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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穿马褂与扒马褂:对法律关系主客体理论的初步反思
【英文标题】 Dress or Undress the Mandarin Jacket:A Reflection of Subject and Object of Legal Relationship Theory
【作者】 姜朋【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
【分类】 法理学【中文关键词】 法律关系;主体;客体
【英文关键词】 legal relationship;subject;object【文章编码】 1006—6128(2005)02—0039—07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05年
【期号】 3【页码】 39
【摘要】

主体与客体首先是一对用以解释人与外界的哲学范畴,在进入到法学、尤其是民法学的场景之后,它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将法律关系的主、客体对立起来的法律理论会带来很多问题。一方面这种二元对立理论在划分标准上存在着模糊不清之处:既有重叠之处也有中空地带。另一方面法律术语的汉译无疑添加了新的烦恼却又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因此透过这组看似对立的概念反思其背后的机械的法学思维模式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英文摘要】

Subject and object translated from Germany are two philosophy concepts above all.When they are used by the science of law,their meanings are quite different.It is difficult to tell the exact boundary between them.At the same time,the translation could hardly contribute to the solution of practical issues but to bring trouble to the legal circle of China.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reflect the civil law theory that regarded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legal relationship as being opposit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583    
  一、主、客体对立理论的场景转换
  在我们学习部门法(尤其是民法)的时候,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用一种法律关系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分析和解决问题,即区分特定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客体与内容。但是,就主体与客体而言,它们首先是一对用以解释人与身外世界的哲学范畴:“人和世界,就其关系而言基本上包含两种。一是自然关系。这是由于人本属自然的产物,人产生以后作为存在仍然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人的活动便不能不始终受到自然的制约,甚至受到自然某些法则的支配。另一种是人的关系,或者叫作属人关系。这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所形成,人通过运用自然规律而对自然力量的支配关系。在这种关系里,人是作用的主体,自然变成受动的客体,并成为从属于人的一个组成部分。”{1}(P10—11)“近代以来的哲学,已经自觉地从人出发去思考哲学问题,在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中,更为明确地从‘主体’出发去反思全部哲学问题。而在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的‘概念世界’中,则构成了人类按照自己的思维本性而形成的人的特有的世界。”{2}(P283)因此“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人们可以说,人是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主体,而被人认识和被人改造的对象就是客体。”{2}(P101)在这种哲学的主客体关系中,作为主体的人是一个以整个世界为对象的存在,因为正是他赋予客体以意义,并建立起主客体之间的联系。
  而在法学,尤其是民法学的场景里,主客体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法学中的主体虽然也是抽象的结果,舍弃了具体的、个别的人所具有的喜怒哀乐、憧憬失落,但是经过这种抽象之后的作为法律主体的人,仍然要被放置在具体的场景(法律关系)中与同样经过抽象的其他主体(人)一道讨论。因此,与哲学关系中那种主体—客体关系不同,法律关系一开始就是人与人(主体和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所谓法律关系的客体则不过是连接不同主体的媒介而已。比如就民法物权关系而言,从来就不是什么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物的支配和利用关系,而是透过对于物的支配和利用所体现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如此,所以可以说法律上的人正是依靠物而实现了自身的独立。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则无疑应了那句“民法见物不见人”的指摘。
  二、法律关系主、客体对立理论的困境
  法律关系中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可能造成很多问题。概括来讲,至少有以下三点:
  (一)主客体划分标准具有模糊性
  其一,按照主客体学说,自然人是当然的主体而非客体,因此人的身体不能够成为物(即客体),不过由于现代医学的发展,某一器官(如血液、头发、某些脏器等)可以和人体相分离,这分离了的器官则成为了物。而如果该器官,甚至是某一物件(如牙填、心脏起搏器)被长久地置于活着的人体之中,则其又失去了物的性质而成为了主体的一部分。这就暗示说,在主客体问题上其实缺少一个一以贯之的标准,判断一个事物是否是客体必须结合主体的状况而定。
  其二,自然人由于死亡而丧失了作为法律主体的资格。[1]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遗体的法律地位如何?遗体是否因当事人(主体)的死亡而沦为物(客体)?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遗体似乎就处在主体与客体之外的中空地带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该如何确定这个物的归属呢?是列入死者的遗产,由其继承人继承吗?然而遗产的概念是死者生前所有并在死亡时遗留下来的财产,死者生前其身体并不属于其财产的一部分,其债权人无权请求以其身体作为债权的担保、也不能对身体请求强制执行,因此遗体并不构成死者的遗产。如果是这样,继承人将如何处置遗体也就成了问题———总不能置之不理吧?对此,德国学者认为,除非尸体已经变成了“非人格化”了的木乃伊或骨骼,有关物的一般规则不适用于尸体。因此死者家属对尸体不享有所有权,而只具有一项不同于所有权的死者照管权利(及义务)。{3}(P876)这或许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但也恰恰暴露出主客体二分理论的局限或空隙所在:在该理论格局之下,根本没有给遗体留下适当的空间。
  其三,在现代的民法里,不仅自然人而且由法律拟制的人———法人也是法律主体。按照我国法律规定,要成为法人必须具有相当的财产(《民法通则》第37条),即法人没有财产将不足以成为法人。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财产之于法人就相当于器官之于自然人。然而在实践中,人们却循着保护自然人财产的路径,将对法人财产的侵犯仅仅认定为是侵犯财产权(客体)而不是侵犯法人人身(主体)的行为,这样主客体理论在法人问题上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
  其四,与尸体在主客体理论上的尴尬地位类似,如何为动物在该理论体系中找到恰当的位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于动物保护主义者对立法施加影响,德国于1990年8月20日对民法典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第90条a规定,“动物不是物。它们受特别法的保护。法律没有另行规定时,对于动物适用有关物所确定的有效规则。”{4}(P287)[2]但是在法律关系主客体理论的既定模式下又不能把动物划入主体之列,于是有人主张动物虽不是物,但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5}(P6)然而这种做法难免有被讥为“掩耳盗铃”的嫌疑。[3]
  与之相反,有人则坚持认为动物可以成为有限的法律主体。{4}(P297)然而对此笔者深感困惑:如果一只宠物犬和人一起在餐厅进食,不知道上述学人会做何反应?此外,若动物都成了民事主体,苍蝇蚊子能否和熊猫金丝猴一道基于主体平等原则获得保护?人们日常食用的鸡鸭牛羊能否主张获得与国家保护动物甚至人一样的待遇,他们能否反对人们对自己的杀戮?那些患有口蹄疫、疯牛病的牲畜能否为它们的生存权而抗争?再有当动物成为民事主体的时候,民法上诸多原则,如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是否也有必要相应地做出某些回应或者修改?如果以上这些都不可行,那么让动物成为主体的提法不就和说动物不是物而是物权客体一样没有实际意义吗?最近发生的几件事也颇能说明问题。6只从宁波鄞县东钱湖野生动物园集体逃亡的狼,遭到人们的剿杀。{6}{7}而此前,一只咬死饲养员尝过人味的东北虎是否应被处以死刑曾引起人们的热烈讨论。{8}普遍的声音是反对的。同样是凶猛的动物,其命运却有所不同:前者因从“监禁”(人的圈养)状态下逃跑,直接地威胁了周边人们的安全,便在人们试图重新控制或限制其自由的过程中死去(冠冕的理由是麻醉枪械属于国家控制物品,当地警方与林业部门均没有配备);后者已经造成了对人的伤害,并且还有潜在的威胁,但因其尚在人们的控制之下,所以还有机会通过人们围绕它命运的辩论而苟活下去。另一个例子是某地规定,养宠物的人不得享受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其潜台词是说社会低保是给人的而不是给动物的,主人要不希望挨饿就得抛弃宠物。此外,大肆食用野生动物、{9}虐待动物、{10}政府严厉查禁食人鱼、中美之间租赁大熊猫等事例也频见报端。
  面对这样的景状,任何关于动物非客体而系主体的争论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很明显,动物从来都无法表达它们的意愿、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我们人,则总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决定动物们的命运。因此可以认为,上述关于动物究竟是主体还是客体的争论已然陷入了主客体对立二分理论的窠臼中;这种试图让动物游离出民法上的物(客体)而进入主体行列的概念游戏完全无助于动物的保护,徒增乱耳。
  其五,主体与客体(简言之是人与物)的对立还面临着科技进步带来的压力。如苏永钦教授所说,“基因科技的突破,更使科学家扮演起上帝的角色,这种将主体当作客体的操作(subjekt—objektiviert—operational),对民法的前提决定才真正具有颠覆性。当科学家可以用不伤害人体的方式复制器官之后,今天在国际上已经十分活络的活体器官交易,是不是可以允许地上化,甚至量产?‘自己’的订做,又是什么性质的契约?……当科幻小说中的机器人、生化人进入我们的生活,当这些非上帝杰作拥有的人工智能,已经复杂到可以在一定程度内‘自主’的和人们亲密互动以后,民法要把它们放在什么位置———物、动物,还是半自由人?”{11}(P193)因此,这种主客体差序格局必将面对巨大的挑战。
  因此,可以认为,法律上主客体二元对立理论在划分主体与客体的标准上存在着模糊不清之处,从而有时主客体彼此重叠,有时其间又存在着无法归纳为主体或客体之一的中空地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理论体系越发显示出其自身的局限与狭隘,无法适应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汉译增加新问题
  法律术语的汉译无疑又为法律关系主客体理论添加了新的烦恼。一如刑法学者要回答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是不是一回事的问题,民法学者也不得不为客体、对象、标的、标的物、内容等纠结在一起,斩不断、理还乱的术语花费时间和精力。胡长清先生认为客体与对象同而与内容异:“无论何种权利,莫不以一定利益,为其权利内容。例如物权,以直接排他的支配一定之物,为其内容;债权,以特定人对于特定人请求为一定行为,为其内容是。为构成此内容,则必有一定之对象,例如物权,以一定物为其权利之对象;债权,以特定人之行为为其权利之对象是。此对象,即此之所谓私权之客体(Rechtsobjekt od.Rechtsgegenstand)。由此可知,私权之客体与私权之内容迥不相同,即一为私权之对象,一为构成私权内容之利益。”{12}(P151)[4]而李宜琛先生则认为客体与标的、内容相同:“一切之权利皆以一定之社会的利益为其标的(内容)。……第权利标的(内容)之成立,要必须有一定之对象,是即所谓权利之客体。例如物权之标的(内容)为直接对物之支配;债权之标的(内容)为要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故物权之客体即为一定之物,债权之客体即为特定之人。”{13}(P69)史尚宽先生则认为客体与对象为同一:“权利以有形或无形之社会利益为其内容或目的,例如物权以直接排他的支配一定之物为其内容或目的,债权以要求特定人之一定行为为其内容或目的,为此内容或目的之成立所必要之一定对象为权利之客体(Rechtsgegenstand)。”{14}(P248)而现代的学者则多将客体与标的等同起来。[5]离婚不离婚是人家自己的事
  其实,不仅在中国,即使是德国民法学界对“权利客体”的界定也颇费周折。德国法学家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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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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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正不洗碗,我可以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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