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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的思考
【作者】 卞昌久【作者单位】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分类】 金融法【期刊年份】 1994年
【期号】 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0982    
  期货纠纷案件是一种新类型的经济纠纷案件,有其自身的特点。如何审理好这一类案件,调整其法律关系,确立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笔者就此略陈一管之见。
  一、熟悉当前期货纠纷
  案件的主要特点
  就目前来说,期货纠纷案件,无疑是一种新类型的案件。由于其“新”,缺乏审理这类案件的经验,再加之我国目前还没有规范期货交易行为的法律可依,这就必然会带来审理的难度大,这是审理期货纠纷案件的最基本特点。
  ——难在内容新。期货纠纷,在其法律关系(主体、客体和内容)上,与一般民事、经济纠纷有所不同,与股票纠纷也有差异。(一)在主体上,期货纠纷的主体一般只有四类:客户、客户委托的经纪人、期货经纪公司、期货交易所。在客户中,可以有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笔者认为,下列三种人要除外:①期货交易的“内幕人员”(主要是指能够接触或者获取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②期货业管理人员;③期货业从业人员。这三种人不能成为自身设立的期货交易的客户。理由:这三种人参与期货交易,会直接影响到该期货交易的公开、公正和公平性。(二)在客体上,当事人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是一种特殊的“物”—契约。因为,在期货交易中,买卖双方进行交易的不是实物,而是一种期货合同,是含有物品、价格、数量等具体内容的契约买卖。(三)在内容上,期货纠纷,实质上是从事期货交易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纷争。其纠纷的诉讼和法院的公正处理,实质上是通过审判手段,适用新的法律(涉及规范期货交易行为的法律)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调整,予以从法律上确认。由此可以看出,这在审判实践中无疑是一项新的内容、新的课题。因而,审判人员不仅要熟悉期货交易的有关政策、法规,还必须了解期货交易的专业性知识、操作程序,以及国际惯例等。
  ——难在涉及广。期货纠纷所涉及的面很广。(一)纠纷类型多。从深圳的“百事高”、上海的“润丰”、南京的“金中富”等案件中可以看出,目前期货纠纷已出现了好几类:一是期货经纪公司超越经营范围,客户要求退回保证金而发生纠纷。如深圳市罗湖区法院审结的原告梁某诉被告深圳“百事高”商品期货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期货纠纷一案。罗湖区法院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超越经营范围,与梁某所签商品期货买卖的契约无效。限期返还保证金20万元人民币给梁某;被告代梁某进行的期货交易所得利润9170元人民币予以追缴,上交国库。二是经纪人超越客户的委托授权范围,造成客户期货交易损失而发生纠纷。今年4月,上海市中院受理的原告周某诉被告上海润丰商品期货有限公司一案,要求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10806.25美元,就是由客户经纪人超越“部分委托”(或称半委托)的授权范围,擅自交易所致。三是客户以期货经纪公司有欺诈、行情误导和违规操作行为为由,起诉要求期货经纪公司赔偿损失。今年4.5月间,南京市中院受理的原告赵某等分别诉南京金中富国际期货交易有限公司3起有代表性的期货纠纷案(一起要求赔偿损失247万元人民币和3.9万元美元;另一起要求赔偿损失39280美元;还有一起要求赔偿29名客户集团诉讼的经济损失共755.25万元人民币)。上述“润丰”、“金中富”案件,法院正在审理之中。随着期货业的发展,期货纠纷的种类还会逐渐增多,除上述三种纠纷外,还有可能出现:因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而非法经营期货交易而发生纠纷;因期货经纪公司私下对冲而发生纠纷;因伪造、涂改、买卖各种交易凭证和文件而发生纠纷;因挪用客户保证金而发生纠纷;因雇用非经纪人与客户接洽、商谈委托进行期货买卖事宜而发生纠纷;因经纪人与期货经纪公司合谋损害客户而发生纠纷;因盘房在操作中搞错客户帐户而发生纠纷;因经纪人被期货经纪公司派走,未能向客户交接,单子仍在仓,造成客户经济损失而发生纠纷,因客户合伙集资进行期货交易带来盈亏分配而发生纠纷,等等。(二)交易跨国性。目前我国的期货交易,既有国内的,又有国外的,其交易行为具有跨国性(国际性)。如南京金港商品期货有限公司,既做日盘,又做美盘,还做英盘。湖北润和商品期货有限公司直接与美国芝加哥交易所接轨,同步翻译。(三)环节多层次。如客户诉金中富案件,就涉及多个环节。南京的金中富国际期货有限公司是南京市外商投资咨询服务公司与香港安家富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合资创办,且在南京市注册的中外合资公司,未直接和日本东京国际期货市场挂钩,而是间接地通过香港安家富公司再通过日本小林商社代理商来和东京国际期货市场发生关系。据原告说,他们所下的订单可能未进入东京国际期货市场,许多钱直接被香港安家富公司赚走了。
  ——难在取证难。在期货纠纷诉讼中,最突出的问题反映在当事人举证难(尤其是原告的举证)和法院调查取证难。从已投诉的纠纷案件看,原告一般都处于举证困难的被动地位。在庭审中,原、被告各执一词,难以举证,法院也难以调查取证,有的案情就根本无法查实取证一件期货纠纷案件,在期货交易一中要经过许多环节,只要其中一个环节查不确实,整个案件事实就难以认定,案件的性质也就难以确定,是非责任自然也难以分清了。
  ——难在依据少。在我国,目前期货市场正处于初始阶段,是在立法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建立和发展的,所采取的是行政调控、协调疏导等手段来调节期货市场和调处期货纷争,缺乏强有力的法律约束。就现时来说,我国还没有一部规范期货行为和调整期货法律关系的法律法规,这就给审理期货纠纷案件带来了困难。
  在上述“四难”中,要说对审理期货纠纷案件影响最大的,是取证难和依据少,这就必然会带来对期货纠纷案件的确认难和裁判难。在期货纠纷案件审理中,往往涉及到对案件的具体处理就感到不易把握,无法可依(指没有期货交易法等),有法难依(指民法通则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等),往往法院内部意见不一,裁判难度大。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可资借鉴的判例,确认难,裁判难严重地困扰着人民法院对期货诉讼的最后处理。
  二、期货纠纷案件诉讼主体之间法律责任的分析
  从深圳、上海和南京的法院受理期货纠纷案件来看,其诉讼主体基本上是客户为原告,期货经纪公司或客户委托的经纪人为被告,其法律关系也很明确,即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在期货交易中因被告的过错而造成原告的经济损失。但如何确定客户、期货交易所、期货经纪公司、客户委托的经纪人之间的法律责任,则是审理中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客户与期货经纪公司之间的法律责任确定。1993年4月28日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布的《期货经纪公司登记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期货公司管理办法),初步对期货经纪公司的设立和管理作了规范,其中第3条第5项明文规定:“有经营业务相适应的从业人员,其中专职期货经纪人不得少于20人。”这一基本条件的规定,反映出在期货经纪公司的运作中经纪人所处的法律地位,即三点:第一,经纪人是期货经纪公司的从业人员;第二,要有专职从事期货的从业人员—经纪人;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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