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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武大国际法评论》
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批准的时间点问题
【英文标题】 Discussion on Timing of Ratifying The 2005 Hague Convention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作者】 王吉文【作者单位】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分类】 国际私法
【中文关键词】 判决承认与执行;《选择法院协议公约》批准
【英文关键词】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The 2005 Hague Convention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ratification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2
【页码】 105
【摘要】 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生效和适用,将会对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国际合作带来积极影响。不过,本质上,该公约是以选择法院协议为载体的判决公约,面对当事人仍处于弱势地位、法院竞争力有待提升的现状,我国对该公约的批准可能会陷入两难困境。选择合适的时间点批准该公约,可能是消除对我国不利后果的积极举措。目前来看,由于美国的批准将会对当事人的法院选择偏好带来实际影响,因此我国应积极关注美国的动向;在美国批准该公约之后,应把对该公约的批准问题列入议事日程。
【英文摘要】 The entry into force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2005 Hague Convention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will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The 2005 Hague Convention, however, is actually a judgment convention with a medium of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which causes the Convention’s value to a Contracting State mostly depending on the parties’ choice of its court. Therefore, it is unfavorable to the disadvantaged party and court which is difficult to be chosen by parties, which will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China’s position on ratification of the 2005 Hague Conven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out appropriate time point to ratify the Convention for China, in order to avoid more adverse consequences to national interest and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courts. At present, we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attitude the America because its ratificationwill affect the parties’ preferences of choice of court, and put it on the agenda about ratif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for China when the America ratifies the Conven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6889    
  众所周知,外国判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不仅关系到司法权威的实现,也直接影响到当事人正当权益的保障。不予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将会极大地挫伤国际民商事关系当事人通过诉讼实现法律关系确定性目标的期望,进而对国际民商事关系的正常发展带来消极后果。“判决作出后,如果得不到承认或执行,就如同没有判决一样,当事人的权益不能获得保护,交易安全自然没有保障。”[1]然而,当前国际社会在判决承认与执行上自行其是、本着相互防范心态而不愿主动认可外国判决的实践,实际上导致了判决承认与执行国际合作的困境。
  国际社会为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国际合作进行了诸多努力,期望借此形成条约互惠以增进国家间的互信。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于2005年通过的《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以下简称“2005年海牙公约”)是国际社会努力的有效成果,将会对外国判决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产生积极意义。虽然该公约在适用范围上的广泛限制以及条约内容上的不足可能会损害其价值目标的全面实现,但是,在某种程度上,2005年海牙公约的顺利通过可以被看做判决承认与执行国际合作领域的重大成功;并且可能为以后适用范围更为广泛的其他判决公约形成“指路明灯”。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不能因为公约没有达到美国的期望(即制定一个普遍性管辖权以及判决承认与执行公约——笔者注)就认为公约是一次失败……这不应该成为拒绝批准公约的理由。被普遍认可的国际法原则都是通过不断的实践而形成互信从而逐渐形成的。公约是朝着这种趋势发展的第一步……虽然光亮不如期望的那么明亮,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返回到公约前的那种(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黑暗之中。”[2]
  一、2005年海牙公约的实质对公约批准的影响问题
  (一)2005年海牙公约的实质
  可以合理地预见,随着2005年海牙公约这个全球性判决公约的生效和适用,判决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将逐渐成为一种现实。2005年海牙公约的缔结和生效,是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国际合作领域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对于当前仍处于相互合作困境的各个国家来说,批准2005年海牙公约这样一个全球性判决公约,应该符合各国利益和需要,也有利于本国法院判决获得其他国家的承认与执行,从而实现本国的司法权威,并保障本国当事人的正当权益。
  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与涉及广泛管辖权依据的普遍性判决公约不同,2005年海牙公约并不是一个普遍性判决公约,而是一个仅涉及选择法院协议[3]这一单一管辖权依据的判决公约,实际上是仅以选择法院协议为载体的判决公约。按照2005年海牙公约规定,只有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所作出的判决才能在该公约范围内获得承认与执行,被请求法院应当承担对被选择法院所作出判决予以承认与执行的公约义务;而未被选择法院所作出的判决则不得依据该公约获得承认与执行。为了强化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所作判决在该公约范围内的效力,2005年海牙公约明确规定了三个“关键条款”,[4]并把它们确定为缔约国必须严格承担的公约义务。而且,为了强调当事人选择法院协议的有效性,2005年海牙公约规定了一种“致命组合”[5]的内容,即该公约同时规定了协议有效性依据被选择法院地法规则和选择法院协议独立性原则。那么,依据该公约的“组合”规定,当事人选择法院协议的效力通常难以被否定。
  所以,2005年海牙公约之于各国的意义,实际上取决于国际民商事关系当事人的私人协议,取决于当事人对各国法院的选择。那么,如果未被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所作出的判决,显然不得享有2005年海牙公约的利益,也即其他未被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所作出的判决,不得依据该公约在公约成员国境内获得承认与执行。毫无疑问,2005年海牙公约的这种实质,使得它与普遍性判决公约之间有着根本性差异,从而使得并非一国法院所作出的所有合法判决均能在该公约范围内获得承认与执行。而这种结果可能引发不同国家在该公约利益享有上的现实差异:被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其判决能够因此享受公约利益,该法院所在地国也因此享受了其法院判决在公约成员国获得承认与执行的利益;相反,不为当事人选择的法院,其判决无法获得承认与执行。
  (二)2005年海牙公约的实质对公约批准的效果
  2005年海牙公约以选择法院协议为载体的判决公约的实质,显然会实际影响各国在公约批准上的态度。因为,对于一国而言,在2005年海牙公约的批准问题上,是否批准该公约,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取决于本国法院在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中的实际地位以及本国当事人在协议选择法院时的实际地位。对于一国法院而言,如果较少获得当事人的青睐,则不仅无法行使管辖权作出判决,而且还需要对大量的外国法院判决承担承认与执行的公约义务;而对于该国国民来说,在协议选择法院中的地位可能会影响到未来被诉或者寻求救济时的方便程度。
  理性人假设理论告诉我们,当事人在从事某种行为时都以获得最优利益为其导向。在选择法院这个关系到权利救济或诉讼便利的问题上,当事人显然也会遵循理性人观念,选择一个对其更加有利的法院作为管辖法院。通常情况下,国际商事关系当事人在选择法院时需要考虑各种相关因素,诸如诉讼的便利程度、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国家的法治发展状况、法官的素养和经验等因素。不过,在现代科技水平下,诉讼的便利因素可能在当事人的选择法院上并不具有优先考虑的性质。因为,为了满足现代科技发展水平的需要,各国都普遍进行了包括证据制度和庭审方式等方面的司法改革,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认可了新技术方式制作与形成证据材料的有效性、庭审方式的可利用性。而且,参与国际商事关系的当事人可能在相关国家境内均有营业场所或办事机构,因而在证据收集和诉讼参与方面也并不存在严重的障碍。正因为如此,国际商事关系当事人在选择法院时,诉讼的便利因素可能并不具有实质性的价值;相反,法治发达国家、具有丰富经验的法院,显然是当事人优先考虑的因素。对于当事人的选择偏好,有学者曾指出:“金融机构在合同的法院选择中通常会选择英国法院,是因为能利用英国商事法院法官的特殊经验与技能。”[6]
  需要注意的是,在当前国际商事关系领域,发达国家当事人通常处于优势地位的基本状况并无实质性改变。发达国家当事人无论在经济实力、商业经验,还是谈判水平与技术等方面都有更大的优势。那么,在法院选择这样一个涉及权利救济问题的事项上,发达国家当事人更能够也更愿意体现其主导地位。基于其所受教育、法律文化传统以及先前经验等因素,这些当事人很可能会使发达国家当事人更愿意选择发达国家法院,而不是法治尚待完善、法官素养和经验欠缺的发展中国家法院。事实上,韩国政府在对1999年公约草案[7]发表的一份评论中曾经指出:韩国最高法院从来没有处理过一件由外国当事人选择韩国法院的案件。[8]虽然这份评论的指向性并不十分明确,但其表达的意思显然是要说明韩国法院在国际民商事关系当事人法院选择中的消极地位。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2005年海牙公约的批准可能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和潜在后果。
  二、我国批准2005年海牙公约的两难困境
  (一)我国批准公约的实际困难
  应当肯定,历经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无论在经济发展、法治建设、社会进步和国际地位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国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由此而来的是国际民商事关系的迅速发展,人们参与国际民商事关系的能力与水平快速提升,法律意识逐步形成。尽管如此,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受此影响,我国当事人在国际商事关系中的弱势状况也未有根本性改观。这些消极因素可能会对我国批准2005年海牙公约带来不利后果。
  客观上看,近些年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法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尽管如此,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法治建设不仅是一个需要较长时间的实践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需要不断转变观念的形成过程。正因为如此,我国法治建设仍然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与此同时,我国各级人民法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不断完善。事实上,早在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我国法院审理涉外商事案件适用法律情况的通报》就曾经指出:“不少人民法院对适用法律问题意识不强,甚至在裁判文书中没有对适用法律问题进行任何分析和论述。涉外案件相对于国内案件而言,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法律适用即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要搞好涉外商事审判工作,就必须提高法律适用方面的意识……对于上述问题,各级人民法院应该在今后的审判实践中予以高度重视,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以进一步提高涉外商事裁判文书的水平,维护我国人民法院公正司法的形象。”
  虽然上述情形近年来已有了较大改进和完善,但是国际商事关系当事人尤其是发达国家当事人可能受先前观念或者错误信息的影响,对我国法治状况或法官的素养与能力形成片面乃至错误的认识,并因此不愿选择我国法院。思维定势理论告诉我们,先前的活动或观念将会对人产生正向或反向的推动作用。在法院的选择上,作为理性人的当事人将会受自身或者他人先前经验、教训的影响,也会受到法律文化传统、教育背景、国际舆论甚至意识形态等因素的现实影响,而且这些因素一旦为当事人的观念所接受,就可能因此形成某种程度的思维定势而难以更改。正是如此,我们发现,虽然我国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一些国际商事关系当事人仍然并不愿意接受我国法院对他们的争议行使管辖权。根据有关学者搜集到的2014年协议选择我国法院的涉外案件的数据来看,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仅搜集到133个案例,其中96件是涉港澳台案件,仅有28件属于实质意义上的涉外国案件(而且,其中有5件当事人国籍不明)。而2015年更是只有17件。[9]在我们看来,如此之少的涉外协议管辖案件显然并不正常,毕竟,协议管辖通常被誉为协调管辖权冲突的有效手段。或许由此可以推断:如此之少的案件可能反过来表明一些国际民商事关系当事人不愿意选择我国法院的这样一种现实。
  另一方面,我国当事人在国际商事关系中的总体弱势地位仍未根本性改观,由此导致我国当事人在协议选择法院的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并进而影响我国法院的被选择机会。总体上看,当今国际市场主要是一个买方市场,作为一个制造业与资源消耗型大国,我国国际商业从业者无论是在获取订单还是在合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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