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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际法学论丛》
论GATT与WTO关于豁免成员方义务的规定
【作者】 张潇剑【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法学院
【分类】 国际商法【期刊年份】 2001年
【期号】 1(第1卷)【页码】 165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2932    
  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GATT 1947)为1994年的关贸总协定(GATT1994)所取代,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与发展,它包括了1947年关贸总协定的各项规定、修订条文和其他决定,并且还新增加了若干项谅解及一些解释性说明;而1994年4月15日订于马拉喀什的《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又将1994年的关贸总协定列于其附件一(1)多边货物贸易协议中。由此可见,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有关协议同样是对1994年关贸总协定的继承和发展。鉴于WTO对GATT的这种继承性及延续性,本文将把这两者对豁免成员方义务的有关规定结合起来一并予以探讨。
  我们知道,作为GATT和WTO的成员方,它们既应享受许多权利,亦要承担应尽的义务。但是,考虑到现时中存在着各种复杂情况,GATT和WTO在要求其成员方履行它们义务的同时,也允许有一定的灵活性。例如,1947年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5条第5款规定:“在本协定其他部分未作规定的特殊情况下,缔约国全体可以解除某缔约国对本协定所承担的某项义务”;[1]1994年的《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9条第3款规定:“在例外情况下,部长会议可以决定豁免某成员方根据本协议和其他多边贸易协议所承担的某项义务。”[2]这些豁免条款是GATT和WTO协定的有机组成部分,认识、了解、掌握及正确运用这些条款,对我国入世后在各项协议的范围内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豁免的范围
  1946年10月,在伦敦召开了国际贸易组织(TTO)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有一个代表团在会上提出,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中的豁免许可,不仅应向当初设想的那样,包括商业政策方面的义务,而且还应当涵盖所有宪章义务。[3]
  美国代表团对上述主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各成员方首先要从宪章其余部分所规定的豁免中得到好处,而本条款的适用范围则仅涉及例外情况,这些例外情况将使得特定成员方面临着某种艰难情势,并且是宪章中的其他豁免条款所不涉及的。[4]
  伦敦会议报告对各种意见做出如下归纳:各成员方依据一般商业政策条款所承担的义务,在特殊情况下大会有权予以中止(suspend)。这种中止权力可以涵盖所有依据宪章所承担的义务。但应当强调的是,豁免的情况带有特殊性,它导致某一特定成员方面临着艰难情势,并且是宪章其他特别免责条款所不涉及的。会议最终同意,各成员方依据宪章而承担的所有义务,应当包括在这个一般免责条款内。[5]
  从以上三种表述来看,前两种观点所主张的豁免范围是不同的。第一种观点主张所有宪章义务均在豁免之列,但仅限于宪章义务;第二种观点(即美国代表团的观点)则认为,豁免的范围不应包括宪章中其他免责条款所涉及的情况,而应是其他免责条款所未规定的情形。美国代表团还为它所主张的特殊豁免情况确立了一个衡量标准,即“艰难情势(hardship)标准”。美国的主张实际上是拓宽了豁免的范围,意在使成员方在遇到总协定未做规定的特殊情况时,如想豁免自身义务,仍需经过缔约国全体以所投票的2/3多数通过。伦敦会议报告中的见解实际上是前两种观点的折衷,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它所主张的豁免范围是包括但不限于各成员方依据国际贸易组织宪章所承担的义务。
  从关贸总协定后来的有关实践看,在豁免范围问题上,它比较偏重于总协定规定以外的特殊情况。例如,总协定第25条第5款就规定:“在本协定其他部分未作规定的特殊情况下,缔约国全体可以解除某缔约国对本协定所承担的某项义务”,这一规定实际上是采纳了美国代表团的观点;再如,总协定的一个工作组在1952年“关于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报告”中指出:工作组一直在考虑,为允许六个国家不违反其依据总协定所承担的义务而参加欧洲煤钢共同体,来按照总协定第25条第5款的规定对它们予以豁免的做法是否妥当?工作组的结论是,这种豁免行为是妥当的,因为第25条第5款的规定具有一般性质,它允许缔约国全体在本协定未做规定的特殊情况下,豁免某(些)缔约国对本协定所承担的任何义务,并且对这项豁免权利的行使未施加任何限制。但是,工作组亦主张,对缔约国全体来讲,在依据第25条第5款予以免责之前,应当考察欧洲煤钢共同体的目的与总协定的目的是否一致。经过细致地考察,工作组认为,体现在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中的目的与总协定的目的存在着广泛的一致。[6]
  工作组的这一报告表明,关贸总协定不仅对豁免的范围做了广义的解释,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予以豁免的标准—“目的标准”,即某项应予豁免的特殊情况,其本身的目的不得与总协定的目的相悖。“目的标准”以及前述“艰难情势标准”的提出及其运用,使得豁免权的行使愈加明确和具有可操作性。
  二、关于豁免的程序
  根据《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9条第3款b项的规定,有关该协定附件一(1)、(2)或(3)多边贸易协议及其附件的豁免申请,应首先分别提交货物贸易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和知识产权理事会审议。
  近些年来,对于向各理事会提交的豁免申请,有关理事会常常要考虑是否需要设立一个工作组来处理。如果理事会就豁免申请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则没有必要设立工作组;反之,就应当设立工作组对豁免申请中所欲采取的措施以问答方式进行审议,并对所声称的“特殊情况”加以考察,然后由工作组起草报告和豁免决定。例如,工作组对1984年美国就“美国—加勒比地区经济复兴法案”(美国通过该法案对加勒比地区各国实行贸易优惠)所提交的豁免申请草拟了报告。这种报告有时会对豁免附加一些词语解释或条件。工作组的报告以及它所起草的豁免决定要送交有关理事会在90天内讨论,期限届满时,有关理事会应向部长会议提交报告,部长会议亦应在90天的期限内对豁免申请予以考虑,允许豁免的决定须由部长会议以一致同意的方式来作出。如果90天之内部长会议不能就豁免申请达成一致意见,则任何豁免的决定应经部长会议3/4成员的同意,但当某一豁免的决定涉及到过渡时期或分期执行义务而有关成员到期未能履行义务时,则予以豁免的决定仍应由部长会议成员的一致意见作出。部长会议作出同意豁免的决定时,应陈述证明该项决定合理的特殊情况、实施豁免的条件以及豁免终止的日期。部长会议的决定通过表决作出,表决方式既可以是在某次会议上现场投票,亦可采用邮寄或电讯手段。
  三、何谓“特殊情况”
  英文本的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5条第5款和1994年《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9条第3款中使用的是同一个词汇:即“i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7]而中文本的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5条第5款将其译为“特殊情况”,[8]1994年的《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9条第3款则译为“例外情况”。[9]GATT或WTO作出给予豁免的决定是由于存在着某些“特殊情况”,这是成员方的豁免申请能否获得批准的一个重要前提。那么,究竟哪些情况属于“特殊情况”?对此,GATT和WTO均未作出明确规定。《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5条第5款甲项将“特殊情况”的限定交由缔约国全体通过投票来明确,《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9条第3款对此则没有提及。
  从实践来看,GATT对不同的豁免申请有不同的认定结果,能否就此形成具有拘束力的先例,尚有待于今后相关实践的进一步证实。现就GATT两个认定结果截然相反的案例进行介绍与分析,以期归纳、总结出若干带有规律性的识别标准。
  案例一:希腊就其对苏联实行特惠关税限额措施申请豁免案
  1970年,希腊就其对苏联实行特惠关税限额一事,向GATT提出豁免它根据总协定第1条(一般最惠国待遇)所承担的义务。根据希腊与苏联达成的双边支付协议,特惠关税限额措施同时也促进了希腊向苏联的出口。因此,本案工作组在报告中指出,希腊在与苏联双边支付协议中所处的地位并未构成总协定第25条第5款意义上的“特殊情况”。工作组对希腊采取的特惠关税措施给予了认真的关注,它认为有关原则与先例是最重要的。在对希腊所面临的某些困难表示同情与理解的同时,工作组并不认为存在着总协定第25条第5款所要求的“特殊情况”,因此,它反对给予豁免。在工作组看来,希腊应当考虑尽早终止有关的双边特别协议,或者尽速在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扩展关税减让范围。[10]
  案例二:美国就《美国—加勒比地区经济复兴法案》中的免税规定申请豁免案
  在审议美国提出的豁免申请时,工作组的一些成员认为,总协定第25条第5款中所规定的特殊情况并未得到确立,因而,以地理的及非经济考虑为基础的对最惠国待遇原则的某种偏离被认为是适当的。工作组的一位成员指出,应由缔约国全体来限定何种情势可以构成总协定第25条第5款中所提到的“特殊情况”,并且在投票表决豁免申请时,每一个缔约国各自也要考虑这一问题。[11]
  在本案中,美国代表提出了两项判断标准以界定可以赋予豁免的“特殊情况”:一是复兴脆弱的地区经济,要求有促进持续投资和提高经济增长率的贸易政策;二是《美国—加勒比地区经济复兴法案》中所确立的计划,是关贸总协定中的有关条款所不涉及的,尽管这两个文件的条款目的一致,但后者是在关贸总协定的框架内来规定的。[12]这两项标准实际上就是经济标准和法律标准,而第二项法律标准可以说是1946年美国代表团对豁免范围主张的翻版,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工作组承认,在关贸总协定的框架内,有若干种不同的方法可以确立特惠安排,但在确立特惠安排的时候,必须以分析与其相关的所有特别情况为基础。在考察了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对本案的适用后,许多工作组成员得出结论,依照总协定第25条第5款规定的程序予以豁免,是确认1983年《美国—加勒比地区经济复兴法案》中所规定的免税待遇的最佳方法。不过,也有一些工作组成员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在本案中运用第25条第5款规定的豁免程序并不适当。尽管工作组内部存在着分歧,但一致认为,只有美国才能决定是否因《美国—加勒比地区经济复兴法案》中的规定而申请豁免。因此,美国于1984年请求将豁免申请作为工作组报告的附件,提交缔约国全体付诸表决。该申请于1985年2月15日获得了批准。[13]
  上述两个案例的最终结果各不相同。希腊的豁免申请在工作组层面上就遭到了否定,而美国的豁免申请则由工作组提交给缔约国全体进行表决并获得了通过。两个案例对“特殊情况”的识别标准仍然未予明确,至少在工作组范围内是如此。但是,从豁免申请审议的过程来看,某些方面还是折射出对认定“特殊情况”的若干考虑。例如,工作组认为希腊所面临的只是“困难”(difficulties)而不是“艰难情势”(hardship);再如,美国代表所提出的经济标准,与关贸总协定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即“缔约各国政府……在处理它们的贸易和经济事业的关系方面,应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巨大持续增长,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发展商品的生产与交换”。[14]尽管工作组对“特殊情况”的认定看法不够明确,成员方也有各自的主张(这也是为什么GATT和WTO在此问题上或者要求缔约国全体以所投票的2/3多数通过,或者要求部长会议的一致通过或3/4部长会议成员的同意的一个原因),但笔者经过研究认为,本文第一题(“关于豁免的范围”)中总结的“艰难情势标准”和“目的标准”可以作为识别“特殊情况”的依据,从以往的有关实践来看,这两项标准是可以为WTO所接受的。在这两项标准中,“艰难情势标准”是微观的,它仅涉及到豁免申请方单方的利益,而“目的标准”则是宏观的,它与WIU及其他成员国的整体利益密切相关,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予以运用,将有利于增强对“特殊情况”认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准确性。
  四、关于豁免的效果
  1962年,专家组在“关于乌拉圭人诉诸(总协定)第23条的报告”中讨论了表面利益丧失或损害问题。专家组指出,不论一项措施是否符合关贸总协定的规定,其地位并不受后来豁免决定的影响。事实上,依照第25条而豁免总协定义务的各项决定已明确表明,与其他豁免义务有关的第23条[15]程序仍然是继续有效的。[16]
  1990年,专家组在“关于1955年豁免美国限制进口糖及含糖产品的报告”中,对美国就含糖产品采取数量限制措施进行了审查,认为这种限制与美国依据关贸总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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