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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中国传统人权观念再探
【副标题】 一个比较法文化的视角
【英文标题】 A Re—discussion on Chinese Traditional Human Rights Concep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egal Culture
【作者】 李道刚【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
【分类】 法理学【中文关键词】 人权;自由;人性;理性
【英文关键词】 human rights;freedom;human nature;rationality
【文章编码】 1006—6128(2005)02—0053—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2
【页码】 53
【摘要】

人权的概念虽然产生于西方,但人权的思想并不是西方的专利。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大量的人权观念,这些观念与西方的人权观念可谓殊途同归。自由观是人权的理论基础,中国传统的自由观更强调个人自由和社会利益的协调,这种自由正是现代人权观的应有之义。善恶论是人权的人性基础,中西方的人性论在本原上都以性善论为基础,但西方的性善论在近代被启蒙学者颠覆,促成了法治,进而弘扬了人权,而中国的性善论始终未被颠覆,进而无法形成法治,人权观念没有变成人权现实。理性观是人权的文化基础,这在西方表现为自然法,中国古代也有自然法,中国的自然法在抽象层面上表现为“道”,在现实层面上表现为“乐”。“道”中包含了大量的现代的人权观念,“乐”所营造的氛围催生了人权观念。

【英文摘要】

Even though the concept of human rights originates in the West,the thought of human rights is not its patent.There are rich ideas of human rights in our traditional culture,which reach the same goal by different routes in hailing the human rights.Freedom i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human rights.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ion of liberty emphasizes more on the harmony between individual freedom and social interests,which is the essence of modern human rights outlook.Theory of goodness and evilness is the human nature foundation for human rights.Originally,both the western and Chinese theory on human nature are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goodness;however in modern times,the theory of good human nature was overthrew by the enlightening thinkers in the West,which favors the development of rule of law and human rights,while in China,the theory on good human nature has never been overthrown,owing to which the rule of law could not grow and the human rights ideas could not come into human rights reality.Conception of rationality is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for human rights,which in the West manifests as natural law,while in Chinese shows as“Tao”in metaphysics,and as“Happiness”in reality.“Tao”contains great deal of modern human rights ideas,while the atmosphere created by“Happiness”helps the birth of human right concep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594    
  
  从法哲学的角度来看,权利问题源于人类在精神和道德上的冲突,是人类意图解决自身现实问题的某种客观反映。人权作为人生存的底线,作为人的权利的最基本形态,其反映的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体现的是公权力对人性的基本态度,换言之,人权是通过人类的天性来确定的、先于国家权力而存在的并由国家帮助其实现的人的基本利益。人权不仅是法学,同时也是哲学、伦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共同研究的对象,它所调动的资源异常广博,关于它的研究范式与方法也极其丰富。但综合这些学科对人权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它们的研究进路和目的不外乎一个,那就是:试图从普遍的人性中推衍出不可转让与不可剥夺的人的基本权利———人权。然而,在现实中,人权则表现得相当复杂,它往往是国家间纷争的缘起和政治家付诸政治行动的理由。笔者认为,将人权置于政治与意识形态之中毕竟不是学者们的任务,作为法学学人,首先应澄清人权的概念并建立系统的方法论体系,在东西方对人权的基本内容尚难以达成一致见解的当下,应在“人的尊严”的共性上入手,谋求对人权价值的认同;其次,应以探讨人权理念的核心内容可否具有普遍性作为研究重点,因为,人权观念的同质性问题即使在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的今天,依然为文化(伦理)相对主义者们所质疑。这种质疑在深受阶级斗争范式影响的理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们往往否认人权反映整个人类对自由的愿望和希求,而是将之视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侵略的新的表现形式。诚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代人权观念是两千多年来欧洲文化演进的结果,它与古希腊、古罗马的自由观和个人主义同生,与近代启蒙思想和资本主义共长,与现代西方国家的宪政、民主、法治互动,但是,由此我们也不能得出它就是西方历史的专利的结论。提及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往往以“专制”一词一以蔽之,然而我们如能认真挖掘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大量的人性和人道思想,而人性和人道思想正是人权的基本内核和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虽然在中国古代没有产生人权的概念,但这并不等于没有人权的思想和现实。细细品味近年来国人对人权理念的迅速接受的事实,[1]我们就会发现这与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有的人权观念和人性思想不无关系。由此看来,中西方传统人权观念虽形态各异,但主旨可谓殊途同归。[2]
  一、对作为人权理论基础———自由观的再探
  自由源于人的本性,是最具有基础性意义的人性,正如黑格尔所说:“自由是意志的根本规定,正如重量是物体的根本规定一样,”{1}(P11)也如马克思所云:“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类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2}(P96)由此我们说,如果将国家看作一个包含着多元价值取向的系统的话,自由则是其中最为本质的价值量,保护自由则是现代法治中国家行为的价值规律,尊重人的自由则是现代人权的基本要义。
  欲比较中西自由观,厘清自由主义的概念是首要的。大凡70年代以前出生的大陆中国人,都熟识毛泽东的一篇文章———《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罗列了自由主义的种种消极表现,这使得“自由主义”这一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国人避之惟恐不及的东西,“自由散漫”也一度成为政工干部批评“人民内部”不良现象的口头禅。尽管毛泽东论及的自由主义与西方的自由主义大相径庭,但在翻译的时候,具有理论权威的中央马列编译局依旧将这个棘手的词翻成“Liberalism”,这大概是因为虽然毛泽东对自由主义有这样的理解,但译文也必须首先忠实于作者的原意。事实上,这种自由主义虽与我们现在所谈的自由主义完全风牛马不相及,但就“自由”一词的本义来看,两种自由主义所指涉的自由都有自己做主,不受他人支配的含义。正因如此,林语堂主编的《当代汉英词典》将自由主义翻成Liberalism,梁实秋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词典》同样将Liberalism译作“自由主义”。如此看来,西方的自由观与中国人所理解的自由确有相通之处。古乐府《孔雀东南飞》中说“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3}(P1893)其中的自由就是由着自己、自行其是的意思。而西方的自由主义首先意味着个人从教会和国家中获得独立的“自由”。[3]从这一点看,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是没有现代自由的因子,只不过它在表现形式上与西方文化中的自由略有不同罢了。
  西方的作为政治理念的自由主义发端于启蒙时代,其理论的出发点是倡导个人自由的经济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确立了其特有的经济秩序原理和竞争规则,它以尽可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最大的物质财富为旨归。交换关系的自由化、通过致富欲望调动个人的创造力、减少国家对私人生活的干预、以及建立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等等是早期自由主义的特征。早期自由主义的历史功绩在于:将理性视为人的自主性的基础,强调个人自由的价值高于任何权威,将建立完全世俗化的国家和社会制度以及理性、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作为终极目标,而这种终极目标的本质则是全人类的自由与平等。因此,自由主义者激烈地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力图通过人民主权、分权和自治取而代之,无所不能的国家应退到功能性的存在,即不干预人天性自由的实现。他们甚至将国家视为必要的“恶”,如潘恩所说:“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可是政府呢?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4}(P3)于是,在这种自由精神下,国家权力不仅被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且相互制衡,同时国家本身也被置于法的秩序之下,这样,现代法治国家诞生了。现代法治国家的政治逻辑是:个人的自决权优先于国家权力,国家权力存在的目的为了是更好地保护人的权利,不能保护和促进人的权利实现的国家权力是恶权力,人们有理由摒弃它。这正是现代人权观念的核心内容。中国传统的自由观念与西方自由观念截然不同,因此各自的人权观念也表现出种种差异。[4]中国文化主张,个人是社会的手段而不是相反。无论墨子的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还是“弟子虽饥,不忘天下”的思想都是这种观念的反映。{5}(P178—179)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没有催生出西方式的个人主义,取而代之的则是家团主义。爱默生认为,在尊尊亲亲的等级制度中很难构建出个人主义文化,因此,个人主义作为政治原则至少在儒家的价值系统中,是没有一席之地的。{6}(P211—215)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暗示,西方文化重静态的实体、个体;而中国文化则重动态的“关系”,此为中西文化差异的内在原因。{7}(P32)因此,传统中国人所信仰的自由是社会的、共同的,而非个人的、各别的,{5}(P216—217)是一种个人与社会的“中庸”,是一种权力与权利的“博弈”。其实,这一点与现代人权观念并不相悖,所谓权利即是在群体中被界定了的自由,是个体利益受到的所在群体对其的肯定性评价,真正的自由不应是西方的“独我自由”,而应是权利与义务并重的自由。正如康德所说:“严格的权利也可以表示为这样一种可能性:根据普遍法则,普遍的相互强制,能够与所有人的自由相协调。”{8}(P42)也如孟德斯鸠所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9}(P154)陈来先生以亚洲价值为主要理论支持,认为《世界人权宣言》集中体现了西方近代以来自由主义哲学核心的人权观念:“由于把焦点集中在个人对社会的要求、集中在个人对自己权利的保护,因而忽视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10}(P26—48)而在“礼”的前提下,追求个体与群体的和谐则是中国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这一点与现代国家责任理论是相通的,即国家既保障普遍价值的认定,又尊重个人的自由,{11}(P96—103)社会的和谐则是个人自由实现的前提和保障,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正是因为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当代人权理论与实践在接受西方经验的同时又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特点:我国更侧重民众生存权、发展权的建设,更强调政府在人权建设中的作用,更突出在促进人权发展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
  二、对人权的人性基础———善恶论的审视
  所谓人权,就是人之为人的权利,这种权利来源于人性,根植于人性,没有人性就无法谈及人权,因此,人权学说的理论出发点是人性论。传统观点认为:中西方人权观念的差异源于中西方人性论的差异,中国传统的人性论是以性善论为基础的,而西方传统的人性论则是以性恶论为基础的。{12}(P245—247)西方传统文化承认人性恶,所以强调必须依靠法治来约束人性,而法治又弘扬了人权;中国传统文化承认人性善,因此认为无需利用法治便能实现人性的完美,从而导致法治的颓废,进而扼杀了人权。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中西方的历史,便会发现,其实,中西方的人性观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们有着许多相通之处。
  西方的人性论大致有两个思想来源:古希腊神话和基督教圣经,其中圣经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最大。基督教文化认为:自由的上帝创造了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也按自己的肖像创造了人;人性本善,可以与上帝同在,人的自由是与生俱来的,他能够选择是否跟随上帝;夏娃不听命于上帝,偷吃了伊甸园中的“知善恶树”上的智慧果,人的“原罪”才由此而来。这也就是说人性并不具有彻头彻尾的恶,人只是在违背了上帝的意旨以后,才变恶的,就其本源来讲,还应该是善的。
  中国古代的人性论源于对“天”(大自然,神)的敬畏,这一点与西方人性论来源于对上帝的敬畏有相通之处。汉语“性”这个字,去掉竖心旁是个“生”字。一竖代表一颗树,中间一横代表土地,下面一横代表树根,甲骨文中的“性”字上面一横是向上弯曲的,象征“芽”。可见草木之生的“生”表示“人性”与生俱来的特质;加上竖心,“人性”就等于“人心”,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对“性”字的解释为““人之阳气性善者也从心生,”{13}(P217)这给予了我们这样的启示:“性”并非如告子所说的“如湍水”{14}(P29)向下流,而是升腾的阳气,不断地提升和超越。它不仅包括静态的接受,也包括动态的进取,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人性在根源上是向“善”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如同孔子和孟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一样巨大。柏拉图认为,人性是先天的,并且人神可以轮回。这一观点受到了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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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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