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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关于更改反革命罪名的风波
【副标题】 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十六)【作者】 侯国云 李然
【分类】 刑法分则【期刊年份】 1998年
【期号】 9【页码】 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4936    
  李然(以下简称李):侯老师,关于更改反革命罪名的争议,在全国甚至在海外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听说你是这场争议的主要参与者,能否请你就这一争议的前因后果向大家作些介绍,并谈谈你对这一争议的看法和体会?
  侯国云(以下简称侯)[1]:关于更改反革命罪名的争议,从宏观角度讲,可以说是由1989年的政治风波引起的。因为在这之前,关于更改反革命罪名的问题,没有人提出异议,所以在1988年的《刑法修订草案》中就已经改过来了。但由于当年把这次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于是,人们对应否更改反革命罪名的问题便产生了怀疑,“有人断然认为反革命暴乱的定性说明了取消反革命罪之议错了,甚至把更改反革命罪名的建议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刑法学研究中的突出表现”,[2]一时间(即1989年下半年至1990年上半年),关于更改反革命罪名的呼声停息了,原来主张更改的同志也保持沉默了。相反,反对更改反革命罪名的呼声倒开始出现了。
  李:1998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你第一个写文章继续主张更改反革命罪名,思想上有没有顾虑?
  侯:在当时的背景下,继续主张更改反革命罪名,的确有一定的风险。但我认为,更改反革命罪名的建议,是一个学术问题,我不相信因为提出这个学术问题便会被打成反革命或者被打成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我相信反右和“文化革命”时期那种乱扣帽子、乱抓辫子的社会环境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写那篇文章时虽有一点顾虑,但很快就打消了。
  李:你那篇文章发表之后,是否引起了争议?
  侯:那篇文章没有在公开发行的期刊上发表。当时首先是作为年会论文提交给1989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刑法学研讨会的。会上虽然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但没有一家公开发行的期刊敢于发表,后来,被陕西省法学会主办的《法学内参》和华东政法学院主办的《法治通讯》两家内部刊物同时发表。其中一家在发表前征求过我的意见;另一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由于这篇文章没有公开发表,也就没有引起争议。
  李:当年在刑法学研讨会上海年会上提交的论文中,有没有反对更改反革命罪名的文章?
  侯:只有一篇,是内蒙一位同志写的,标题是《对反革命罪存废的再认识》,也没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虽然主张继续保留反革命罪名,但完全是从学术角度讲的,而且文章中明确表示不赞成“对学术见解乱扣无任何说服力的帽子”。因此,这篇文章没有引起人们的任何反感,也没有引起争议。
  李:期刊上公开发表关于更改反革命罪名的文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侯:是从1990年春天开始的。最先公开发表的是反对更改反革命罪名的文章,一篇是在《政法论坛》1990年第2期上发表的,名为《一个危险的抉择——对刑法上取消反革命罪之我见》;另一篇发表在南方某刊物上(标题和刊物名称都记不清了)。
  李:刚才你说关于更改反革命罪名的争议,从宏观角度讲是由89年的政治风波引起的,那么从微观角度讲是由什么引起的呢?
  侯:从微观角度讲,应当说这场争议就是由《一个危险的抉择》(以下简称《危险》)那篇文章引起的了。
  李:为什么《危险》会引起一场争议呢?离婚不离婚是人家自己的事
  侯:这是因为《危险》不完全是从学术角度而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来评断更改反革命罪名的政治后果的,整篇文章都颇有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对不同的学术观点扣了一些政治性帽子,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争议了。
  李:你能谈谈《危险》一文的主要观点吗?
  侯:由我来概述《危险》一文的观点不合适,你可以自己去看、去评断。不过,我记得《危险》中有这样一句话:“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取消刑法上的反革命罪是一个危险的抉择,它必将极大地削弱我们同反革命的斗争,从而给人民民主专政带来危害”。[3]我想这句话可以说就是《危险》一文的中心思想了。作这样的判断,是作者的自由,可以作为一家之言参与学术争鸣。但问题在于,实际上谁也没有主张取消反革命罪,大家只是主张更改反革命罪名罢了。《危险》一文说“许多同志提出了取消反革命罪的主张”,这是对多数人的意见的曲解。若讲《危险》的具体观点的话,可概括为以下几点:(1)刑法的锋芒首先应指向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罪行,若取消反革命罪,就模糊了刑法对敌专政的锋芒所向。(2)反革命罪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不能用其他的罪名取代之。(3)只有保留反革命罪,才能真正保证一国两制的实现。(4)反革命目的难以认定,不能成为更改反革命罪名的理由。(5)要立足于中国国情,不能盲目追随国外。
  李:你认为这些观点能否站得住脚?
  侯:问题不在于观点如何,即使观点本身站不住脚,但只要从学术角度讲,那也是允许的。那篇文章的问题不在于观点如何,而是在于他的前提是以一个并不存在的观点(“取消反革命罪”)为靶子,而且对不同的观点打棍子、扣帽子。读那篇文章,很容易使人想起30年前那类大批判的文章,好象要把持不同意见的人都置于或推到敌对的位置上。不仅如此,文章中还多次曲解他人的观点,甚至讥讽挖苦,不一而足。
  李:你能举几个例子吗?
  侯:比如,认为刑法上取消反革命罪名是“一个危险的抉择”,会“给人民民主专政带来危害”,“混淆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原则界限”,“必将极大地削弱我们同反革命的斗争”,“客观上适应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需要”,“模糊了刑法对敌专政的锋芒所向,麻痹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反革命罪的警惕性”,“只能把我国的刑事立法引入歧途”,“企图以取消反革命罪来解决引渡问题,只不过是天真的幻想”等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文章竟把刑法学界要求更改反革命罪名的意见和方励之等人在美国发表的什么“宣言”相提并论,并提出了一个暗设杀机的疑问:“多年来我们根据和运用我国刑法上明文规定的反革命概念依法判处了成千上万的反革命罪犯,现在反而说它不是严格的法律概念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我想,每一个严肃思考问题的人,是不难得出正确结论的”。这句话里明显地暗含着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要是在大批判那个年代,这句话足可以让人不寒而栗。
  李:据我所知,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在刑法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你能就这方面的情况作些介绍吗?
  侯:可以说在整个法学界(不仅仅是刑法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少刑法学家对这篇文章所提出的论点尤其是论辩方式,不仅仅是持反对态度,而且几乎是一种愤慨和厌恶的态度。大家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全党的工作重心早已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情况下,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调来写此种大批判性的文章,实际上是想把持不同学术意见者置于敌对的立场上,给予政治上的挞伐。因此,在这篇文章发表不久,与其意见相左的文章便也开始公开发表了,关于更改反革命罪名的争议便由此开始了。
  李:那么,公开发表的与《危险》一文观点相左的文章都有哪些呢?
  侯:这样的文章大概有五六篇,其中有两篇是专门反驳《危险》的,其他数篇只是从正面阐述更改反革命罪名的必要性。第一篇是梁华仁和周荣生发表在《政法论坛》1990年第4期上的《论反革命罪名的修改》,这篇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更改反革命罪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接着,王勇博士在《政法论坛》1991年第2期上以《“危险”何在?——与〈一个危险的抉择〉作者商榷》为题发表文章,对《危险》一文进行了全面的反驳。再接着,我又在《政法论坛》1991年第3期上以《一个科学的抉择——与×××教授商榷》为题发表文章,也对《危险》一文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反驳。此外,在其他刊物上也有类似的文章发表。
  李:你主要是从哪几个方面对《危险》一文进行反驳的?
  侯:我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反驳。第一,针对《危险》一文认为“‘反革命罪’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的观点,我详细论证了反革命罪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指出反革命罪虽然由于被规定在法律中而成为一个法律概念,但它决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从本质上讲,它仍然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我还指出,“反革命”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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