘指标时遵循着两大原则:第一,精准性优先原则。对于在提取方法上仍然存在争议的指标暂不使用。第二,选用那些《刑事诉讼法》以及随后司法改革文件中作出较大调整的内容。基于上述思路,笔者将《刑事诉讼法》实施效果分别为2个一级指标、5个二级指标和29个三级指标。(详见表1)
  表1 《刑事诉讼法》实施效果大数据评估指标体系表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
├───────┼─────────┼───────────────────┤
│1.司法公正  │1.1强制措施    │1.1.1取保候审率            │
│       │         ├───────────────────┤
│       │         │1.1.2监视居住率            │
│       │         ├───────────────────┤
│       │         │1.1.3拘留率              │
│       │         ├───────────────────┤
│       │         │1.1.4逮捕率              │
│       │         ├───────────────────┤
│       │         │1.1.5逮捕转非羁押率          │
│       │         ├───────────────────┤
│       │         │1.1.6审前羁押率            │
│       │         ├───────────────────┤
│       │         │1.1.7未决羁押率            │
│       │         ├───────────────────┤
│       │         │1.1.8不必要逮捕率           │
│       │         ├───────────────────┤
│       │         │1.1.9捕后实刑率            │
│       │         ├───────────────────┤
│       │         │1.1.10捕后轻刑率           │
│       │         ├───────────────────┤
│       │         │1.1.11捕后缓刑率           │
│       │         ├───────────────────┤
│       │         │1.1.12未决羁押天数          │
│       ├─────────┼───────────────────┤
│       │1.2刑事辩护    │1.2.1刑事案件辩护率          │
│       │         ├───────────────────┤
│       │         │1.2.2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        │
│       │         ├───────────────────┤
│       │         │1.2.3委托律师辩护率          │
│       │         ├───────────────────┤
│       │         │1.2.4辩护律师配备水平         │
│       │         ├───────────────────┤
│       │         │1.2.5律师辩护轻刑率          │
│       │         ├───────────────────┤
│       │         │1.2.6律师辩护缓刑率          │
├───────┼─────────┼───────────────────┤
│2.司法效率  │2.1繁简分流    │2.1.1普通程序适用比例         │
│       │         ├───────────────────┤
│       │         │2.1.2简易程序适用比例         │
│       │         ├───────────────────┤
│       │         │2.1.3速裁程序适用比例         │
│       ├─────────┼───────────────────┤
│       │2.2案件处断效率  │2.2.1普通程序平均处断天数       │
│       │         ├───────────────────┤
│       │         │2.2.2简易程序平均处断天数       │
│       │         ├───────────────────┤
│       │         │2.2.3速裁程序平均处断天数       │
│       │         ├───────────────────┤
│       │         │2.2.4刑事案件平均处断天数       │
│       ├─────────┼───────────────────┤
│       │2.3案件审判效率  │2.3.1普通程序审判阶段平均天数     │
│       │         ├───────────────────┤
│       │         │2.3.2简易程序审判阶段平均天数     │
│       │         ├───────────────────┤
│       │         │2.3.3速裁程序审判阶段平均天数     │
│       │         ├───────────────────┤
│       │         │2.3.4刑事案件审判阶段平均天数     │
└───────┴─────────┴───────────────────┘

  (三)样本的选择与代表性
  笔者在展开挖掘之前先行对自建大数据文书库中5,697,578份刑事判决文书进行清洗,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按照同一法院同一案号的原则对文书进行去重;第二,去除无内容的空白文书和内容不完整的残缺文书;第三,将剩余文书中的干扰数据过滤(下载的文书中可能包含网站标识等有碍数据处理的内容)。最终,得到有效样本5,415,046份。(表2)
  表2 大数据挖掘刑事文书样本基础信息表

┌───────────────┬───────┬───────┬───────┐
│样本基本信息         │清洗前    │清洗后    │占比     │
├───────────────┼───────┼───────┼───────┤
│刑事文书总数         │5697578    │5415046    │100%     │
├─────┬─────────┼───────┼───────┼───────┤
│刑事一审 │总数       │3447837    │3262880    │60.26%    │
│     ├─────────┼───────┼───────┼───────┤
│     │其中:一审判决书 │3359371    │3204328    │59.17%    │
│     ├─────────┼───────┼───────┼───────┤
│     │其中:一审裁定  │83932     │55742     │1.03%     │
│     ├─────────┼───────┼───────┼───────┤
│     │其中:一审其他  │4534     │2810     │0.05%     │
├─────┴─────────┼───────┼───────┼───────┤
│刑事二审           │418334    │380459    │7.03%     │
├───────────────┼───────┼───────┼───────┤
│刑事再审           │13417     │7659     │0.14%     │
├───────────────┼───────┼───────┼───────┤
│刑事其他(如刑罚变更)    │1817990    │1764048    │32.58%    │
└───────────────┴───────┴───────┴───────┘

  在完成文书清洗的初步工作之后,笔者还将样本聚焦在2013年至2017年的五年时间内的刑事一审文书。[7]这主要是基于以下的考虑:第一,一审是所有刑事案件的必经阶段,是观察和分析刑事司法实际运行情况的关键所在。与之对应,刑罚变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刑事审判程序(比如并非控辩审三方结构),因此并未纳入本次数据挖掘的范围;第二,“12刑诉”从2013年生效,到2017年正好形成五年观察周期;第三,我国裁判文书上网具有一定的滞后性,2018年的文书数据还不够完整。最终,笔者本文分析的样本总量达到3,032,307件,大致占到同期全国法院刑事一审审结案件总数的55.24%。(表3)考虑依法不予公开的未成年人犯罪、性侵犯罪等案件的文书,上述样本数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3 刑事文书样本与全国法院刑事一审案件结案数对照表[8]

┌─────┬────────────┬─────────────┬─────┐
│     │刑事一审案件样本数量(单│全国刑事一审案件结案数(单│样本占比 │
│     │位:万)        │位:万)         │     │
├─────┼────────────┼─────────────┼─────┤
│2013年  │15.2          │95.4           │15.93%  │
├─────┼────────────┼─────────────┼─────┤
│2014年  │68.8          │102.3           │67.25%  │
├─────┼────────────┼─────────────┼─────┤
│2015年  │75.2          │109.9           │68.43%  │
├─────┼────────────┼─────────────┼─────┤
│2016年  │74.4          │111.6           │66.67%  │
├─────┼────────────┼─────────────┼─────┤
│2017年  │69.6          │129.7           │53.66%  │
├─────┼────────────┼─────────────┼─────┤
│五年总和 │303.2          │548.9           │55.24%  │
└─────┴────────────┴─────────────┴─────┘

  (四)浅层指标与深层指标的说明
  “浅层指标”与“深层指标”是本文理论论证部分的重要区别。实际上在整个提取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笔者也贯穿着对两组指标的区分。所谓“浅层指标”是指与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直接目的相联系,从文书表面易于观察到的指标,这些指标常见于官方的报告,诸如案件总数、被告人总数、逮捕率、上诉率、再审率等。所谓的“深层指标”则是与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根本目的相联系,反映刑事诉讼运行深层体制机制问题的指标,这些指标往往比较稳定,不易于观察,需要通过大数据挖掘技术得以发现。“深层指标”的实现依赖“浅层指标”的实现,而“浅层指标”必须以“深层指标”为终极归宿。举例而言,“逮捕率”只是反映了全国范围内一审刑事案件被告人中被逮捕的比重,是一种“浅层指标”,而“捕后实刑率”则是反映逮捕之后被告人最终被判处实刑的比重,它呈现的是“逮捕”这一强制措施在刑事诉讼中的本质功能——是否对判决有绑定作用,因此属于“深层指标”。“浅层指标”与“深层指标”的划分既是在数据挖掘技术难度上的区分,更是在刑事诉讼运行体制、机制方面的区分。
  二、《刑事诉讼法》实施效果的总体情况
  (一)被告人强制措施[9]
  1.取保候审率[10]
  取保候审是一种重要的非羁押型强制措施,通过提高取保候审适用率从而降低未决羁押率是立法者的重要选择。图1显示,取保候审的适用率持续提升,从39.11%上升到49.23%,增量为10.12%,增幅达到25.88%。[11]
  (图略)
  图1 全国一审刑事案件被告人取保候审率
  2.监视居住率[12]
  2012年在对《刑事诉讼法》“强制措施”章节进行修订时,改动幅度最大的便是监视居住条款。在修订前,监视居住在实践中鲜有适用。故而在刑诉法修订时,立法者将监视居住修订为逮捕的替代措施,以期降低逮捕的比例。图2显示,尽管总适用率仍然较低,但监视居住的适用率确实有一定的提升,从3.31%提升到4.03%,增幅达21.75%。
  (图略)
  图2 全国一审刑事案件被告人监视居住率
  3.拘留率[13]
  拘留是一种临时性羁押的强制措施,是侦查机关在面临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时采取的措施。2013年至2017年五年间,拘留率呈现下降趋势,从77.01%下降到73.00%。
  (图略)
  图3 全国一审刑事案件被告人拘留率
  4.逮捕率[14]
  逮捕是一种对嫌疑人人身自由长期剥夺的强制措施,降低逮捕率是“12刑诉”强制措施修订中最为重要的目标。图4显示,逮捕率持续下降。在2013年全国法院判决的每100名被告人中,有约66人被逮捕,这个数字在2017年下降到约60人。
  (图略)
  图4 全国一审刑事案件被告人逮捕率
  (图略)
  图5 全国一审刑事案件被告人的逮捕转非羁押率
  5.逮捕转非羁押率[15]
  “12刑诉”在第93条、94条新增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这意味着,在我国法律体系中“逮捕”(arrest)与“羁押”(detention)成为两种不同的状态,嫌疑人被“逮捕”之后还可能通过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变更为非羁押强制措施。由图5可得知,被告人被逮捕之后转换为非羁押措施的比重有所提升,从2.87%提升到4.69%。
  6.审前羁押率[16]
  对羁押替代措施的强调实质在于降低审前羁押率。故而,笔者引入了未被官方报告收录的指标“审前羁押率”,它是指所有嫌疑人/被告人在庭审前处于羁押状态的比例。该指标略低于本文提取的“逮捕率”,因为部分被逮捕的被告人在其后转换为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措施而免于关押在看守所中。图6说明,“12刑诉”生效后一审案件被告人的审前羁押率有所下降,由64.11%下降至57.55%。
  (图略)
  图6 全国一审刑事案件被告人审前羁押率
  (图略)
  图7 全国一审刑事案件被告人未决羁押率
  7.未决羁押率[17]
  未决羁押是一种通过在一定期限内剥夺被追诉人人身自由以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诉讼保障制度,主要包括拘留和逮捕,还包括“12刑诉”中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8]换言之,只要被告人在审前曾经处于拘留、逮捕或者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均被视为“未决羁押”。它与“审前羁押”的区别在于若一个被告人审前被逮捕,其后转换为取保候审,此时该被告人因为曾经被逮捕过而纳入“未决羁押”,但因为审前并未处于看守所的羁押状态,而不会被纳入“审前羁押”。未决羁押率是反映侦查机关办案方式的重要指标,即侦查机关是否依赖短期或者长期剥夺嫌疑人人身自由的方式推动案件侦破。图7说明“12刑诉”生效后一审案件被告人审前羁押率持续下降,由91.79%下降至82.77%。
  8.不必要逮捕率[19]
  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认为要限制逮捕的适用,只有在可能影响诉讼顺利进行时才得以启用。基于上述思路,一般认为,对于可能判处管制、拘役、独立适用附加刑的案件原则上可以适用取保候审。由此,笔者引入“不必要逮捕率”这一指标,考察那些被逮捕且最终未被判处有期徒刑(实刑)的被告人比例。不必要逮捕率是检察机关审查逮捕质量的深层指标。[20]数据显示,不必要的逮捕率维持稳定,波动幅度在1%以内。每100名曾经被逮捕的被告人中有14-15人最终被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
  (图略)
  图8 全国一审刑事案件被告人的不必要逮捕率
  9.捕后实刑率[21]
  通说认为,我国刑事诉讼中逮捕是重要的“上游”问题,其对“下游”的审判环节具有极强的“绑定”功能。换言之,只要嫌疑人被逮捕,那么等待他/她的通常是有罪的实刑判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捕后实刑率”就成为考察逮捕深层制度功能的重要指标。图9的数据揭示,我国刑事诉讼“捕后实刑率”长期稳定维持在高位。
  (图略)
  图9 全国一审刑事案件被告人的捕后实刑率
  10.捕后轻刑率[22]
  由图10可知,被告人在被逮捕之后有相当比例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轻刑(不含缓刑),2013年为66.05%,2017年则达到69.62%,呈现高位稳定运行的态势。
  (图略)
  图10 全国一审刑事案件被告人的捕后轻刑率
  11.捕后缓刑率[23]
  与“捕后实刑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捕后缓刑率”常年在低位稳定运行。每100名被逮捕的刑事被告人中只有不到15人被判处缓刑。
  (图略)
  图11 全国一审刑事案件被告人的捕后缓刑率
  12.未决羁押天数[24]
  除了未决羁押率之外,嫌疑人/被告人在一审判决作出时被羁押天数的长短也是被告人权利保障的重要指标。由图12可以得知,“12刑诉”生效后被告人在一审判决作出前平均被羁押的天数不降反升。也就是说,那些被判决实刑的嫌疑人从第一次采取羁押措施之后到一审判决作出之间的羁押天数延长了,平均需要被羁押超过5个月。
  (图略)
  图12 全国一审刑事案件羁押被告人的平均未决羁押天数
  (二)被告人的刑事辩护[25]
  1.律师辩护率[26]
  按照刑事诉讼的一般原理,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律师辩护人是落实平等对抗原则的根本所在。“12刑诉”在修订时就前移律师的辩护阶段并新增、强化了辩护人的相关权利。从数据来看,律师辩护率有所改善,2013年至2017年五年间,从19.07%提升到22.13%,增幅为16.05%。(图13)
  2.辩护率[27]
  按照法律规定,律师之外的特定人员也可以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因此,辩护率要略高于律师辩护率。数据显示,“12刑诉”生效的五年时间内,辩护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图13)
  (图略)
  图13 全国一审刑事案件被告人辩护率、律师辩护率与委托律师辩护率[28]
  3.委托律师辩护率[29]
  律师辩护率中包含了法律援助律师提供的辩护,还不能充分反映出被告人一方主动聘请律师辩护的意愿与能力。为此,笔者引入了“委托律师辩护率”这一指标。数据显示,委托律师辩护率有所提升,从16.07%上升到19.41%,增幅20.78%。(图13)
  4.被告人/辩护律师比[30]
  从事刑事辩护律师群体数量的提升是被告人获得充足刑事辩护的基础条件,为此笔者提取了“被告人/辩护律师人数比”这一指标。从数据来看,2013年至2017年五年间,辩护律师与法律援助律师的配备情况有所下滑。举例而言,按照2013年参与刑事辩护律师的人数以及当年的刑事被告人总数来看,每名刑辩律师只需要代理6.65名被告人即可实现全案覆盖,而这个数据在2017年上升到7.83。也就是说,尽管全国范围内律师的总数在持续提升,但刑事辩护律师却更加稀缺。
  (图略)
  图14 全国一审刑事案件被告人人数与辩护律师人数比
  5.律师辩护轻刑率(实刑)[31]
  如果说律师辩护率反映了在被告人中有辩护与无辩护的人员划分的话,那么“律师辩护轻刑率”则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律师刑事辩护的实质效果。数据显示,“律师辩护轻刑率”并无显著的改善,仅仅从2013年的42.67%上升到2017年的45.2%,增量2.53%,增幅仅为5.93%。
  (图略)
  图15 全国一审刑事案件有律师辩护被告人的轻刑率(实刑)
  6.律师辩护缓刑率[32]
  图16显示,“12刑诉”实施之后的第一个五年,“律师辩护缓刑率”呈现出上升的面貌,从2013年的27.93%提升至2017年的31.93%,增量4%,增幅为14.32%。
  (图略)
  图16 全国一审刑事案件有律师辩护被告人的缓刑率
  (三)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33]
  1.刑事速裁适用率[34]
  2014年启动的刑事速裁程序是“12刑诉”生效后刑事司法改革在繁简分流方面的重头戏。整体而言,2014年只是试点的启动年,整体适用率很低,只有0.1%;此后刑事速裁程序进入稳
  (图略)
  图17 全国一审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适用率
  定的上行通道,从2015年的2.80%一路上升到2017年的5.18%。[35](图17)与2015年相比,增幅达到85%。
  2.简易程序适用率[36]
  即使将2014年之后轻罪速裁程序的分流考虑进来,“12刑诉”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立法修改似乎并未引发实践中简易程序案件适用比例的大幅度提升。相反,简易程序适用的比率进入了一个明显的下行通道。图17的数据显示,2013年简易程序适用率是63.03%,而2017年则下降到53.50%,降幅达到15.12%。
  3.普通程序适用率[37]
  图17同样说明,“12刑诉”期待的普通程序适用比率下降的结果并未出现。从2013年开始,全国范围内刑事一审案件普通程序的适用比例呈现出稳定的上升态势,由36.97%上升至41.32%,增幅达到11.77%。
  (四)刑事案件的处理效率[38]
  除了提升适用比例之外,效率原则还要求国家机关以较高效率来处理刑事案件。因此,“刑事案件平均处理天数”就是相较于繁简分流比例更为深层的效率观测指标。严格来讲,该指标并非一个官方指标。在笔者的设置中,它是指嫌疑人首次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与判决时间之间的间隔。这一指标与报告前文提到的“未决羁押天数”有根本的差异。简单来说,“未决羁押天数”是指所有被羁押嫌疑人在一审判决作出前人身自由被剥夺的时间,而“平均处理天数”则是指所有嫌疑人(无论羁押与否)在一审判决作出前在刑事诉讼内停留的时间。
  (图略)
  图18 全国一审刑事案件普通、简易、速裁程序平均处里天数
  1.普通程序平均处理天数[39]
  图18的数据显示,“12刑诉”生效后,一审普通程序刑事案件的平均处理天数呈现上升态势。在2017年,嫌疑人则需要在刑事诉讼中停留270天,比2013年延长了18天。
  2.简易程序平均处理天数[40]
  和普通程序的平均处理天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49557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