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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际法学论丛》
加入WTO: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作者】 顾小存【作者单位】 北京外国语大学社科部
【分类】 国际经济法【期刊年份】 2001年
【期号】 1(第1卷)【页码】 2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2914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要求,继续深化改革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以同步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迅猛势头,我国积极参与各种国际经济组织的活动乃至融入统一的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之中是必不可少的。有鉴于此,中国加入WTO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中国在申请加入先是GATT后为WTO的过程中,付出了艰苦的不懈的努力,14年间,已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初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可以说,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对中国来说,正是一个脱胎换骨的痛苦的改革过程。而这一过程的结果—中国由以前有选择地开放变成全方位开放的前景,随着我国加入WTO的步伐加快,正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本文试图分析经济全球化与统一的市场经济规则的关系、评述统一的市场经济规则对成员国的广泛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我国加入WTO的基本原则以及加入WTO对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与统一的市场经济规则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的特征。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存在两大平行市场体系的时代已经过去,统一的世界市场已经形成,市场经济逐步发展成为涵盖世界的共同体制。而市场经济在全球的不断扩张又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市场经济制度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普遍采用的体制和机制模式,经济规则全球化又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
  经济全球化其实是一个可以从多角度辨识、探讨和认知的概念。如果仅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应该是世界经济运行规则的全球化,或者说是市场经济规则和竞争机制在全世界范围内拓展的过程,是其发挥作用和一体化的过程。[1]这个过程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各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总体上看,当今的世界经济规则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类是微观市场经济规则,主要是由少数世界上最大、最开放国家的市场运行规则和跨国公司、跨国银行等跨国经济组织在全球迅猛扩张所形成当代市场运行规则。另一类是宏观经济规则,它是由WTO、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在各种多边安排下制定或正在形成的正式经济制度安排或规则。这些市场经济规则为适应全球经济所日益呈现的相互依存的客观条件,必然要求在协调国际经济关系的过程中对各国的“经济主权”做越来越多的限制或约束。因此,无论是创始国还是参与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进入国际市场或加入相应的国际经济组织,都必须予以遵守。
  二、统一的市场经济规则对成员国经济的影响
  1.WTO的法律制度特征
  WTO的法律框架是在对GATT的法律框架作出补充和修改的基础上形成的。WTO的基本法律原则既包括了原来GATT的无歧视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贸易自由化原则、贸易争端协商处理原则、透明度原则、市场准入原则等,又扩大适用范围,不但在传统的商品贸易中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而且将该原则援用到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等广泛领域。
  从组织结构和实施职能看,WTO并不是GATT简单的扩大,而是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更强有力的实施职能。与GATT相比,WTO在内容、范围、体制和职能方面,尤其在强化世界多边贸易秩序、规范国际贸易竞争的规则、完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都有许多新的进展。WTO通过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争端解决机制、补贴纪律、可持续发展、服务贸易自由化、知识产权保护等手段,把协调管理的触角从边境措施延伸到国内决策与立法领域,监督职能空前强化,已越来越被称为名副其实的“经济联合国”。
  2. WTO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影响
  WTO成立以来,通过执行乌拉圭回合协定与协议,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促进了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成立5年以来,其成员国已从123个增加到135个,其经济贸易额已占世界经济贸易总额的90%以上[2]。WTO的组织规则对于各国发展经济贸易的发展主要有下列益处[3]:通过促进贸易顺利发展、减少国际贸易障碍、减少国际冲突,促进和平;提供解决争端机制;有章可循,提供解决争端的强制性法律依据;降低生活成本;提供更多的产品更好质量的选择性;增加收入;提高各国的综合竞争能力以刺激经济增长和提高就业水平;增加效益,WTO致力于“开放、公平、无扭曲的竞争”,在竞争机制上,封闭式竞争让位于开放式竞争,集约式竞争取代粗放式竞争。在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提倡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幼稚产业的适当合理保护;增强政府与利益集团的抗争地位;贸易政策的透明度原则可以廉洁政府。由于WTO是一种基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制度框架,对各成员国的政策和立法具有相当的制约性。
  从表面分析上看,WTO是一个较为规范、公正的国际组织。但从更深一层分析,WTO仍然是受制于发达国家和贸易大国的具有制度非中性的组织。因此WTO又常常受到来自各方面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的利益受损群体的批评[4],如:WTO专制;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破坏环境;有害健康;增加失业,加大贫富差距,据统计,1965年7个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差距为20倍,而1995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9倍[5];弱小国家被迫加入WTO;中小国家在WTO中的影响势力小,难以维护自己的利益;WTO不民主,进而成为利益集团的工具。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与加F和世界银行以贷款为政策开路不同,WTO并不提供任何‘硬’条件,却以法律的形式要求任何参与的成员国遵守它的游戏规则,即以游戏规则来贯彻自己的意志(或者说是大国的意志)”[6]。
  在WTO中,明显存在着一种制度非均衡的冲突。主要由美国等发达国家制定的、貌似公平的经济活动规则下由于各国经济的不同发展水平而产生的制度非均衡。[7]这种非均衡就像不同起跑点的比赛,胜负早已定局。换句话说,WTO受制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集团,必然在运行过程中产生过分强调贸易自由化而忽视经济发展和技术合作的趋向,必然产生过分强调对等互惠原则而忽视最惠国待遇原则,必然产生迁就发达国家利益而冷落发展中国家合理要求,必然出现不顾经济发展的多样性、阶段性而一味追求和推行贸易、投资自由化等现象。由于制度非均衡,导致受益者大部分是发达国家尤其是大的跨国公司。

卧槽不见了


  从总体上讲,发展中国家加入WTO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常常会引起人们的争论。最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发言警告说:“如果我们不能使全球化为所有人发挥效力,那么它最终就不会为任何人发挥作用。受益的不均匀分布,以及在制定全球规则方面的失衡,是当今全球化的特点。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不良反映和保护主义。这种后果反过来有破坏和最终使半个世纪以来苦心建设起来的、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解体的危险。”[8]当然,认为反对全球化就是关心、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观念也是过于偏激的,因为经济全球化毕竟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现实,即使是幅员最辽阔、资源最丰富、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置身于世界经济的联系之外关起门来发展经济[9],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不是陷阱,而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对于我国来说,中国参加WTO后的获益程度一定要大于游离于WID之外,或者中国如果有利益损失的话,这种法律成本必定要小于游离于WTO之外,才能保障我国的根本利益。
  三、我国加入WTO的原则
  在经济一体化的国际潮流中,我国为持续发展、趋利避害,除了要选择好时机,具备充分的物质经济条件以外,还要参加国际组织,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获得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参政议政的权利”,参与制定游戏规则。由于在新的全球化趋势下,世界经济格局和全球经济竞争的中心环节是世界经济运行规则的制定与执行。因此,这是各国自身利益得到保障的根本条件,也是利益追求的巨大保障。对此,各国政府如何应变、如何把握,是对各国决策者的重大挑战。
  随着我国加入WTO的进程加快,我国中央政府和所属机构的运行机制以及所制定政策法规要进一步适应中国初具雏形的市场经济体制即将直面WTO其他成员国激烈竞争的前景,并与世界范围的市场经济运行体制进行协调、磨合乃至接轨。这种影响将是全局性、整体性和深远的。[10]为此,我国政府要把握时机,加速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完善立法,加速政府职能的转变。
  我国政府加入WTO的总原则是确保中国加入后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在此原则的指导下,不但应认真履行WTO有关协定中规定的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义务,如削减关税、逐步取消非关税措施、取消被禁止的出口补贴、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放宽和完善外资政策以及增加贸易政策的透明度等等;而且要坚持以WTO的法律框架为基础,起草议定书,以确保维护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成员应该享有的权利,如享有多边的、无条件的和稳定的最惠国待遇、享有“普惠制”待遇及其他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照顾、充分利用争端解决机制以及获得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参政议政”的权利。根据WTD的基本原则:权利与义务平衡原则规定,成员方每享受一种权利,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而由于成员国的发展水平、经济资源优势和经济规模千差万别,要做到权利和义务的完全平衡、绝对公平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并且难以准确地静态地加以评估的。这种平衡只能是综合的、相对的和变化的。以服务贸易领域的金融业为例,美国和中国对等开放,表面看很公平,但由于中国金融产业相对落后,根本无法在短期内扩大在美国的市场,而实力雄厚的美国金融业却会迅速扩展在华业务。所以,中国有理由要求,美国同时还要放宽纺织品等中国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限制,使两国贸易相对平衡地发展。
  近来,江泽民主席明确提出了我国要正确引导管理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援助的立场。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江泽民主席指出:“我们主张,应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在各国充分参与和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制定行之有效的国际规则,使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能够得到正确引导和管理,能够朝着有利于缩小南北贫富差距,有利于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和繁荣,有利于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受益,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平衡、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应允许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发展道路,并确定开放的方式和速度;应促进各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不同文化的交流,为人类社会进步注入新的活力。应共同应对挑战和风险,以利实现世界各国的普遍发展和安全”。[11]
  四、加入WTO对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1.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
  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曾使中国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应有的功能。各级政府对所属企业的行政保护措施,更导致市场竞争不足、市场割据严重。经过14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的经济运行体制已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转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进一步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培育已经具有初步的框架。这一巨大的变化使市场在中国逐步取代计划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因此,中国经济的各种承受能力、对于经济的调控能力、市场机制的发展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
  此外,中国“入世”谈判的经济基础与“复关”谈判时也已大不一样。当今的中国具有占世界1/3的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的生产能力,经济产出居世界大约第七位,据世界银行按照购买力平价的计算,要占到世界第二位[12]。当然,还应看到,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中国谈判对手的要价也在不断提高。尽管如此,中国加入WTO,将会有利于改善我国的外部经济环境,有利于出口市场多元化,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有利于加速我国的经济起飞,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2.中国已形成的市场经济组织构架
  通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确立,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组织构架也已经初具雏形,市场的各项法律、法规也在不断完善,然而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仍需要艰苦的努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最终完善不但是一个跨世纪的巨大系统工程,而且是法律的革命和创新。对此,全国人大制定了完整的立法规划。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加快经济立法,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坚持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的统一,做到改革决策、发展决策与立法决策紧密结合,并把经济立法放在重要位置,用法律引导、推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继续制定和完善规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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