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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共和精神与宪政中国
【英文标题】 On the Republic Spirit and Constitutional China
【作者】 戴激涛【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
【分类】 中国宪法
【中文关键词】 共和主义;共和精神;天下为公;宪政中国
【英文关键词】 Republicanism;republic spirit;severing for the public;constitutional China
【文章编码】 1006—6128(2005)05—0034—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5
【页码】 34
【摘要】 共和主义是西方宪政理论的重要渊源之一,共和传统是西方宪政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和精神与当代宪政理论之间至少存在法治原则的推崇、权力制约的强调与公共利益的彰显三重契合。共和精神是宪政中国建设的重要精神指引,其中,天下为公是宪政中国之情感凝聚纽带,和谐均衡是宪政中国之构建运作理念。
【英文摘要】 Republicanism is an important original part of constitutionalism;the tradition of republic is the essential content of Western constitutionalism culture.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overlapping between republic spirit and modern constitutionalism theory:the worship of rule of law,the emphasis of power limiting and the concern of public interests.Republic spirit is vital to steer the construction of constitutional China,severing for the public is the emotion root of constitutional China,harmonious and balance is a great idea for constitutional China’s building and functioning.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613    
  一、共和主义与共和精神
  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中一个古老的大传统,现代学术界一般将其划分为古典共和主义(Classical Republicanism)与现代共和主义(Modern Republicanism)两大阶段。古典共和主义,自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肇始,经古罗马波里比阿、西塞罗等思想家的探讨,至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里、哈林顿、洛克等人的发展完善,逐步形成了博大精深、含义隽永的思想理论体系。宪法与宪政的产生,促成了古典共和主义向现代共和主义的伟大转型,并成为堪分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共和主义的历史界碑。从此,宪政的理念、原则及制度设计被引入共和主义。在现代宪政制度的保障下,古典共和主义所设计的种种美妙情景———每个阶层都能够参与公共事务、每个公民平等参政、共和政体的混合均衡、国家权力的分立制衡、公共利益的实现、文明温和的治理方式、尊重关心一切人权利的实现、和谐稳定的社会、具有美德的共和国通过文明理性的规则与程序获得了新的实现途径。
  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概念,共和主义同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立宪主义等概念一样,具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和解释空间。它既是人类的一种理想,更是一种精神;既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系列的制度体系;既是一种政体,更是一种强调公益和美德的政治模式;既是一种公共哲学,更是现代国家的一种生活范式。可以说,共和思想涵括了人类所有的信仰、道德、梦想、眷恋、希望、企盼、感情、向往、期待与憧憬。但作为西方思想史上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一种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共和主义至少包含了三重含义:从共和的原初意义来看,共和作为一种政府形式,是指与君主制相对立的共和国,共和国的国家元首是由宪法确定并定期任命的,而非世袭的;其政府职能是法定的、有限的。这是共和与共和主义最广为人知的含义,但现在,“这个术语已经失去了一些它从前所具有的启迪价值”,{1}(P698)难以令人心悦诚服。第二重意义上的共和主义与混合政体、分权制衡、法治、代议制、政党制等宪政原则结合在一起,强调的是一系列保证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人民或其选出的代表手中的共和主义制度,其最重要的特征也就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权掌握在人民或其代表手中,且执法甚至司法官员一般也由选举产生。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的辞典对“共和”的解释是:一种政体,其最高权利属于全体公民,他们拥有选举官员和议员的权利。这里的共和是一种对纯粹民主原则的节制或限制,表达的是共和主义的制度性方面的内涵。第三重含义则是20世纪中后期异军突起、以汉娜·阿伦特为代表的“新共和主义”所引领的一种强调平等、政治参与、公共利益与公民美德的政治模式。尽管当代共和主义学派领域众多、人物繁杂、时间跨度大,且涉及的问题较为复杂,理论幅度广,各代表人物对于共和的观点也不尽相同、见仁见智,但在他们的共和主义话语体系中,一般都闪烁着自由、平等、正义、法治的精神,都使用了政治共同体、自治、公民身份、政治参与、公共利益、公民美德、沟通对话和民主协商等词汇,秉承了古典共和主义的种种睿智,传承了共和主义的伟大传统。由此可见,现代共和主义已然掺入了宪政因子,是经过宪政改造的共和主义。它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国家治理的规律,体现了自由主义的精髓,高扬了保护人权的旗帜,具有历史可行性;同时,现代共和主义实现了宪政体制与共和精神的精妙糅合,是一种稳健的、和平的、理性的国家治理模式。在尊重宪政限制国家权力与保护公民权利意旨的前提下,现代共和主义吸收了共和主义传统的法治原则、分权制衡、公共利益、公民美德、精英模式,实现了个人自由的超验正义与民主政治的平等价值广泛结合,成功地造就了一种既能够限制专制权力,又能够保障个人自由的政治形态。它通过不同国家表现各异的宪政治理模式,以社会利益多元的融合作为价值指向,以重叠共识所赖以构成的宪法共识为法律基础,以区域自治或联邦制为治理形态,对于共和主义所包含的种种价值诉求给予了切实可行的解决。
  共和主义内蕴着共和精神,不仅极力彰显了“人之所以为人”存在的根本价值,表明了共和实则是所有人的共同发展与进步;而且,共和精神可以表述为一种“天下大同”的理念,并通过建构起共和制度体系以实现个人、集体以及所有民族和国家的和谐发展、共同进步。共和主义的基本精神是共治、共有、共享,是和平、温和、平衡。{2}(P194)这意味着社会的各个阶级、各个集团、每个个体都有权参与政府,共享权利,相互制约,共享政府的保护;意味着放弃暴力和强权,通过自由的讨论和协商,通过文明的程序和规则来解决不同阶级、集团、个体的利益冲突和各种矛盾。在共和主义看来,国家不应该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应该是天下的公器。任何阶级的专政或某个集团的专政,都是违背共和原则的。共和政府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和领导人管理,国家权力分别授予几个不同部门执掌的政府。它有以下三个不可或缺的组织原则:第一,选举制,选举必须是自由、平等的选举;第二,代议制,人民主权是其基本原则;第三,分权制衡,反对任何个人或集团垄断权力。共和国是众人之事,而非一人一派一党之事;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
  由此可见,共和精神涵括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幸福生活,以服务于人类幸福生活为价值旨趣;它致力于保障和积极促进人类之爱,关怀呵护个人的脆弱;它高瞻远瞩、远见卓识地设计了人类社会美仑美奂的蓝图,集中表达了人类思想的精华;它所蕴含的人权、法治、平等、自由、秩序等理念,无一不令人心神向往;它给予人们信仰的力量、爱国的热情和奋斗的激情,以及谐和安定的生活和真真切切的幸福。
  二、共和精神与当代宪政理论之契合
  (一)法治原则的推崇
  对法治原则的推崇,是共和主义思想和共和政体的共同特点。在共和思想家看来,法治是共和国所必不可少的要素,是维系和保障共和国的重要力量。古代共和国和近现代共和国的实践均证明了法治原则与共和精神关联甚切。尤其是在古代的法治理论中,起主导作用的并不是所谓的民主,而是共和,这一点美国的立宪党人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他们创制美国宪法时,所吸取的政治资源主要是古代共和理论而非民主理论,由此建立的美利坚共和国显然也是一种体现着共和与法治原则的立宪国家。当代不少共和主义者仍然将法律视为共和国的核心,法治被认为是共和国统治的最佳方式。如修正共和主义者斯金纳就将法律看作是共和国存在的基础和核心,法律必须被运用来“强迫”自由,也惟有法律才能确保共和国的共善与个人自由。法律的功能是将追求个人利益可能导致的腐化结果加以调解,并修正到公共利益的方向之上;法律的重要性在于遏抑权贵者的野心,法治是共和国共善之基础。现代法治政府主要是共和政府,即共和政体。与一切其他形式的政体相比,共和政体是最适合、也最需要法治的政体。法治是共和国的一项基本宪政原则,它意味着法律应当统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必须在正义的法律所提供的框架内活动,任何公民与官员都不得逾越。一方面,法治是个人自由的重要保障,法治标定了人的行动范围的基本界限。在法律范围内人们享受充分的自由,法治保护个人自由免遭他人和政府的干预和侵犯。另一方面,法治尊重人的尊严和自主性,尊重个人主导自己前途和命运的权利,反对个人的命运受外在的、尤其是来自政府的干预、涉及和控制。同时,法治原则不仅确认个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且要求建立使人格得以充分发展的社会、经济、教育和文化条件;不仅要对制止行政权的滥用提供法律保障,而且要使政府能够有效地维护法律秩序,借以保证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的生活条件;不仅要确保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而且要努力实现司法公正、执法公平。由此可见,法治精神已然深深嵌入共和政体之中。
  “法治与宪政有着天然的联系”,{3}(P147)现代宪政国家一定是法治国家。法治意味着法律权威,特别是确立宪法的最高权威,意味着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必须在符合正义和秩序的法律框架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逾越。而宪政也“有着亘古不变的本质:它是对政府的法律限制;是对专政的反对;它的反面是专断,即恣意而非法律的统治。……真正的宪政,其最古老、最坚固、最持久的本质,仍然跟最初一样,是法律对政府的限制。”{4}(P16)一方面,法治是宪政的基石。宪政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文化安排来建构和规范政府权力,保护个人基本权利,实现有限同时有效的政府和个人权利的理念,法治毫无疑问在这一系列制度和文化安排中居于基石地位。在宪政体制下,政府的整体架构皆由法律特别是宪法来搭建;宪法对政府权力进行界定、分配和规制,并被设计成相互制衡的模式;宪政要求政府在行使权力时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同时,宪政提供了一个相对良好的以法治为基础的制度框架,使得公民个人和社会整体的不同要求可以在其中进行和解、妥协和释放。另一方面,法治保障着宪政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法治在宪政国家中不可或缺,法治捍卫着宪政体制的生存和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法治就没有宪政。如果法律仅仅是统治者(立法者或执法者)意志的体现,那就没有法治,也就无宪政可言。由此可见,共和精神对法治原则的推崇与宪政对法治的器重有着深刻契合。
  (二)权力制约的强调
  共和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充分体现了对权力制约原则的强调。共和理论在历史上首先以混和均衡政体思想的形态出现,这是权力制约的雏形。“平和”、“稳定”、“均衡”和“和谐”是混合均衡政体的价值取向。古典共和主义认为,要实现共和精神所预设的优良生活与善德之治,必须采取混合均衡的政体模式。古罗马共和国政体凸显了权力制约原则:从职权上看,元老院掌握辩论与提案之权,人民大会对辩论与议案进行决议,行政机构执行此决议;从性质上看,元老院与人民大会都是立法机构,行政机构是执行机构。“罗马组织结构的完美似乎基于其宗教的正统观念和它那谨慎维持着的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5}(P6)孟德斯鸠在考察罗马共和国盛衰原因时,认为在罗马共和国时代,“罗马的法律贤明地把国家的权力分配给许多高级官吏,这些官吏相互起支持、制止和限制的作用。”{6}(P56)权力制约也给中世纪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带来了政体稳定和经济繁荣。“毫无疑问,城市共和国不但发展出一种真实的人民主权学说,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为它的实践作了不懈的努力。这一点在城市共和国鼎盛时期的大委员会与最高执政官之间的权力关系中表现得最清楚不过了。”{7}(P76)一方面,为了维系正义、实现共和,必须实行国家权力之间的制衡。国家权力之间的制衡既能够“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个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在这方面,如同其他各方面一样,防御规定必须与攻击的危险相称。”制衡基于人性本身的不可靠,因此“要用相反和敌对的关心来补足较好动机的缺陷。”制衡的具体表现是“是按这样的方式来划分和安排公职的,以便彼此有所牵制———使各人的私人利益可以成为公众权利的保护者。”{8}(P264—265)另一方面,实行权力制约的共和政体不仅能代表广泛的各阶层的利益,而且还为各阶层的利益实行提供了一套有效的制度和程序,使之得到切实的保障。这样,共和政体最大限度地高扬了共和精神,让公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防止多数人的非理性统治,促进国家权力在法治的轨道内良性运作,维持共和政体的稳定与和平。
  在当代宪政实践中,权力制约已成为宪政国家的一项基本原则。因为权力既可以成就仁政,给人们带来福音;也可以造就恶政,给人们带来灾难。而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造成绝对的腐败。这样的例证在人类历史上比比皆是。为了防止权力滥用,防止其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宪政的分权制衡制度应运而生,“事实上,将公共权力按照分权制衡与混合国家原理予以安排,确实被认为能较为妥善地发挥宪政主义的功能”。{9}(P152)既然宪法是民主事实法律化的基本形式,那么无疑应该将权力制约作为自己的基本原则。具体说,权力制约之所以构成宪法的基本制度,主要决定于宪法的逻辑起点和宪法的基本内容。尽管导致近代宪法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商品经济的普遍化发展,但从政治的层面而言,则是国家权力所有者的转换。也就是说,当国家权力从过去由少数人所有,转变为至少在形式上由多数人所有后,亦即当人民主权出现后,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必然会导致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与国家权力的行使者的相互分离。为了保障国家权力所有者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并使这种保障机制具有足够的权威,确认权力制约机制的根本法也就应运而生。就宪法的基本内容来说,不仅应保障公民权利始终处于核心、主导地位,而且对国家权力不同部分之间的制约机制也有明确规定。如果说有限政府机制在于从法律上对政府权力作出防范和限制的话,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就更直接体现其政治设计目的,即解决政府机构间的横向权力分配问题。以宪法和法治支配和约束权力,实行权力制约,保持社会生态良性发展的动态平衡,是共和精神和当代宪政理论的内在共同要求。
  (三)公共利益的彰显
  “公共利益既不是单个个人所欲求的利益的总和,也不是人类整体的利益,而是一个社会通过个人的合作而生产出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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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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