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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环境哲学的刑法学展开
【作者】 杨建学 张光君【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应用法学院
【分类】 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环境哲学;环境刑法;法益范围;道德基础;环境权
【文章编码】 1007-788X(2009)02-0019-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2
【页码】 19
【摘要】 环境哲学的整体视野和生态伦理观念分别对环境刑法的法益范围和道德基础产生积极影响。环境哲学的整体视野必将扩展环境刑法的法益范围。环境大生态伦理也应当为环境刑法奠定道德基础,并在冷静反思“环境权”热之后,力倡环境义务先定论,划定了环境刑法“不害环境”的伦理底线。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8464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使得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急剧恶化,环境问题也由此发展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危机。环境问题是一个极端复杂的问题,与政治、经济、技术、伦理、法律等等问题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注定了局限于某一学科单打独斗式的智识努力最终都将难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厄运。作为人类进行环境管治的最严厉措施和应对环境危机的最后手段,环境刑法在没有决裂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观的情况下广泛介入环境问题,与其说是暴露了人类应对环境危机“黔驴技穷”的尴尬,毋宁说是暴露了人类认识到环境危机严重性后“病急乱投医”的窘迫。我们时代的环境刑法需要重新反思,更需要一种全新的反思视角,这就是必须超越环境刑法的学科域限寻求一种整体主义的宽广视野,而环境哲学恰好能够提供这一视野。
  一、环境哲学的基本观念
  通常意义上,环境哲学可以定义为连接人类、自然和价值的一般理论。它与生态哲学的环境研究对象、观点和方法大致相同,但是生态哲学更强调用生态学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和生态科学的方法论去观察、评价和调节自然—技术—社会的关系,而环境哲学则重视借助于生态学、伦理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知识来探讨自然—技术—经济—社会的关系,寻求人—自然—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环境哲学是比生态哲学更为广泛的学科。[1]我们认为,在一定意义上,环境哲学可以视为是环境大生态观和可持续发展观的有机结合。
  首先,环境哲学是环境大生态语境下的人类反思。它意识到“人在生态关联网中遇到了严格的控制。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是作为主人面对这一发展,我们自己也是整体的一部分。虽然我们成为进化的帮手,可以影响其方向,但是自然不是我们可以随意摆布的物体,而是我们得适应自然,以便使自然根据其规律按照我们的意愿起作用”。[2]
  其次,环境哲学是可持续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智慧对环境大生态的关注。它主张种际、代内和代际的公平,强调自然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是实践可持续发展观的前提,社会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是实践可持续发展观的保障和动力,尤其注重人类这一物种在地球上继续生存和持续发展的问题必然依赖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存在和发展。
  再次,环境大生态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环境大生态观是可持续观的伦理基础,环境可持续观是大生态观的价值方向。环境大生态观要求以有机系统论的观点看待人与自然的本源性联系,将人—社会—自然看作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有机系统,肯定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而且基于这种大生态系统的整体观,要求作为大生态系统中最有智慧和最有影响力的“控制者”——人类,必须考虑到大生态系统的整体状况、质量、发展趋势以及对当代和未来人类的影响,从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使环境的可持续存在和发展成为可能从而也使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最后,环境大生态具有自身的合目的性。按照环境大生态自身的互动性规律运动,会趋于各个系统总体上的平衡、稳定与和谐。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环境大生态是以其可持续存在和发展为价值方向的——公平、正义、安全、可持续发展、和谐等价值理念由此具有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二、环境哲学的整体视野与环境刑法的法益范围
  环境哲学的整体视野必将导致环境刑法法益范围的扩展,而现行环境刑法在诸多方面缺乏这种整体视野,应当力图从自然环境法益和社会环境法益两个方面来实现环境刑法法益范围的拓展。
  (一)整体视野必将导致环境刑法法益范围的扩展
  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机械论世界观为指导思想,把统一的物质世界划分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通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分别研究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在研究社会现象时,往往把自然因素抽象掉;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常常把人的因素抽象掉,将这种抽象作绝对化的理解所造成的后果之一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相关地同时并存,不搭界地并行发展,形成了显然不同的两种知识体系。[3]环境危机已经充分证明了机械世界观的局限性和危害性。因此,“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一种整体论、不滥用自然资源、在生态学上合理的、长期的、综合的、爱好和平的、人道的、合作的世界观。我们需要转变到一种真正全球性的观念上,在这种观念中,个人、社会和这颗行星都被给予充分的重视。换言之,我们必须从一种协同程度较低的世界观转变到一种协同程度较高的世界观。”[4]环境大生态观把“人—自然—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予以反思,由此,环境大生态观的整体主义得到彻底张扬,整体视野成为环境哲学的基本方法论。实际上,这是人类知识视野逐步拓展到新阶段的成果。最先人们认识到财富是经济,经济是人权,后来才认识到资源是财富,于是对资源的开发利用有所规划,于今才终于认识到环境是资源,并把“人—自然—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予以通盘考虑。从环境哲学的整体视野出发,我们认为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中与环境危机密切关联的问题都应当被纳入环境法律的观察范围。
  (二)现行环境刑法缺乏整体视野的表现
  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观的狭窄视野中,环境刑法不仅而且主要不是为保护环境大生态,却是而且主要是为人们安全、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提供的制度保障。勿庸讳言的是,我国现行环境刑法主要是一种环境经济对策的刑事化,不过是经济发展的清道夫。它仍然殚精竭虑地在经济与环境关系的协同问题上进行局部努力,出于对经济自由和GDP的过度迷恋,只对危害环境的行为给予较小范围、较弱强度的刑事规制,缺乏整体主义的全面性和前瞻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范围过窄,大量生态环境要素没有进入环境刑法的调整范围。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问题,现行刑法分则第6章“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第6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规定了两类环境犯罪:第一类是破坏型环境犯罪;第二类是污染型环境犯罪。在第一类之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生态利益的保护,有下列罪名:第341条第1款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是对环境要素的直接保护;第340条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341条非法狩猎罪也体现了对生态利益的保护,因为其对一定期限、一定地域的水生、陆生动物给予保护,保证了这些动物的繁殖和生长,维持了生态系统平衡所必须的动物数量;第344条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罪,对珍贵树木单独予以保护,体现了维护生物多样性的要求;第339条第1款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行为规定为犯罪实际上就是对生态环境的直接保护。这些条文把环境犯罪当作是侵犯生态系统及生态环境自身价值的犯罪,其关注的重点已经放到保护环境法益上来,可以说是触及到了环境犯罪的本质。但是范围太狭窄,从环境大生态观出发,我们知道,生物多样性的保持对于生态利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生物多样性的保持显然不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或者珍贵树木的保护这样简单的问题,而第339条第1款又仅仅局限于固体废物,对气态和液态废物则人为地排除在外,都显然是不合乎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的。在第二类之中,最典型的莫过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但是该罪的重心却不在于污染行为给生态环境本身造成的侵害,而是因为污染行为超出了根据环境行政法规而进行的“合法排污”的限度,严重威胁到了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所以环境刑法才予以规制,不存在保护环境本身的“生态利益”之说。更加严重的是对于社会生态环境的问题,则存在更为严重的忽视。
  2.现行环境刑法错过了环境管治的最佳时机。在已经犯罪化的危害环境行为中,绝大多数只处理结果犯,即只有当危害环境行为“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时,才构成环境犯罪;而很少规定危险犯,导致环境刑法介入环境危机最佳时机的白白丧失。虽然也明白“预防重于救灾”这个道理,但是环境刑法仍然只是以一个“消防员”的姿态出现于环境事故爆发之时,而在危机爆发之前危险出现之时环境刑法是缺位的。环境保护工作未能进入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干线和主战场,处于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围追堵截之中的环境刑事司法往往还只能望“火”兴叹。这样一来,不仅环境刑法应对环境危机的功能大打折扣,而且这有限的功能也往往发挥不出来。
  3.人本主义功利观的利益判断失之偏颇。人本主义功利观局限于人群内部社会关系的调整,环境其实并没有成为它真正关注的重心,它的知识体系从根本上忽略了生态环境的独立性和先在性,它对环境的保护只是为了保护环境的财产价值和保护人的身体健康,而环境只是间接保护的对象。对此,我国学者指出:没有以环境效益或环境性判断为基础的刑事法律制度,即使是有一些与资源或环境相关的罪名规定,与环境保护要求也相去甚远。[5]
  (三)环境刑法法益范围的拓展
  重构环境刑法的法益体系是环境哲学整体视野的必然要求。不仅在内容上应当逐步拓展,而且在时间上应当前移;不仅重要的自然生态环境要素要逐步增加,而且与环境危机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态环境要素也应当逐步纳入,环境污染、自然生态破坏、人口膨胀以及奢侈消费都应当纳入环境刑法的规制范围,而且要重点将危险犯纳入环境刑法的视野。其中,环境刑法的重点首先是规制过度消费,其次是人口过度生产,其三是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行为。目前世界各国的环境刑法基本上都局限于第三方面,实际上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偏离了环境刑法应然的关注重点。具体论述如下:
  1.自然环境法益的拓展。日本刑法学家大冢仁曾经指出:“社会对法益的认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迁的,刑法对犯罪的规定也必须有所变化。对过去认为没有必要保护的法益,随着保护要求的增大,就应当进行相应的新刑事立法。”[6]从环境大生态观出发,我们认为,环境刑法对于环境污染行为的规制必须以生态环境为着眼点,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公私财产以及人的生命、健康。环境污染犯罪不应当以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者导致人身伤亡为入罪的必备条件,对于那些虽然没有造成上述损害但是侵害了自然生态环境本身或其中生态要素的严重危害环境行为应当直接予以规制,而且也应当对破坏型环境犯罪的对象予以适度扩大,从而实现对传统环境刑法对自然环境法益的拓展。这种拓展是符合环境大生态观和可持续观要求的,也是符合刑法法益拓展的客观规律的。其中,尤其要注重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生态学研究表明:物种由于其是生物进化链条上的基本环节,物种的多样性对于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申言之,物种多样性对于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存在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物种基因的多样性越大,进化的潜力就越大,物种多样性是维持生物圈稳定性的基础,生物圈稳定性是一切生物的生存条件,当然也是人类的生存条件,物种多样性的保护事关重大,它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换言之,它对于自然生态系统以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职是之故,有学者主张将保护物种多样性作为环境时代宪法对于其他生命物种权利保护的主要内容之一。[7]但是,这种保护不应当只是停留于宪法层面的保护,还应当在环境法律法规之中予以具体化,并由环境刑法提供最后保障,异言之,对物种多样性的保护应当纳入环境刑法的法益范围。
  另外,在环境刑法介入的时间起点上,德国法学家金德霍伊泽尔极力主张提前,[8]我们亦认为这也是扩大环境刑法法益保护范围的策略之一。为此,应当大量规定污染和破坏环境行为的危险犯和行为犯,而不能局限于结果犯,甚至在行为犯、危险犯和结果犯的关注重点上,应当更加注意前两者。这样,才有助于从根本上防止环境刑法被动“救火”而于事无补的情况屡屡发生。
  2.社会环境法益的拓展。世界上第一位密切关注环保问题的经济学家是英国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资本主义处于全球扩张的十九世纪,他独树一帜,极力呼吁人们对所谓的“发展”保持更加谨慎、清醒的态度。他提醒人们说,如果发展是为了养活更多而不是更好、更幸福的人口,财富与人口的无限增长将消灭大自然已经给人类的馈赠。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他真诚地希望人们能够早日满足于“著作家们所惧怕和厌恶”的所谓财富与人口增长的“静止状态”。[9]可是,在“发展主义”这驾世界大马车前,他的论点却被视为异端邪说,最终落得个“螳臂挡车”的下场,但非常不幸的是,他的许多预言已经变成了当代的残酷现实。
  人口生产要与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相适应,这是环境大生态观的必然要求。生态学的研究表明:在食物链上能量的利用者之间存在着定量关系,进入任何一级的物质和能量都只有一部分转移到次一级,这对食物链上任何一级的生命都没有严重损害,而是维持了系统的新陈代谢过程。这种量的关系在1942年由美国学者R·L·林德曼首先提出。他认为,能量在食物链传递过程中,各级有机体都要消耗掉一部分,通常只有十分之一的能量传递到次一级生物。他把这种量的关系称为“十分之一定律”。由于这一定律的作用,组成食物链的动植物可以排列成数量、能量、重量金字塔。塔基是一大批生产能量的植物,稍往上是为数较少的草食动物,再往上是为数更少的第一级肉食动物,然后是为数再少一些的第二级肉食动物,最顶端是数量最少的最后消费者。而人类位于食物链的顶端,因此人口的控制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根本条件之一。
  奢侈消费的法律规制以及环境刑法对之提供最后保障,是落实可持续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以可持续的消费——绿色消费为前提。[10]但遗憾的是,放眼今日世界,被增长式发展刺激起来的增长式消费已经深入人心,而奢侈消费已经不是败坏社会风气的简单问题,而是威胁人类文明持续存在和发展的“吃祖宗的饭,断子孙的路”一个反面典型。先哲亚理斯多德曾经说:人类的贪婪是不能满足的[11],消费者阶层不会满足于自己已有的消费水平,人类的贪婪在于一个欲望满足了之后,又会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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