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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际法学论丛》
论被撤销的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作者】 黄启明【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法学院
【分类】 国际私法【期刊年份】 2001年
【期号】 1(第1卷)【页码】 47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2941    
  
  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法院对仲裁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仲裁地国法院以及请求执行地国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审查上。根据《纽约公约》,仲裁地国的管辖机关有权撤销或命令停止执行仲裁裁决,而该撤销或停止执行可以成为败诉方据以向执行地国法院请求不予承认和执行裁决的理由。请求执行地国法院则拥有“绝对”的司法监督权,它可以主动或依当事人的请求审查仲裁裁决,决定给予承认和执行或者相反。仲裁地和请求执行地(以下简称请求地)往往不在同一国,由于各国对仲裁裁决审查的内容并非完全一致,而无论哪一国司法监督权的行使,其效果都可能影响到裁决能否得到执行,因此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当各国对仲裁裁决进行审查而得出的结论不一致时,对此如何加以处理?具体地讲,就是仲裁地国法院对裁决的撤销是否必然导致该裁决在它国得不到承认和执行,以及当一个事由被裁决地国法院认定为合法而请求地国法院认为该事由构成不予承认和执行的情形时,如何处理?后一个问题似乎比较简单,因为《纽约公约》第五条所列举的请求地国法院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裁决的事由中,并没有将“仲裁地国法院认为裁决合法”作为除外规定。而对于前一个问题,由于《纽约公约》本身规定并非完善甚至有相互冲突之处,在实践中导致了困难,也出现了一些相互矛盾的司法判例。《纽约公约》的相关条文主要见于第三、五、六以及七条。尽管第五条第一款e项将裁决作出地国法院的撤销作为拒绝承认和执行裁决的事由之一,但它并没有使用强制性词语,而是说请求地国法院可以根据被诉人的请求,拒绝承认和执行。通常的理解是,该条赋予了请求地国法院以自由裁量权,这在有关的法学论著以及司法判例中得到了体现。如在1996年的Chromalloy案中,美国哥伦比亚地区法院执行了一个被仲裁地国法院撤销的裁决[1]。1998年的Eurocar Italia案[2]以及1999年的Baker Marine案[3]中,美国法院事实上都确认了请求地国法院的该项权利。1998年2月23日奥地利最高法院通过了一个裁定,也对该国法院的此项权利进行了确认[4]。
  一、对《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的认识
  传统的观念认为:有权撤销仲裁裁决的仅为仲裁地国法院,而一项裁决一旦被撤销,则不存在了,因此,此法院作出的撤销裁决的裁定具有域外效力。下面对这一观念进行简要的分析。
  与国内仲裁不同,国际商事仲裁的特点在于它的国际性,因此其效力不仅可能而且有必要及于仲裁地国之外。依照《纽约公约》,仲裁裁决具有域外效力,但是《纽约公约》并没有明确规定仲裁地国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的效力及于域外。正如前面所述,由于《公约》第五条第一款所使用的措辞是“可以”(may),请求地国法院有自由裁量权。传统的观念认为裁决一经撤销就不存在的论断在实质上设置了一个前提:赋予仲裁裁决一个国籍,即认为裁决具有仲裁地国的国籍。正是基于这个前提,才认为裁决的存在与否取决于仲裁地国法院撤销与否。但问题是:仲裁裁决是否真正具有国籍?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并不能从现有的国际或国内法律文件中找到。《纽约公约》的全称《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中的“外国”二字是否就隐含着裁决的国籍性这个命题?还是仅仅表明裁决在请求地国之外作出?这个也不是十分明确。国籍作为传统上的公法概念,一般是用于确定自然人和法人与某一国具有某种法律上的联系,它是由各国的国内法对在何种情形下某自然人或法人具有该国的国籍作出规定。在各国国内法对此有不同的规定时,由国际条约进行协调。(如1930年《关于国籍法冲突的若干问题的海牙公约》)国际法院在1955年的“诺特波姆”案中认为“(自然人的)国籍(至少作为在国际上适用的概念)是以依附、生活和情感的真正联系的社会事实以及相互权利和义务为基础的法律纽带。它可以说是构成下述事实的一种法律表现:直接由法律授予或者由于当局的行为的结果而授予的国籍的个人,在事实上是与授予国籍的国家的居民的联系要比与其他任何国家的居民的联系更为密切。[5]虽然这是关于自然人国籍的论述,但从中可以看出确定国籍的两个重要特征是:1.它直接由法律授予或由于当局的行为的结果而授予;2.授予的标准是根据该自然人与该国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如前所述,对于仲裁裁决的国籍,目前各国国内法并没有明确规定,那么是否是由于当局的行为而授予裁决以国籍?仲裁机构属于民间机构,其裁决行为是民间行为而不是公法行为。虽然关于仲裁的性质在理论上有司法权说[6],在杨良宜的《国际商务仲裁》一书中,也认为仲裁具有一种司法精神,这种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符合自然的公正、实体法依照先例、原则上仲裁程序要依照法院的做法。但不可否认的是,仲裁的本质特征是它的民间性:是否仲裁、仲裁员的选定以及仲裁程序规则的设置、实体法的适用等皆需当事人双方的合意,因此相对于公法行为,其在多得多的程度上体现私人自治的原则。而所谓的当局的行为,其本质特征是强制性,当事人少有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认为仲裁机构的裁决等同于法院判决的观念是比较勉强的。这样看来,仲裁裁决是否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国籍是有疑问的,可以说仲裁的国籍是一种习惯上的、无意识的用语,而并非具有确定的法律含义,因此也不能说就具有国籍法上的效力。
  其实,即便是认为仲裁裁决有国籍,在实践中如何具体地确定某一裁决的国籍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仍以自然人、公司的国籍为参照来加以说明。1930年《关于国籍法冲突的若干问题的海牙公约》第一条规定:虽然各国依照其本国法律决定谁是其国民,但这类法律只有符合国际公约、国际习惯以及关于国籍的一般承认的法律原则时,其他国家才必须加以承认。《奥本海国际法》认为“为国际的目的,公司的国籍是缺乏一个严格定义的概念。在许多情形下,一个公司与几个国家会有相当多的联系,而要评估公司与这些国家中的哪一个国家有充分的联系,从而能够使该公司为特定目的作为该国的国民对待,需要对各种因素进行平衡”。在仲裁裁决的“国籍”方面,目前并无任何专门的国际公约存在,而这方面的“国际习惯”和“法律原则”也很难说就已经存在,而且其认定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结合以上所述,确定一个仲裁裁决的“国籍”,并没有明确的法律可以依据。若用联系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则存在的问题是在考虑裁决与某国联系的紧密程度时,需要将哪些因素纳入我们的视野?这些因素都被赋予同等的重要性,还是其“分值”各不相同?各国在其立法或司法实践中所直接或间接反映出来的态度并不一致。印度1971年的《外国仲裁法》规定:在外国作出的依据受印度法支配的仲裁协议的裁决是印度国内裁决。其最高法院据此于1992年撤销了新德里高等法院的一项裁定,该裁定承认和执行了一项在巴黎依国际商会仲裁院调节与仲裁规则作出的裁决(在该案中,双方当事人约定其仲裁协议适用印度法)。[7]《美国仲裁法》第202条规定:完全存在于美国公民之间的仲裁协议或裁决,不应视为公约(指《纽约公约》)管辖范围,除非该关系涉及国外财产、履行或执行将来在国外进行,或与一个或多个外国有某种其他的合理联系。由此可见,印度似乎认为只要双方约定仲裁协议受一国国内法支配,则据此所作出的裁决为该国国内裁决,而无论其他。美国则认为可归于外国裁决的所考虑的因素要广泛得多,只要具有某一项涉外因素,即可将之归于公约适用范围,而仲裁协议的准据法并不具有凌驾于其他因素之上的地位。
  在那些支持裁决一经撤销即无论在仲裁地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都无效的论述中,并没有列举出支持该论断的具体法律依据。如范·邓·伯格博士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仅仅说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道理[8]。而且,在实践中,还存在所谓的“非本地化仲裁”[9],以及其他一些纯粹由于非实质的、偶然的因素而在某国进行了仲裁的情况。此时若要将撤销权仅赋予仲裁地国并且认为其撤销的效力及于该国的域外,将会导致不合理的后果。即无论在事实、还是在仲裁所采用的程序、所适用的实体法等方面与案件都没有实质联系的法院取得了惟一的监督权,而有真正联系的法院却无权监督;而且,由于与案件无实质性的联系,仲裁地国法院有可能不情愿或没有足够的能力行使该项权利,从而对当事人造成不利的影响。法宝
  二、被仲裁地国法院撤销的裁决在请求地国得到执行的法律基础
  1.国际商务仲裁裁决的审查
  相对于另一种解决争议的途径—诉讼来讲,仲裁的最大价值体现为效率。当事人之所以舍弃可能更公正的司法程序,原因就在于诉讼过程中的时间拖延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失,这对于视时间为金钱的商人们来讲更是如此。因此,在考虑仲裁制度本身的设置以及仲裁与其他制度之间关系时,应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各国对作为解决争端手段的仲裁的态度,大致经历了从敌视、怀疑仲裁到支持仲裁的发展历程;而在法院与仲裁的关系上,也相应地经历了从过度干预仲裁到适度干预仲裁的阶段。虽然仲裁的契约性和私法性决定了它有很强的独立性,但它毕竟要受到有关国家的公共秩序的制约,在整体上不得违反该国最基本的社会公义,因此,法院对仲裁的监督是必要的。但过度的监督必然会危害设立仲裁制度的初衷,使仲裁成为诉讼的预备阶段。而且即使如果为公正的目的赋予法院对案件实质问题的审查权,法院能否真正做到公正?而且何谓公正?由谁来判断?等等问题亦难做出合适的回答。所以还不如从程序上加以保证更为妥当和客观,也更具有可操作性。正因为如此,在各国立法和司法判例中,大多将法院对仲裁的监督原则上限于程序事项,而对于案件事实、使用的法律法规等实体问题不予过问的精神。《纽约公约》亦是如此[10]。基于仲裁存在的价值,可以认为通过选择仲裁以解决他们之间现存或将来的争议,视为双方当事人默示同意承担了一个风险:即为了使争端得到迅速的解决有可能牺牲个案公平的风险。但问题在于,在程序事项上对仲裁裁决的审查权赋予哪一国的法院来行使?
  从另一方面来讲,由于各国对法院审查仲裁的范围、尺度的规定远未达到一致,而又没有普遍的国际性文件对此加以规范,因此存在仲裁地国法院滥用此项权力的可能性。在当前的条件下,若赋予一国法院撤销裁决的裁定以强制性的域外效力,将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国际商事仲裁体制的根基。
  从国际上看,对仲裁的监督权处于从仲裁地国法院向请求地国法院移转的趋势。这也是现实使然,因为仲裁裁决若要得到执行,无论如何都要取决于请求地国的态度。《纽约公约》取消了《日内瓦公约》下的“双重执行许可制”大概也缘于此。根据《日内瓦公约》,一个可执行的裁决在仲裁地国必须是终局(final)的。所谓的“终局”,根据该公约第一条第四款是指“不能对裁决再可以提出异议、上诉或请求撤销,目的在于对裁决的效力提出抗辩的任何程序属悬而未解”。[11]因此,在《日内瓦公约》下,胜诉方要使裁决在请求地国得到执行,不得不先向仲裁地国法院申请一个表明该裁决在该国为终局的执行令。历史经验表明:这一机制存在诸多弊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危及了仲裁解决争端的迅捷性,表现为败诉方为拖延裁决的执行,往往在仲裁地国法院提起上诉,若在上诉程序中没有达到目的,则再向请求地国法院提起不予承认和执行裁决的申请,从而达到拖延的目的。《日内瓦公约》的这种设置并非必要,因为既然请求地国法院的审查不可忽略,而法院的审查限于程序事项,则完全可以将这个事项交由请求地国,请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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