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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法律秩序下“中国搭便车论”辨析
【作者】 徐崇利【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律经济学
【中文关键词】 国际经济法律秩序;中国崛起;“中国责任论”;搭便车
【期刊年份】 2010年【期号】 4
【页码】 86
【摘要】

无论是从经济体制上,还是从发展水平上分析,对于现行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法律秩序而言,中国都不是西方国家所认为的“搭便车者”,而是一个正常的主体,理应获得普适的待遇。当然,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会承担更大的责任,但绝非西方国家在“中国责任论”下的超高责任。就此,中国应坚决反对西方国家施加的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对待,以保证自身的发展有一个正常的国际经济法律环境。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9540    
  二战之后在西方国家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法律秩序。例如,1947年缔结的《关贸总协定》就是一个以推行国际贸易自由化为宗旨的多边贸易法律体制。进入上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推行,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相对于以往的《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协定》拓展了贸易自由化的范围,并大大强化了贸易自由化的纪律。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对于西方国家主导的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法律秩序,扮演着体系外“革命者”的角色。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接受现行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法律秩序,逐步从“体系外国家”转化为“体系内国家”。在中国加入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法律秩序之初,虽然一些西方学者仍对中国这一“外来者”怀有戒心,但是,时至今日,西方国家惧怕的不再是中国会率众推翻现行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法律秩序,而是担心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转型经济大国,在进入现行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法律体制后,会成为一个不当谋取巨大利益的“搭便车者”。[1]西方国家将中国定位为现行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搭便车者”的立论根据既来自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方面,也来自于中国的发展水平方面。然而,无论是哪一方面的立论依据,都是站不住脚的。对此,需要我们正本清源,为保证中国在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中获得正常的待遇提供理论支持。
  一、转型经济大国与中国“搭便车论”
  中国进入现行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法律体制之后,西方国家始终担心,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大国,而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其会搭现行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便车,从中不当得利。[2]按照西方国家的逻辑,既然中国是一个转型经济大国,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外汇、价格、税收、信贷、原材料供给等方面从政府干预中获得了特殊的支持,从而提高了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那么,中国就不是现行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法律体制中的正常主体,理应承担不同于市场经济国家的“特殊主体义务”,以抵消其非正常的竞争优势。当然,这种作为中国进入现行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法律体制“入门票”的“特殊主体义务”,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中国在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中的义务。
  兹以中国在世贸组织体制内的待遇为例。2001年,中国签署的《入世议定书》及《入世工作组报告书》是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历史上成员方加人时使用最长的法律文件,其中含有相当数量的“超世贸组织义务”(WTO-plus obligations)条款。这些条款是世贸组织规则本来没有,特为中国量身定制的,对中国附加了各种超出世贸组织一般成员的增加义务或减少权利之规定。其中最突出的有:《入世议定书》第3条的“非歧视条款”规定了在涉及中国国有企业的情形下,应扩大《关贸总协定》和《服务贸易总协定》之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第15条的“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条款”规定了这两个领域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如替代国制度);第16条的“特殊保障条款”,其标题就明确使用了中国在转型期内对特殊产品的保障机制,以及第18条的“转型期内政策评审机制条款”,等等。出现这些“超世贸组织义务”条款的最主要原因是,西方国家认为,中国仍处于经济转型期,与以市场为导向的整套世贸组织规则存在不完全吻合的状态。[3]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崛起,给西方国家经济带来的冲击程度加大,由此,它们以中国乃一个转型经济国家,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为借口,变本加厉地对中国采取各种保护主义措施。
  承上例。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西方国家利用中国《入世议定书》及《入世工作组报告书》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定调以及相关的具体条款,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产品的出口。自1995年以来,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近年来,西方国家又开始对中国提起反补贴诉讼,进而发展到对同一案件反倾销与反补贴措施并用的“双反”情形。同时,西方国家针对中国采取的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也急剧增加。据统计,2008年中国遭受的反倾销案件达70起、反补贴案件11起、保障措施案件10起、特保案件2起;2009年在全球发生的130多起贸易制裁案中,中国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多达55起是针对中国的。现在,中国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首要目标,而中国在世贸组织中的非市场经济地位为西方国家滥用这些反倾销、反补贴和特殊保障等措施打开了方便之门。应该说,此类“超世贸组织义务’’条款的不当设置以及在实践中的滥用,不但对中国不公,而且严重损害了建立在规则统一基础之上的世贸组织“法治”原则。[4]
  有的西方学者甚至主张,在没有反倾销、反补贴和特殊保障等这些“超世贸组织义务”具体条款的情况下,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还可以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为由进行造法,限制中国的权利。例如,2005年6月,美国国会以398票对15票通过了一项议案,以有可能损害国家安全利益为由,要求布什政府阻止中海油的一家子公司收购美国的优尼科公司。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政府实际上可以动用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书》第172段的规定来否决该项收购。因为在该段规定中,中国政府承诺“国有企业,包括银行,应在商业基础上运作”;而在该收购案中,中海油的这家子公司用于收购的一部分资金来自国有的中海油(母公司)和中国国有银行的低息或无息贷款,违反了上述“应在商业基础上运作”的承诺。然而,假如美国政府援用了这样的理由,那么,势必会损害世贸组织消除歧视性待遇的宗旨,并不当地赋予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以立法权,从而将对世贸组织体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构成严重挑战。[5]
  对于出现在入世文件中有关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规定,中国的抗辩是,在谈判的基本立场上,中国一直认定自己为市场经济国家,具体表现在《入世工作组报告书》中,中国对本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作了大量的说明。但是,这些单方面的说明既无法律拘束力,事实上也没有能够说服西方国家。最终,作为一种妥协,中国还是在《入世议定书》中接受了那些起因于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超世贸组织义务”条款;也就是说,中国当初之所以会接受这些“超世贸组织义务”条款,是因为在西方国家施压下为了不因小失大,争取早日“入世”而被迫做出选择。所以,入世之后,中国一直在进行不懈的努力,要求西方国家还中国“本来之面目”,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早日结束有关“超世贸组织义务”条款对中国的适用。然而,迄今为止,这方面的努力收效有限,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仍然拒不承认,承认的只有澳大利亚、瑞士、新西兰、挪威等少数发达国家。在2005年美国对中国进口文具纸的反倾销案中,中国首次要求美国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进行审查,2006年9月,美国商务部公布了这方面的终裁备忘录。该备忘录根据从货币的可自由兑换程度,劳资双方可自由协商工资的程度,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准人程度,政府对企业所有权和生产的控制程度,政府对企业的资源分配、定价和产量的控制程度以及政府控制的其他因素等六项标准进行审查的结果,拒绝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实际上,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功地实现了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因此,在经济体制上,仍将中国置于以市场为导向的现行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对立面,显然缺乏客观依据。虽然目前中国推行的是不等同于西方过度自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西方国家夸大了二者之间的差异,认定中国政府仍然对经济活动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干预和控制,并未完全实行市场经济。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早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就已明确宣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本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再次肯定了这一结论和今后的任务。可见,经过长期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今后的任务只是对这一体制进一步加以完善的问题。下跌你应该笑还是哭
  显然,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客观事实面前,西方国家不应再把中国作为转型经济国家另眼看待,以此认定中国乃现行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搭便车者”,进而另立标准,要求中国承担特殊的义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模式”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在应对这场危机中的出色表现,使得国际社会再次聚焦“中国模式”的投射问题。实际上,“中国模式”乃综合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特色因素而成。就其中的经济因素而言,中国在强调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同时,注重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的职能。但这绝不是主张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经济活动。因此,从“中国模式”的内涵中无法推出中国在经济体制上搭现行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法律秩序便车的结论,但是,一些西方学者仍然认为“中国模式”是“以经济、社会、政治领域的高度国家控制为特点”[6]鉴于西方国家有这样的误解、曲解乃至恶意解读,因此我们不宜过于张扬“中国模式”的概念,以免授它们认定中国乃现行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法律秩序“搭便车者”以口实。[7]
  二、新兴经济大国与中国“搭便车论”
  西方国家主导下现行高度市场化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立基的是“交换正义”,此类正义追求的只是国家间形式上的平等,没有顾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竞争能力上的实际落差,这就要求在现行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法律秩序中不断注入“分配正义”的理念,给发展中国家以“特殊和差别待遇”。然而,起初,西方国家认为,中国虽然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而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由此,它们担心,作为大国的中国如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在现行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法律体制内追求“例外”,基于“工具理性”,只选择利用那些对自己有利的规则,能捞则捞;同时又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作为“挡箭牌”,竭力回避承担于己不利的义务,那么,就会成为现行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一个超级“搭便车者”。[8]
  再以中国在世贸组织体制内的待遇为例。从“复关”到“入世”,中国始终坚持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参加为原则,但实际谈判的结果是,中国对西方国家作出了很大的妥协。在《入世工作组报告书》第8段中,“中国代表团表示,虽然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有权按照《世贸组织协定》享有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全部有差别和更优惠的待遇。”但该报告书第9段接着又指出:“一些工作组成员表示,由于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快速增长和转型性质,在确定中国援用发展中国家可使用的《世贸组织协定》中的过渡期和其他特殊规定的需要方面,应采取务实的方式。”事实上,从《入世议定书》的有关内容来看,中国基本上没有享受到《世贸组织协定》项下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如上所论,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不高,西方国家尚未否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只是以中国乃一介大国为由,拒绝给予“特殊和差别待遇”。如果说当时西方国家不给予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只是第一步的话,那么,近年来,随着中国的迅猛崛起,西方国家则直接否认了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例如,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中,西方国家主张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分类,区别对待,包括中国在内的“先进的发展中国家”不应享受或不应完全享受给予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9]在2009年12月举行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一些西方国家又如法炮制,将发展中国家划分为“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和“最脆弱的国家”,并将中国归入前者,试图通过操弄概念,把中国挤出发展中国家行列,从而在温室气体减排上排除“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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