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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面向多元文化关系的法治理论
【英文标题】 Plural Cultural Relation Oriented Theory of Rule of Law
【作者】 德全英阿里甫·司马义【作者单位】 新疆大学
【分类】 法理学【中文关键词】 多元文化;公民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权利
【英文关键词】 plural culture;citizen’s culture;cultural rights of national minority
【文章编码】 1006—6128(2005)03—0094—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3
【页码】 94
【摘要】

多民族多元文化关系的变迁和发展,构成现代民族国家公民身份认同的政治学问题,导致文化认同关系危机。多民族国家也面临由于多元文化关系而面临主流文化与少数文化发展的冲突要求。西方传统自由主义公民权理论受到挑战,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由于缺乏充分接受多元文化的准备而陷入争议和困惑。中国多民族文化传统为其他社会提供多元文化认同的历史经验,并提出当代普遍公民文化的中国实践。

【英文摘要】

Th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of plural cultural relation of multinationality country form the politics problem of citizenship admitted of modern national country,cause the crisis of the relation of culture admitted.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plural cultural relation,the multinationality country faces conflicting requirement between major culture and a few cultural development.The theory of western traditional liberalism civil right is challenged,because lacking the preparation fully accepting plural culture,theory on ruling of law of liberalism falls into disputation and puzzling.Multinational cultural tradition of China offer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plural culture admitted for other societies,and has put forward the practice of China of contemporary general citizen’s cultur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592    
  
  全球贸易、跨文化的国际交流,日益改变着近代民族国家的族群或种族关系内部结构,并伴随着民主国家内多元文化关系的形成。现代民族国家中,多元民族文化关系通过不同的方面被解释和理解。多元文化导致文化认同关系的危机,可能被动员为极端的文化民族主义,强调文化异质性,支持通过文化的自决权而构成分离主义的政治运动。在多民族国家也在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保护和发展的少数民族权利主张;同时,不同文化差异要求平等承认的要求,也反映着对民族国家范围内界定的民主成分的新理解。多元文化关系问题成为当代法治理论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以保障多民族社会多元文化的和谐发展,避免冲突,实现国家的稳定。事实上,这是中国法治理论研究领域“不发达”或“被忽略”的部分。
  一、现代民族国家的多元文化关系及其冲突
  全球化概念指向国家间的民族经济跨国家范围活动,并由此导致人们涉及生活价值观、族群身份、民族语言、学校教育、宗教信仰等文化共享特性的多方面生活交往关系。由此,文化关系或文化认同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个突出敏感的问题。
  (一)现代国家由于移民而形成的多元文化关系问题
  许多人认为,国际移民正在成为新的跨国社群的结构特征。事实上,移民本身并不是新事物,在当代主要是移民的速度。由于移民现象,首先在西欧国家,带来了传统民族国家概念的新理解,改变着比较单一的西欧民族国家内的民族关系结构,已经因为移民而形成多元文化状况,并开始影响传统民族国家公民权理论。当前一些西方学者从全球化移民角度,对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国家传统公民权理论表现出忧虑,认为随着国际性移民的增多,正在出现一个“作为国家公民和作为全球公民的矛盾”问题,指出:“然而,民主化的公民权中有含糊不清之处:作为民族国家的一员,他既要在政治共同体中表明自己的公民归属,又要在民族共同体中表明自己的文化归属。政治共同体中的所有公民都被视为是平等的,他们的个人特征(性别、民族和宗教等)无关宏旨。而在民族共同体中则相反,他是以共同拥有被认为是独特的文化特征为基础的。文化单一民族化的目标能否实现一直是一个问题。事实证明,少数民族文化具有远比人们预想的更大的反弹性。而在当今‘移民时代’,这种困难就更加大的多。可渗透的边界和种族文化的日益多样化使种族单一性失去了可能。……,一个人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应该只属于一个民族国家的原则将不再行得通。”{1}(P28)由于移民几乎集中生活在城市,西欧国家的城市又一次向中世纪那样,担负起包容多样性的使命,而成为多元文化共同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众多项目,为民族国家积极面对移民提供多元文化政策方案,以促进社会进步,丰富相关方面的文化,增进人民的相互了解。
  紧密的全球经济交往中,不同国家多元民族文化之间的各种具有差异和特色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彼此交融,并进行对话和竞争。跨国家的全球经济活动过程,强化了交往中的不同人群共同体成员文化身份的归属和认同感,尤其是自身作为历史生活关系共同体成员的民族身份的归属,人们捍卫发现了个人长期生活的地方及其文化的价值观,并以此区分明确自己在更大更远的他地域身份。由于移民不可避免地在民族国家内部形成民族文化多样化,改变认同,模糊传统的界限,出现社会科学关注的文化认同的危机和重建探索,现代西欧传统民族国家将彻底面临自身向多民族国家结构转型的问题。如何重建公民意识,创造同一认同的归属感和社会团结关系,需要面对民族国家怎样包容多元文化(国家的多民族性)和各民族多元文化如何认同国家文化(国家的公民文化整合)的紧迫问题,这就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因为移民而引起的多民族国家的突出问题。它的一个明显的后果是,19世纪以来确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公民文化”以及通过国籍法的公民身份识别的知识遭到动摇。在民族国家内部,人们通过划分为不同文化群体而展开讨论和斗争。这是看上去像是文化的新发现。文化,不是作为知识而是作为人的主体存在的证明的想象而成为阐释全球化普遍性的新概念。多元文化主义力图成为包容多种文化特性和表达差异的中立理论而引起广泛讨论。多元文化现象本身也被解释为多元文化主义的种种理论。这是现代性要求的最为关键之处。
  (二)多民族国家多元文化发展中的关系问题
  多元文化问题并不仅仅由于移民而引起,也同样存在于历史较长的多民族国家体系内。这个方面主要涉及到多民族国家内存在的主流文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关键是多民族国家内的各少数民族保持和发展自己传统民族文化的要求问题,以防止边缘化。由于这方面要求可能带来的冲突,从而影响多民族国家稳定而出现文化分离的认同危机,许多人坚持认为文化认同的危机是现代民族国家内部遭遇的重大问题。“文化认同是我们面临的这种失序现象的核心方面。这个术语指的是以有意识的具体的特定文化构型为基础的社会认同。历史、语言和种族对文化认同来说,都是可能的基础,并且它们都是被社会性地建构的现实。即便是认识到所有认同的建构程度,这也并不会使它们成为虚假的或意识形态的。认同只是对那些什么没有,或者是对那些感觉到与任何特定的认同发生异化的人们来说,才是虚假的,那些人从来没有梦想去参与这样的准宗教的神秘化。但是,许多人从极端的现代和对族群性的犬儒性中彻底地返回到族群的寻根上。否认文化认同作为强有力的存在现象的真实性是很荒唐的,也同样是很危险的。”[1]据此,查尔斯·泰勒认为,各种民族文化在为自己的独特性的现实存在而进行着“承认的斗争”。查尔斯·泰勒针对一个多元文化社会存在的关于“平等价值的承认”问题时认为:“在那里所提出的要求是,我们应当允许某些文化在合理的范围内保护自己。但是在这里我们遇到的要求要高的多: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承认不同的文化具有平等的价值;我们不仅应当允许它们继续存在,而且要承认它们的价值。应当如何理解这种要求呢?在一定意义上,它早就在以某种未经阐明的方式发生作用了。一个世纪以来民族主义政治汹涌澎湃,其部分原因就是人们感受到周围其它人的轻视或尊重。多民族社会之所以分裂,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某个群体不能得到其它群体对其平等价值的(可以感觉到的)承认。{2}(P322)
  联合国的报告将近年来全球民族冲突的形式划分为争夺国家资源、土著民族维护自己的权利、其它各少数民族的权利的竞争,以及政治分离主义四种主要类型。其中,在涉及土著民族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其它各少数民族的权利的竞争的冲突类型解释为:“土著民族维护自己的权利,有关土著民族权利的冲突涉及捍卫他们的土地、文化和语言。”“少数民族的权利,许多民族国家都有这样的少数民族,他们抱怨在国家资源或政府职位的分配中受到歧视,或要求特别措施以保护他们的文化———或甚至要求在他们人口占多数的地区组织自治政府。”{3}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关于当前世界各国民族冲突状况的基本报告,使我们大致上明了了国际社会存在的民族文化冲突、矛盾的主要形式和要求。由此可见,西方欧洲国家以及北美国家也因移民或土著民族间已经形成的多元民族文化关系构成民族文化认同危机及其冲突。同样有西方学者强调,应当研究这种正在国际化的民族冲突趋势问题,以保证国际社会的稳定。随着国家传统职能的转化,族群界限分明而国籍无所属的若干民族正在成为国际的新行为者。第三方(无论其作为国家或非政府组织)已经介入族群冲突。国际社会、特别是区域性或多边组织必须奋起,迎接陷入冲突的各族群提出的挑战。”{4}
  同时,文化差异性承认问题也在国家一般公民文化范围内展开,提出不同民族文化在发展中的平等对待要求,如何理解一般公民文化作为建构多民族公民社会广泛基础的反思,从而进一步丰富国家公民文化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我国学者马戎等的研究指出:“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较为突出的文化问题,主要是少数民族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即在受到主流或族际社会文化的重大影响和在各种外来的包括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如何做出反应、调适和选择的问题。一方面,由于少数民族的文化价值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权利得到尊重,各少数民族对本民族文化都采取积极认同的态度,强化了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自尊心与自信心。这种情形有利于保存、继承和发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遗产以贡献于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多样性,同时,也有利于各民族文化间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相互交流、学习与融会贯通,从而贡献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另一方面,受族际社会中主导的科学技术与文化和各种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响,少数民族的社会与文化也必然要发生一系列的接触、冲突、涵化及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总会有一些震荡和痛苦,然后才能走向民族文化的重新更生与重构整合。”{5}(P445)
  不管是由于跨国移民文化排斥,还是国内民族文化的发展要求,民族文化差异及其确立的认同关系已经十分突出,文化人类学由于突出地强调和把握了不同民族的文化性质而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文化人类学家兰德曼就自豪地说:“唯独文化人类学才触及问题的核心。”我国学者费孝通也同样指出:“不幸的是人类学在现代世界上还是少数人的珍品,远不是普通人的常识。可是在这个各种文化中塑造出来具有不同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人们,由于科技的急速发展,已经生活在一个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小小寰宇之上了。他们带着思想上一直到行为上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进入共同生活,怎样和平共处确是已成为一个必须重视的大问题了。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会威胁人们的共同生存。”{6}(P136)事实上,多民族多元文化社会的不同民族文化关系问题,不仅是欧洲国家的移民—少数民族社会问题,也是当今多民族国家在民族关系制度安排方面敏感而重要的问题,是现代民族国家法治建设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多元文化理论视野下公民身份概念
  文化多样性或理性多元性带来文化认同差异并可能导致冲突。[2]多元文化已经危机到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公民认同的社会团结关系。从另一个方面说,19世纪国际法所确立起来的“公民”概念在今天也面临如何回应并包容因为多文化差异而提出的种种要求。这就是如何建构新公民认同关系的政治来协调多元性发展的要求?这就是当代多元文化事实问题对自由主义法理论提出的挑战。我们认为,挑战的核心问题来自于近代法律传统关于公民的概念设定的争议。
  自由主义权利理论是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一同成长起来的,并深受个人主义、契约理论、私人财产理论、意志自由等思想的广泛影响,以独立表达自我意志的个人观念为法律人的基本假设。法律权利完全是个人的主观权利。个人意志和个体自由的任何外部集体性目标和要求,都不可能是权利理论所能够包容的。自由主义理论家(罗尔斯)虽然关注文化多样性价值的事实以及冲突要求,提出包容不同文化价值观的社会共同体建立的社会联合性,但仍从设定个人(公民)正义来探求多元共同体的共享原则。{7}(P340—341)因此,尽管罗尔斯、德沃金、哈耶克等当代学者存在一些思想差别,但在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本质理解上是一致的。近代民族国家通过“公民”概念的普遍形式完成了对“人”在民族国家共同体结构下的重建。自由主义法理论以公民为基本概念。把市民社会的自然人设计成公民,使公民成为可以识别的民族国家同质性共同体的内部人。由于自然人的身份是固定土地居住的血缘共同体,因此,公民身份就要求根据土地和血缘取得,后来的各国国籍法大多采用领土(土地)和血统(血缘)的原则。公民的一切都根据公民法律身份取得,作为个人(民族、信仰、财产)等特殊性都不是国家所关心的,国家对其公民的要求是忠诚。为此,国家为保证公正对待任何作为公民的个人,就需要建立一个中性的关于人的法律理论,完成对具体的个人存在的特殊性的绝对超越,从而保证公民权利的客观性,实现平等对待的法治。这就是追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近代民族国家的关于人法的理论。自由主义权利理论力图在抽象的“公民”的概念基础上完成不偏不倚的法权设计,来具体建构“人人平等”的原理,也就是从法律上重新设计人的概念或类型。近代宪政理论的核心就是围绕“公民”(自由主义的“个人”)身份权(公民权)展开设计的。“于是,公民身份变成很宝贵的东西,因而人们不很愿意同他人分享。在他们的国家里,公民身份或许少量地颁发给若干热切的申请者,但是一般说来它是奇货可居的。只要公民们认为他们为取得这种特权进行过对内(和对外)的斗争,而且不是凭白得来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他们觉得在道义上应当享有公民身份。于是,公民身份这个概念成了来自底层的要求,因此,它成了自上而下地驯化那些危险的阶级的更为有效的机制。国家的一切仪式合在一起强化这样一种信念:人们属于“国家”这个惟一的,或者说,显然最为重要的社会。”{8}(P114—118)但是,我们都熟悉的这个公民概念日益受到来自人类学的质疑。
  当代人类学理论重新审视近代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确立起来的这种人的概念。认为,“传统自由主义权利理论在今天日益多元文化的社会事实面前以及正在随着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国际社会移民热潮问题的现实面前就显得僵化了一些,而且有点回避现实。”{2}(P320)当代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评价近代自由主义理论对“人”的概念的认识方法为:“无论启蒙运动和古典人类学之间表现出何种差异,他们对人性定义所采用的方法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基本上都是类型学的。他们努力将人的形象构筑成一个模式、一个原始型,一个柏拉图的观念或亚里斯多德的形式,对这些而言,实际上的人———你、我、乔吉尔、希特勒和婆罗洲的猎头者———都不过是它们的境象、崎象或类象。对于启蒙运动的情况来说,这种基础类型的要素。是通过剥去实际人的文化装饰再看剩下的是什么来揭示的———自然人。其结果都普遍等于研究科学问题的所有类型学方法所得到的结果:个体间的差别和个体组成的群体间的差别退居次要地位。个性开始被看作是相对于一个真正科学家的唯一合理研究对象(基础的、不变的和常规的类型)的古怪、独特和偶然变态的东西。这种方法,无论它得到多么系统详尽的阐述和机智的辩解,淹没了活生生细节,使之成为僵死的模式:我们在追求形而上学的存在,即大写的人;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牺牲了实际遇到的经验的存在,即小写的人。如果我们想发现人的总和是什么,我们只能在人是什么中寻找答案:人的属性首先是多样性。”{9}(P59)当代英国文化批评理论学者特里·伊格尔顿也对资本主义启蒙运动的关于“人”的普遍主义理论批评认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真理核心是抽象的普遍权利:一切都是自由的,所有人类主体都具有共同的自律本质或同一性。然而如果再辩证地看,这条真理必须一经抓住就甩在后面,因为享有这种抽象普遍的平等权利的惟一意义就是发现和展现自己的特殊差异。整个进程的归宿并不像启蒙运动相信的那样,是普遍真理,权利和同一性,而是具体特殊性。所以这样的特殊性必须穿过那种抽象的平等,从另一边的某个地方出来,那边与这边大不相同,它只是碰巧站在这边。”并指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窘迫之处部分表现在它从未真正调和差异与同一、特殊与普遍,这是有很多历史原因的。在资产阶级古典思想里,人类需要和欲望的感性特殊属于堕落了的‘文明社会’,这个社会本质上是家庭和经济生产的私有王国。与此相对照的是伦理和政治领域,男男女女作为抽象平等的普遍性主体在这里相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任务之一就是竭尽所能地纠正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光怪陆离的脱节现象。”{10}(P315—316)这是西方学者对西方自由主义方法理论的批评,自由主义理论家们常常忘记或否认这一事实。他们认为,对人的存在(民族、性别、宗教)不加区分而建构法律的中性化———是保证国家法律公平解决社会冲突的前提。但事实上,这种设计揭示出,自由主义将人理解为抽象个性的空洞性。离开文化环境,则人的自由无从谈起。因此,个人特色不仅是人人都有的基本需求,而且也是文化环境的产物。自由主义者宣称的法律中性和世界性是西方历史文化经验的特殊体现,它是否具有普遍性?同样,有学者指出“公民”概念作为法律概念,在当代西方民族国家具有局限性。“自由主义的法律条文中充斥着否认差异特殊性的一般性概念。公民身份就是这种一般性概念的一个范例,因为它要求公民抹去他或她本身的所有特征。在法律话语中,‘公民’不仅是一个被去除了性别、种族和阶级的个体,而且他或她还是被非历史化了的。法律上的公民概念所不否认的公民身份的一个特征就是国籍特征。所以,公民身份是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建构起来的。”{11}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般公民身份的文化概念,如何表达当代公民身份文化差异的变化?民族国家内的主流文化与被边缘化的非主流或少数群体文化构成的事实上的排斥性如何解决。[3]事实上,是西方国家遇到了近代宪政立法确立的“公民”概念的认识危机,(民族国家)公民法律身份遭遇公民文化身份多样性的挑战。
  现代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发展和全球经济关系的形成,导致国际社会范围内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以传统国家概念和地域归属概念为核心的“公民权”概念正在被动摇,而且已经认为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人的需要。“普遍适用的公民资格概念与区分较细的公民资格概念之间的矛盾,正是在城市中表现的最为明显。……,认为城市政府对移民和少数民族的要求和需要的反应或许比国家政府(指中央政府,引者注。)更灵敏一些。”{12}西方一些学者开始倾向于认为,传统的公民权概念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城市化世界存在着局限性,不能包含由于移民所带来的新的城市社会关系中新的权利要求,提出建立多元文化城市的新型公民权利模式。“移民和少数民族群体在欧洲各国的作用、社会地位,其所受到的种种排斥和被所在社会接纳的可能性等政治问题,近年来已促使人们对公民权利的概念与民主社会的构想作出更多的反思。”“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城市最适合考察‘地区性公民权利’以及移民—少数民族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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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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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文化部、国家民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意见(2000年2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民族工作文献选编(1990—2002)(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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