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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GATS中的优惠安排及我国的应对措施
【英文标题】 Preferential Treatment in GATS and Measures Our Country should Take
【作者】 李先波徐刚【作者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中南大学管理学院
【分类】 国际公法【中文关键词】 GATS 优惠安排机制 因应措施
【英文关键词】 GATS,preferential treatment,counter—measures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5
【页码】 131
【摘要】

GATS中的优惠安排是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特别待遇。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入世之后应对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现行的相关立法与GATS中的优惠安排存在许多差异,为了争取主动地位,充分利用GTAS中的优惠,我国必须对现行立法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完善。

【英文摘要】

Preferential arrangement in GATS is a special treatment to developing countries.China,as a developing country,should take active measures in GATS.China’s laws relevant to trade services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GATS.In order to obtain th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granted by GATS,and to be in an active position,China should improve it’s relevant laws both in contents and in form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266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服务贸易领域作为新议题实际上是GATT成员方的新的逐鹿场,各国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和优惠,对此进行了激烈的较量。发展中国家要求承诺服务贸易领域市场的开放应“与发展水平相适应”。经过发展中国艰苦不懈的努力,这一要求最终写入了《服务贸易总协定》(英文简称为“GATS”)之中,成为GATS中引人注目的有关优惠安排的内容。这些优惠安排充分照顾了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利益,对于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入世之际,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很有必要了解GATS中的优惠安排,并尽快修改和完善我国的相关立法,制定应对措施,以便充分受益于优惠安排。
  一、GATS中关于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的基本规定
  为促使服务贸易的自由化,GATS序言明确提出了“期望在适当考虑国内政策目标的同时,通过不断进行的旨在促进各成员方在互利的基础上获益和谋求权利与义务全面平衡的多边谈判,从而使服务贸易自由化早日达到更高的水平”,这是关于权利和义务全面平衡概念的首次提出,体现了对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的考虑,而为了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优惠待遇,GATS在序言中首先规定了两项基本原则。
  (一)GATS中关于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的原则规定
  1.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原则。GATS中的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原则具体表现为,它允许成员方为了符合国内政策目标,有权对其境内提供的服务制订和施行新规定,且考虑到不同国家发展程度不一,发展中国家可根据其需要实施该权利。该原则还鼓励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中更多参与和扩大服务贸易出口,特别是提高它们国内服务的能力、效率和竞争力。另外,GATS还充分照顾最不发达国家的利益,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因其特殊的经济状况引起的严重困难及其发展、贸易和财政需求。
  2.逐步自由化原则。关于逐步自由化原则,在《埃斯特角宣言》和GATS序言中都有规定,即希望在透明度和逐步自由化的条件下扩大服务贸易,并使之成为促进所有贸易伙伴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一种手段。根据这一规定,发展中国家将可以根据自己经济发展水平制订开放计划。首先,选择那些对自己有利的部门作出承诺,并提交具体义务承诺表,然后,根据其发展状况逐步扩大市场准入,而不要求和发达国家同步达到服务贸易自由化。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逐步自由化原则,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因此这两类国家的理解角度是不一样的。与发展中国家强调逐步自由化是开放过程不同,发达国家强调的是开放目标,它们倾向于认为“逐步自由化意味着乌拉圭回合仅仅是个开始而已,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进一步谈判,并且第一个谈判应在5年内开始,其目的在于通过提高具体义务承诺表中的承诺水平,进一步推动自由化的进程。”
  (二)GATS中关于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的具体规定
  在GATS及其附件中,都有关于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的具体规定,这具体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1]
  1.对总体利益的承认
  对总体利益的承认首先集中规定在GATS的第4条。该条被命名为“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参与”,指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领域的不平衡状态,要求发达国家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以增强发展中国家国内服务部门的实力和竞争力,并对发展中国家的服务出口提供有效的市场准入。发达国家承担的这项一般义务分为两大方面:一是根据协定具体承诺和逐步自由化方面的有关规定,通过对承担特定义务的协商,促使发展中国家成员方更多地参与世界贸易。二是由于信息网络对于提高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必不可少,信息技术和信息的跨国传输已成为许多服务活动的国际化的关键因素,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获取信息技术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因此协定第4条还规定,发达国家成员方及其他有能力的成员方,应在自WTO协定生效之日起2年内建立联系点,以使发展中国家成员方服务提供者获取有关市场准入的资料。另外,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在技术合作上需要帮助的,也应与上述联系点接触。
  第4条还规定,在履行以上两方面义务时,应优先考虑最不发达国家成员方。鉴于他们的特殊的经济状况及其在发展、贸易和财政方面的需要,应对最不发达国家成员方在接受商定的具体义务方面的严重困难予以特别地考虑。
  通过该条的规定,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对其服务业发展现状不平衡的承认,可在对发达国家有优势的服务部门作出开放承诺时,寻求对其有利的服务部门的市场准入。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非常重要,使他们得以维持一些旨在加强其服务能力的措施。
  2.义务的减轻
  这方面的内容在框架协定中主要规定在第5条和第19条。第5条第3款规定,一般来讲,WTO成员可以达成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经济一体化协定,但这些协定应涵盖众多的服务部门并规定实质性地取消所涉部门中所有的歧视性措施。对于参加此类协定的发展中国家,可以显示灵活性。灵活性应根据有关成员方的发展水平确定,这既包括整体水平,也包括单个部门或分部门的水平。
  第19条第2款规定,自由化的过程应考虑到各成员方的国家政策目标以及其整体和各个服务部门发展水平。对各个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在开放较少的部门,对较少类型的交易实现自由化,根据其发展状况逐步扩大市场准入,并为实现对世界贸易的更多参与而附加市场准入条件方面,应给予适当的灵活性。
  3.实施期的延长
  实施期的延长规定在关于透明度的条款中,该条第4款允许在两年期限内设立咨询点以提供法律法规等信息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
  4.技术援助
  GATS的框架协议专门规定了技术合作的内容。而对于发展中国家,GATS要求WTO秘书处在多边水平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并由服务贸易理事会来决定。
  关于技术援助,基于发展中国家在电信技术上的落后状况,关于电信服务的附件对此也作了大量的规定。该附件第6款首先要求各成员应认识到,高效的、先进的电信基础设施在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扩大服务贸易方面是必要的。为此目的,各成员方赞成和鼓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及其公共电信网和服务的提供者及其他实体,在尽可能充分的程序上参与国际和区域组织的开发计划。其次,各成员方应鼓励和支持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国际、区域和交区域级进行的电信合作,并且应与有关国际组织合作,在可行的情况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关于电信服务和电信及信息技术方面的信息以帮助加强其国内电信服务部门。另外,各成员方应特别考虑给最不发达国家以机会去鼓励外国电信服务提供者参与技术转让,培训和其他活动,以支持其电信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其电信服务贸易的扩大。
  此外,在附件部分也有关于技术援助的规定。《关于〈服务贸易总协定〉机构安排的决定》就要求WTO各部门委员会就影响服务贸易的事项应向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和正在谈判加入WTO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
  5.程序上优惠待遇
  对发展中国家的程序上的优惠待遇主要规定在《关于争议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书》中。该谅解书分别在专家组成员的选择、专家组报告、最不发达国特殊环境及WTO秘书处的咨询和帮助方面应给予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
  二、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相关立法现状及其不足
  (一)我国相关立法的基本状况
  中国参与制订GATS谈判时的承诺,已在国内相关法律中加以体现。作为我国对外贸易基本法的《对外贸易法》(简称《外贸法》)是在我国1994年4月15日签署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一个月之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外贸法》在第四章中专章规定了国际服务贸易的基本原则,其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即逐步发展原则,明确提出“国家促进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该规定意味着我国将通过必要的自由化措施来促进国际服务贸易的逐步发展,这就和GATS的“逐步自由化”原则以及“促进所有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的宗旨相一致。另外,《外贸法》还规定了中国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促进和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这与GATS的有关优惠安排也是一致的。
  除《对外贸易法》外,中国还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涉及国际服务贸易的法律,如《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广告法》、《海商法》、《律师法》、《注册会计师法》,这些法律对外国服务者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从事服务活动的问题作了规定。
  由于中国服务贸易开放时间较短,因此相关立法是很有限的,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中国出现了大量的行政法规,它们较全面、详细地规定了中国服务贸易的逐步开放问题。这些行政法规包括:《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关于设立中国合资对外贸易公司试点暂行办法》、《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国际集装箱运输管理条例》、《关于设立外商投资广告企业的若干规定》、《关于设立外商投资建筑企业的若干规定》、《关于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境内设立办事处的暂行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关于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的管理规定》等。除这些部门行政法规外,我国还发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投资部门分为允许、鼓励、限制和禁止四类,并详列了鼓励、限制和禁止外商投资的各产业部门。
  (二)中国相关立法的不足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相关立法与GATS的差距和不足既表现在形式上,也表现在内容上。
  1.形式上的不足
  (1)与GATS的差距
  这首先在于中国国际服务贸易基本法律缺位。中国调整国际服务贸易的基本法律是《对外贸易法》,但该法不是一部专门规范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的基本法律。该法关于国际服务贸易的专章内容只有五条,至多只能作为国际服务贸易的法律原则,而尚不足以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基本法律。尤其是它只有一条有关发展的原则性规定,这和GATS中的优惠安排不协调,也不利于促进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的充分开放和发展。
  其次,国际服务贸易的部门法律不全。WTO服务贸易理事会将全世界的服务贸易分为12大类,而中国在提交的初步承诺表中予以承诺的为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教育服务、金融服务、旅游及相关服务、运输服务等六类,然而,在六大类之一的旅游及相关服务方面,我国尚无一部《旅游法》。[2]虽然从1982年起,国家旅游局就开始着手起草该法,后几易其稿,但至今尚未出台,致使旅游行业问题及旅客投诉层出不穷。
  再次,国际服务贸易的相关立法层次较低。虽然基本法律和部门法律对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问题规定得很原则,但却存在着大量的详细的相关行政法规,它们有的是以行政规章形式出台,有的则以暂行条例和临时的地方条令形式出台,层次较低,对外贸法制权威和执法力度都产生了不利影响。
  (2)与GATS的冲突
  在中国的相关立法,特别是行政法规中,由于其制订的背景及立法考虑等原因,存在着许多与GATS不相一致的地方。例如,经过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和争取,GATS规定具体义务承诺表采取“肯定清单”的方式,中国在提出承诺时也是采取了这种方式,但是在国家计委、经贸委和外经贸部发布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及国家计委公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在详列鼓励、限制和禁止外商投资的各产业部门时却分别采取了“肯定清单”和“否定清单”相结合的方式及“否定清单”的方式,不符合GATS的要求。[3]
  2.内容上的不足
  (1)与GATS的差距
  中国相关立法与GATS的差距主要在于国内相关立法的内容疏漏。根据中国1994年提出的正式服务贸易初步具体承诺表,中国共对14个服务行业予以初步承诺。这包括:专业服务、计算机及相关服务、广告服务、近海石油服务、陆上石油服务、建筑工程、房地产、城市规划、银行、保险、旅游、远洋运输、航运及陆地运输。但在国内立法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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