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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构建和谐社会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副标题】 2007年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年会综述【作者】 叶青 王晓华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分类】 刑事诉讼法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6
【页码】 155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3170    
  2007年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年会于9月20日至23日在兰州举行。本次会议是刑事诉讼法研究会成立后所召开的第一届年会,会议由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主办、甘肃政法学院承办。来自全国公、检、法、司实务部门以及各高校、研究机构200余位专家、学者、法律工作者参加了本次年会。
  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围绕“构建和谐社会和刑事诉讼法修改”这一主题分别就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基本理念与原则、刑事诉讼程序的修改、刑事证据规则的构建等几方面进行了研讨。现将一些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基本问题
  (一)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基本理念
  对于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及其基本理念问题,有代表提出,应处理好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关系。实然是指我们所面临的现状和国情,应然则是指我们所追求的民主、公平、正义、法治等价值目标。修改刑事诉讼法应当立足于实然,以先进的理念和价值为目标。讲实然不能固步自封,更不能以国情为借口,拒绝接受国际通行的先进理念和原则;讲应然不能脱离我们国家的实际,更不能超越本国的国情,盲目照搬国外经验。具体地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必须以宪法为根据,这是最大的实然问题。而立法原则应当以符合法治国家所要求的先进理念和原则为标准,在条件基本成熟的时候就应当将先进的制度和规则予以规定,从而推动我国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向民主、公平、法治的方向前进。
  也有代表提出,我国在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时候应当避免“屁股决定脑袋”的错误倾向。这一问题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表现得尤为突出。公、检、法三机关为了各自的部门利益,纷纷以司法解释、内部规定等形式突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自我授权、自我立法,导致刑事诉讼法实际上被架空。
  在刑事诉讼法即将再次被修改之际,如果不改变这种倾向,那么即使刑事诉讼法得到了再次的修改,仍会被繁多的司法解释、内部规定所取代。也有实践部门的代表指出,学者们在提供修改建议的时候,不应当只求形式上的国际化与超前性,应当更多地考虑实践的需要,使刑事诉讼法更具有可操作性。*叶青,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晓华,华东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
  (二)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紧迫性
  针对刑事诉讼法是否存在修改的紧迫性,代表们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现在我国总共存在三部“刑事诉讼法”,一部是学者们头脑中理想的刑事诉讼法;一部是写在纸上的刑事诉讼法;还有一部是实践中的“刑事诉讼法”,它是公、检、法各机关自己内部规定以及一些潜规则所形成的实际运行的法律。三部“刑事诉讼法”并驾齐驱,并且这种状况会在一定的时期内保持下去。我们不可能企望学者们头脑中的理想“刑事诉讼法”会在短时间内成为我国的现实立法成果,实践部门各自为政的情况也不会在短时间内有所改变。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从理念上来讲还是比较先进的,因此,现在并不存在修法的紧迫性。修改刑事诉讼法是否能推动我国刑事法律的法治化,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与此相对的观点认为,法律不仅有规制功能,还有教育功能。我们不能忽视法律的教育功能,刑事诉讼法修改得越好,它对执法人员潜移默化的影响就越大。某些价值和制度现在看来难以实现,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不将之归入立法的理由。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司法人员的观念也会更新,这就是刑事诉讼法教育功能的体现。而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整体上与国际上有关公约规定的价值要求相差还很远,因此有修改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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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形式
  对于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形式,大多数代表认为,修改刑事诉讼法采用修正案的形式不妥当。刑事诉讼法不同于刑法,刑法各条文之间相对独立,对个别条文采用修正案的形式进行修改,不会影响其他条文。而刑事诉讼法本身是一个整体性和系统性很强的法典,牵一发而动全身,采用修正案的形式进行修改会导致法典的不协调,甚至会产生冲突,从而导致实践中无所适从。此外,有代表提出,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必须摒弃神秘主义立法方式,要像婚姻法、物权法那样,将草案公开,供全社会讨论,让全民集思广益。而现在的情况是,不仅普通民众无法了解刑诉法修改的内容,连专家学者中也只有少数人可以接触到法律修改材料,这种神秘立法主义并不可取。
  二、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具体问题
  (一)强制措施制度的改革
  有代表提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主要集中于人身控制方面,而对于财产、隐私、职业禁止等方面的研究不足。强制措施的概念应进一步扩大,可以把关乎人的基本权利方面的一切强制性手段都纳入强制措施领域。强制措施本质上是对人、物的保全措施,其目的是为了保障诉讼的正常进行,而其实质与刑罚无异,都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剥夺,因此必须依靠宪法取得正当性。这就要求对强制措施的适用要符合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等。另外,对强制措施适用的证明标准应当根据强制程度的不同而建立多元化的证明标准体系。也有代表提出,我国修改刑事诉讼法难度最大的就在于强制措施制度的修改。原因有四。(1)取保候审后逃跑率比较高,人保、财保作用不大。(2)各大城市外来人员犯罪比例比较高,采用非羁押型措施困难比较大。(3)现在司法机关中考核体系仍以打击犯罪的能力为主要标准。关错了人不要紧,而一旦放错了就要追究承办人员的责任。(4)侦查人员认为将犯罪嫌疑人羁押起来既安全又方便讯问。来自公安机关的代表认为,目前公安机关偏爱羁押型措施也是无奈之举。公安机关的整体侦查取证能力较弱,取保候审配套监督措施又不力,导致脱逃率较高,而一旦犯罪嫌疑人脱逃,很多案件就无法取证,导致案件长期无法终结。如果不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羁押,看似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但反过来却使被害人以及社会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同样达不到保障人权的目的。对此有代表提出,办案人员的观念应当有所转变,犯罪嫌疑人脱逃也要计算成本。实践中,脱逃的犯罪嫌疑人大多隐姓埋名、老老实实地生活,脱逃率高与社会治安的恶化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同时也应当改变考核办法,要鼓励办案人员采用取保候审,在采用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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