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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际法学论丛》
论国际人道主义法
【作者】 梁淑英【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分类】 国际条约与国际组织【期刊年份】 2001年
【期号】 1(第1卷)【页码】 30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2937    
  一、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概念和性质
  众所周知,国际法体系中建立关于战争和非战争的武装冲突的原则、制度和规则的目的和宗旨就是为了减少战争的残酷性,使战争的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崖教授说:“战争法的作用在于保护交战国、中立国和非交战国的合法权益,保护平民并使战斗员和战争受难者免遭非法伤害。”[1]而人道主义法正是战争法中的最为重要部分,或者说是全部战争法的核心内容,它们得以遵守和实施才能达到战争法设立的目的和宗旨。《奥本海国际法》称:“战争法规与惯例的全部成长是受三项原则决定的。第一项原则是,一个交战国可以正当地使用为实现战争宗旨—即制服对方—所必要的任何分量和任何种类的武力。第二是人道主义原则发生作用,人道主义原则要求,交战国不得使用非为制服对方所必需的一切种类和程度的暴力。第三是骑士原则的作用,这项原则发生于中世纪。它带来了进攻和防守中的某种程度的公平态度和某种的相互尊重。与以前的野蛮的残酷做法不同,各交战国逐渐采取了一种看法,认为对伤者、战俘和不参加作战的私人予以照顾,并不妨碍战争宗旨的实现。”[2]这里所称的“骑士原则”只不过是欧洲人讲的侠义,实际上也逐渐为近代的人道主义原则所取代。因此,军事必要原则和人道主义原则是传统的战争法的两个主要基本原则。[3]1907年《陆战法规与惯例公约》(以下称海牙第四公约)序言中称:“依缔约各国意见,上述条款是出于在军事需要所许可的范围内为减轻战争祸害的愿望而制定的,旨在成为交战国之间以及交战国与居民之间关系的一般行为规则。”[4]***崖主编的《国际法》也指出:“战争与武装冲突法是在‘军事必要原则’和‘人道原则’这两者之间长期相互适应的妥协中产生的。”[5]这两项原则不仅为现代战争法所延续,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关于战争的国际法律文件的制定和日内瓦公约体系的形成可以佐证。夏尔·卢梭说:“战争法是在军事效率的迫切需要和人道主义感情的要求这两者之间长期相互适应的妥协中产生的成果。”[6]
  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亦有人称之为国际人道法。对它的定义并没有条约界定,但根据1996年7月8日国际法院发表的《关于核武器的威胁或使用是否合法的咨询意见》,可以认为,国际人道主义法是指交战者应遵守的敌对行为规则和对受难者的保护规则。[7]它们的主旨在于保护人,保护战斗员和战争受难者(包括战俘、伤病者和平民)及民用物体等。广义上可以说,这些人员都是战争受害者。因为战争是国家间的敌对行为造成的法律状态,并非个人行为。卢梭在其所著的《社会契约论》中指出:“战争决不是人与人的一种关系,而是一种国与国的关系,在战争中,个人与个人不是以人的资格,而是以士兵的资格,甚至于也不是以公民的资格,而只是以兵士的资格,才偶然成为仇敌的;他们决不是作为国家的成员,而只是作为国家的保卫者。最后,只要我们在性质不同的事物之间不可能确定任何真正关系的话,一个国家就只能以别的国家为敌,而不能以人为敌。”[8]夏尔·卢梭在谈战俘保护时指出:“战俘的概念只是17世纪末,三十年战争后才出现。这一概念从那时起经孟德斯鸠和卢梭从理论上加以论证。他们认为,战争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战争法给予交战国对待敌方被俘兵士的惟一特权是阻止他们继续参加作战。”[9]路易斯·多斯瓦尔德·贝克说:“人们期望有关该词(国际人道主义法,作者注)确切含义的争论起码已经偃旗息鼓,因为‘意见’(指国际法院关于核武器威胁或使用是否合法的咨询意见,作者注)已明确地指出,该部法律既包含关于敌地行动的规则,也包含如何对处于敌方权力控制下的人给予保护的规则。法院这一意见是基于对人道主义法的历史发展所抱的共同信念,即,有关敌对行动的法律(所谓‘海牙法’)是在一系列条约中开始发展起来的,而保护受害人的法律(所谓‘日内瓦法’)则是单独在各日内瓦公约中发展起来的。后来,这两个法律分支通过1977年的附加议定书相互联系起来,从而变成一部法律。实际上,‘海牙法’和‘日内瓦法’之间的区分从未真正存在过。仔细阅读1862年伯利法典、1874年布鲁塞尔会议和早期教本就会发现,那时‘战争和战争习惯’的确包含对处于敌方权力控制下的人,尤其是战俘和被占领土上的人予以保护的规则。反之,日内瓦公约也包括关于敌对行为的规则,即禁止攻击医院及因病或因受伤而丧失战斗力的非战斗员。因而,1977年附加议定书的效果并非首创含有这两种规则的统一人道主义法,而是排除那种一直人为造成错误的区分。”[10]《圣雷莫国际海上武装冲突法手册》第13条称:“为本法的目的,‘国际人道主义法’是指由条约和习惯确立的、限制冲突各方选择其作战方法和手段的权利,或保护可能受冲突影响的非冲突一方国家、人员或物体的规则。”[11]
  关于人道主义法的性质问题,首先应明确它是国际习惯法,是得到各国赞同的,适用于所有国际战争或国内战争及非战争的武装冲突。对此国际法院在前述1996年的咨询意见中也曾作了权威说明,指出,由于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大量人道主义法的规则是对人类的尊重和人道的基本考虑十分重要的,《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都得了广泛的参加。而且这些重要的规则得到了所有国家的遵守,无论它们是否批准了这些公约,因为这些规则构成了不得违反的国际习惯法原则。纽伦堡军事法庭早在1945年就已确定1907年的《海牙第四公约》附带规则中的原则已为所有的文明国家所承认,并被视为宣告了战争法和战争惯例。联合国秘书长在有关前南刑事法庭规约的报告中也声称,协定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一些部分无疑已成国国际习惯法的部分,它们是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法律……人道主义法的广泛编纂、参加人道主义法公约的程度以及公约中废止条款从未被用过这一事实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条约规则,其中大部分已成为习惯规则,并反映了最为普遍接受的人道主义原则,这些原则指出国家被期望从事正常行动和行为。对于1977年的日内瓦附加议定书,法院申明,一切国家都受那些规则的拘束……那些规则在被正式通过时,仅仅是对既存习惯法的表达。[12]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的序言中开门见山地声称:该公约的目的并不在于制定一部完整的陆战法典,而是“修正一般战争法规和惯例,使其臻于更明确,或为其规定一定的界限,以尽可能减轻其严酷性是重要的。”[13]1946年欧洲国际军事法庭针对辩护律师提出的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第2条的“普通参加”条款的规定,该公约不能适用本案的意见,在其判决书中申明:“本法庭认为,这一个问题无须加以断定。公约中表现的陆战法规无疑是比缔结该公约时所存在的国际法前进了一步。但是公约明白说,它本身就是‘修正战争法的一般法规和惯例’的一种尝试,这样,公约认为这些法规和惯例在当时是存在的,但是到1939年,规定在公约中的规则已由所有的文明国家所承认,并认为是宪章第6条(2)款中所提到那些战争法规和惯例的宜示。”[14]阿·菲德罗斯指出:“战争法的最古老的渊源是国际习惯法。此外,还有若干协约,这些协约,超出缔约国的范围,也得到了习惯法上的承认。”[15]
  上述说明人道主义法是国际习惯法,已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支持和赞同。但探讨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性质,除了了解它的习惯法之性质外,更重要的是它的强行法性质。对国际强行法(英文Peremptory norm of international law,拉丁文Jus cogens)虽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对国际强行法的阐释,对我们理解国际强行法的意义是有帮助的。该条称:“一般国际强行法规则指被国家之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接受并承认为不得违反且只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一般国际法规则得更改的规则。”[16]按照这样的阐释,可以说国际人道主义法具有国际强行法的性质。因为它不仅得到了国际社会成员—国家的全体接受和形成习惯法,而且成了各国必须遵从的原则和规则。这已为权威专家的意见和国际实践所证实。例如,阿·菲德罗斯认为:具有强行性的一般国际法规则可分为三类,其中一类是包括那些以人道主义为目的的一般国际法规则。这些规则不是为个别国家的利益,而是为全人类的较高利益而产生的。所以违反禁止买卖奴隶、违反禁止买卖妇女和儿童或违反保护战俘的公约的一切条约都是无效的,国际法院或仲裁法庭都不会适用这些违反善良风俗的条约。即使这些条约的缔结国并未批准上述人道主义的公约,其所缔结的违反人道主义原则的条约也是无效的,因为作为这些公约基础的人道主义原则是一般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强行性。[17]《奥本海国际法》称:“一旦战争惯例通过习惯或条约成为战争法规,除了因一个交战国的武装部队人员或其他人民的非战争行为而对交战国实行报复的情形外,这些惯例在任何情况下对交战国都是有拘束力的。”[18]穆尔蒂教授认为,国际强行法原则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维护国际社会基础秩序(和平与安全)原则,如禁止使用武力;另一类是确立基本文明与人性原则,如战争法规、禁止奴隶制度、外国人待遇、人权等。[19]其他许多专家在研究国际强行法的内容时,也几乎都将国际人道主义法列入其中。在国际实践中,国家惩治违反人道主义法的行为。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的国际文件将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定为国际罪行,要求国家承担责任并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的事实也证明它属强行法,是必须遵守的,对违反者予以惩治。二战后两个国际军事法庭及1993年成立的审判前南罪犯国际刑事法庭和1994年成立的卢旺达国际法庭对违反国际人道法犯罪者的审判已得到证实。
  此外,二战后由于《联合国宪章》的创立,而使已经存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强制性更得以加强。宪章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声称:“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久而弗懈,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这说明,联合国组织及其成员为了国际社会的自由、民主、进步和创造良好的民生,避免由于破坏国际法造成的惨不堪言的战祸,必须要保护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及男女平等和大小国家平等的权利,必须要严格遵守国际条约、国际习惯法及其他国际法律义务。这当然包括了国际人道主义法之义务。宪章第1条宗旨中还规定:“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第55条规定联合国及会员应促进“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与遵守,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这说明保护和尊重人的基本权利是联合国成员的一项基本义务。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遵行正是战时各国保护人权和尊重人权的基本义务,它不仅是已存的习惯法义务,也是联合国宪章所要求的。因此,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就是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上述规定。而上述宪章的规定则正是必须遵守的规则,具有国际强行法之性质。
  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内容
  国际人道主义法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交战者应遵守的敌对行为规则;另一部分是对受难者的具体保护规则。
  (一)敌对行为的原则和规则
  国家或其他交战者在战争或非战争的武装冲突中目的就是要制服敌方,为此,会使用各种手段和方法去攻击敌人。但这不意味着交战者可以肆无忌惮地攻击或消灭敌人,它们实施的作战手段和方法要受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和规则的限制。1868年《圣彼得堡宣言》就指出:战争之行为应服从人道的要求,故需限制技术使用之范围。1899年和1907年的两个《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第22条规定:交战者在损害敌人的手段方面并没有无限的权利。1977年《日内瓦公约第一议定书》第35条也作了同样之重申。按照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的规定,交战者应遵守的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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