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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东亚法治社会论纲
【英文标题】 “Rule of Law”Societies in the Eastern Asia
【作者】 马新福【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
【分类】 法理学【中文关键词】 东亚 法治社会 法治 多元化
【英文关键词】 The Eastern Asia,rule of law,multiplying.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3
【页码】 61
【摘要】

东亚国家形成法治社会是历史的必然,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共同要求。东亚国家形成法治社会的内在动力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其内在精神要件则是不同于新教伦理的其他理性文化。由于形成法治社会内在要素的条件和时间不同,东亚国家走上法治社会也就具有指导思想、进程、政府地位和民族性等方面的多元特色。

【英文摘要】

The Eastern Asian countries will become“rule of law”state.This will be an outcome of historic development and the requirement of market—oriented econom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The inner drive for that is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and the spiritual drive is reasonable culture different from the new protestant Christian culture.There arte many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countries in terms of guiding ideology,process,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governments,national character in the processes of Eastern Asian countries marching towards“rule of law”states because of varying social conditions and tim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222    
  
  战后东亚历史的发展表明,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并非是西方国家专有的奢侈品,也并非只有西方国家才可以选择法治而走向法治社会。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亚洲“四小龙”,以其“东亚模式”及所创造的经济奇迹,跻身于现代化国家行列;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坚定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路,并郑重地宣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些事态的发展有力地表明,即使是东亚国家,只要具备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条件,就完全可以在这一基础上形成法治社会,实现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历史性转型,可见,形成法治社会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东亚国家和西方国家一样,在自己社会发展的历程中都将实践这一必然性,它们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时间表,也可以有不同的特点,然而这一历史的大趋势是不会改变的。本文不揣冒昧,拟对东亚国家这一历史进程作一理论上的探讨。
  一、东亚国家选择法治的必然性
  自国家产生以来,东亚国家和其它国家一样,在以何种方式治理国家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概括起来,这种争论不外乎有两种,即:人治和法治。在古代中国,具有重大影响的儒家学说及其代表人物就主张人治。孔子认为,治理国家主要靠人,靠“明君贤相”。他说“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1]在西方,古希腊的大哲学家柏拉图也认为应该实行人治,认为“除非哲学家成为国王”,否则“国家就不会解脱灾难、得到安宁”。当然,对此持不同意见的也大有人在。中国古代的法家和柏拉图的弟子、古希腊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亚里斯多德就是典型。事实上,古东方国家以及大部分西方国家(除雅典等少数国家之外),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大都选择了人治作为统治方式。何以如此?我们认为,其原因不在于人治和法治孰优孰劣,而在于哪种治国方略更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和社会统治的需要。众所周知,在早期社会,社会基本的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在这种经济形态下,生产不是为了交换,人们自给自足,其经济关系中孕育的是一种依附原则。而且,强大的中央集权也有助于发展农业、兴修水利设施和控制社会。所以,奴隶、农民(农奴)依附于奴隶主或封建地主,老百姓依附于“好皇帝”。握有最大权力资源的皇帝、国王或君主,一向认为“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时这些由经济、政治条件造就的人格化的权威,口含天宪,言出法随,说出的话就是人们必须遵从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选择法治作为治理国家的方式,因为他根本不能容忍有任何凌驾于自己之上的规则存在。应该说,这些人格化的权威拒绝法治而采纳人治,与他们是否开明无关,也与他们本身人性善恶无关,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的经济形态决定着治理国家的实践形式。
  西方国家较早的形成了法治社会,不能说与法治理论的发展无关。亚里斯多德极力主张法治,并认为“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其后资产阶级学者又进一步发展了法治理论,这些都为西方国家最终形成法治社会作了理论准备。但是,从根本上说,西方国家对法治的选择仍然取决于他们最先摆脱自然经济而形成了商品—市场经济形态。商品经济关系所孕育的民主原则,使西方国家在取得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后,得以建立民主政治;与此相适应,在治国方略上也抛弃了人治而选择了法治。显然,对法治的选择与运用,主要不取决于个人的德行或偏好,而取决于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取决于商品—市场经济形态的形成和民主政治的出现。亚洲“四小龙”在东亚国家中脱颖而出,率先实现现代化,走向法治社会,最根本的一条,也是在于它们的经济发展已摆脱自然经济形态,实现了农业商品化和工业现代化,也即建立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虽然法家法治的主张产生很早,但远不是一种与人治对立的思想体系,因而也未能在此基础上形成有价值的法治理论。无需讳言,中国长期以来的法治理想是来自西方的法治理念,它已与中国的传统法文化融合成为我国人民对治国方略的历史性追求。宽泛地讲,这一历史性追求从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就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人登上历史舞台,领导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也一直未曾放弃。然而,为什么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却并未形成法治社会呢?原因仍旧在于经济、政治条件不具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从自然经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自然经济中原有的依附原则,恰好非常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遂发展为“畸形”的中央行政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从而未能创造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生长点,人治便又顺理成章地成为建国后国家治理的实践形式。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文革”的出现,使中国陷入严重危机。其后,前苏联的解体又造成了巨大的政治震荡。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陷入深沉的历史反思。中国人民把以往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转化为对社会主义的新的理性认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实行改革开发;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由于不断取得改革开放的新胜利,实行法治的内在条件逐步成熟,党的十五大才得以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随即在1999年修宪时将其郑重载入国家根本大法。这表明,中国终于正式选择法治作为治国方略,从此走上了法治之路。
  至于其它东亚国家,虽然各有各的历史和国情,相互之间也定然有不少区别,但完成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的历史转型,确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民主政治,则肯定是一种共同的时代选择和历史大趋势,它体现了人类社会走向光明未来的必由之路。爬数据可耻
  二、东亚国家形成法治社会的内在动力
  既然法治不是西方国家特有的社会现象,而是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的国家治理形态,那么法治出现和存在的社会条件就恰恰表现着市场经济形态和民主政治发展的不可逾越性。也就是说,法治形成的内在“驱动力”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我们认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内在因素应该、也必须是一种物质性力量。它不可能是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说的那种“基督教伦理”。而是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2]马克思·韦伯把西方国家实现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看成是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及其表现形式,诸如新教徒们的谦恭、永不满足、善行等等,实属牵强。这些伦理因素至多可以称为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条件,而不是“决定性”的成分。同样的,马克思·韦伯据此而断定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没有新教伦理就难以产生商品—市场经济及相应的民主政治,进而也不可能形成法治社会,就显得更加武断了。诚然,西方国家是形成法治社会的先行者,但究其根本原因,决定这些国家走上法治道路的因素,仍在于这些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最先冲破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使商品经济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从而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开辟了发展空间,随着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这些国家也就形成法治社会。美国的巴林顿·摩尔指出:“在欧洲不同地区,由此产生的反应主要有三种形式:英国土地贵族转入商品经济的形式促使农奴尽可能自由地迁移出去。法国的土地贵族则通常让农奴实际上占有土地,他们转入商品经济的方式是通过强制农奴提交部分劳动产品,然后贵族再进入市场进行交易。东部欧洲出现了第三种型式——封建庄园的反动。”[3]显然,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化的“内在条件”并不是“新教伦理”,而是经济形态度转换。当然,我们并不反对,在西方国家,从封建制转型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成法治社会的过程中,“新教伦理”起了某种积极作用,但这只能是一种理性文化的支持作用而已。而且,我们还认为,西方以往的其它国家形成法治社会,虽然“内在的精神条件”是不可缺少的,但也不必一定是什么“新教伦理”。它完全可以是其它类型其它形式的理性文化。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一方面,亚洲“四小龙”都是在摆脱了自然经济、成功确立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基础上步入法治社会的,其内在动力是商品经济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们的发展又都或多或少有着来自儒家学说的文化支撑。儒家倡导的“以人为本”、“藏富于民”、“和为贵”、“修身”、“自然约束”、“中庸”、“和谐”等儒家伦理精神,是亚洲“四小龙”走上资本主义、形成法治社会的内在精神条件。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不同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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