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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江西警察学院学报》
污染环境罪危险犯之理论证成与立法完善
【作者】 彭景理【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
【分类】 刑法分则【中文关键词】 污染环境罪;危险犯;环境法益
【文章编码】 2095-2031(2018)06-0064-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64
【摘要】

污染环境罪是危险犯而非行为犯或准抽象危险犯。污染环境罪的本质是对环境法益的侵害或侵害危险,其中对环境法益侵害的危险是污染环境罪危险犯在犯罪本质上的合理性根据。环境法益是一种共享性生态利益,包括生存利益、生活利益和经济利益,以危险犯的形式对环境法益早期保护是正当的,且并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污染环境罪所保护的是包括环境利益、社会秩序稳定与安宁、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组合而成的法益群,各类型法益之间存在着差序层级关系,环境法益处于核心地位,将污染环境罪设置为危险犯是必要的。出于迎合实务需求、消弭理论争议、明确立法规范的目的,建议对《刑法》第338条进行一定的完善,从而在立法上确立污染环境罪危险犯的地位。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2364    
  
  

污染环境罪是否为危险犯,这是长期以来且迄今为止依然颇具争议的问题。从2016年“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内容来看,实务部门对该问题的答案似乎已经做出了倾向性选择。即便如此,质疑之声依然存在。污染环境罪到底是否为危险犯,以及未来应当如何对待,还需要追本溯源,从污染环境罪的犯罪本质、环境法益内容、属性等各方面来展开分析。

一、污染环境罪危险犯与行为犯之争

污染环境罪是危险犯还是行为犯?有学者认为自《解释》出台之后,污染环境罪是危险犯;{1}也有学者认为是行为犯;{2}还有学者认为污染环境罪既是行为犯又是准抽象危险犯。{3}

本文认为,污染环境罪是危险犯而非行为犯。

依通说观点,行为犯是指行为人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行为即既遂的犯罪类型,它不要求发生物质性的和有形的犯罪结果。{4}但通说理论似乎犯了常识性错误:凡有行为则必有结果,不存在不引起任何结果的裸的行为。构成要件是对各种侵害法益或对法益有侵害危险的犯罪行为的类型化。换言之,凡符合构成要件之行为,必然对法益有不利之影响,或是对法益之现实侵害,或是对法益之侵害危险。但即使只是对法益的侵害危险,也是由行为所引起,所以也是行为的结果。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犯罪结果的犯罪行为,或者说没有任何不利结果的行为就不会、也不应当进入刑法所及之视野。犯罪结果形态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类型,但是任何犯罪行为都有犯罪结果,不存在没有结果的犯罪。{5}行为犯也有犯罪结果,行为犯的结果与犯罪行为同时发生,行为犯的犯罪行为将法益径直置于危险境地,这种对法益造成的危险状态就是其犯罪结果。所以,对法益侵害的危险就是行为犯的结果,行为犯本质上是危险犯。

将污染环境罪视为准抽象危险犯的学者认为,在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之间还有一种准抽象危险犯,即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虽然可能性极低,但某种行为依然具有发生法益侵害的危险。{6}按照这种观点,准抽象危险犯介于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之间,发生法益侵害的可能性是“极低”。如此,抽象危险犯发生法益侵害的可能性就应当比“极低”还低。比极低还低的可能性是多低?并且,准抽象危险犯的概念本身就存在疑问,语言学上,“准+X”指某客体不是X但接近X的状态,该客体在位阶上低于X,譬如军衔中介于少将与大校之间的准将。依此来看,危险犯的排列顺序应当是准抽象危险犯、抽象危险犯和具体危险犯,而不是如该学者所言的准抽象危险犯位于另外二者之间。不难发现,使用准抽象危险犯这种并不准确的概念事实上间接地承认了一种观点:以对法益侵害的危险程度做为区分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的标准。既然如此,将危险犯划分为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两类就已足够,没必要在此之外增加一个所谓的准抽象危险犯。

《刑法》第338条虽然没有言明污染环境罪是危险犯,但从《解释》对本条“严重污染环境”的细化结果来看,“严重污染环境”应当是严重污染环境的危险,主要是危险结果。具体而言,《解释》第1条第(一)项(以下未特别说明的,均为本条之项)以污染地做为罪行判断对象而不是排污数量,根据在于在特定区域只要有此种行为就会产生巨大的危险性,而不是要等到实害结果的发生。第(五)项直接以污染行为做为犯罪判断依据,根据在于行为造成的危险结果。第(六)项以行政责任作为入罪条件、第(七)项规定篡改相关数据的亦构成本罪、第(八)、(九)项则以财产损失数额为判断标准、第(十一)、(十四)项把对群众生活的影响程度也做为罪行判断条件,如此诸种情形,均未以实际的严重环境污染为结果,而只是关注行为本身对法益造成的侵害危险状态。这种认定也符合了污染环境罪的特性:生态环境本身具有自净能力,且排放污染物的行为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排污初期并不会实际造成严重污染,在开始排污造成轻微污染至出现实际严重污染之前这段期间,就是污染环境罪的危险状态期间。质言之,污染物数量累计的过程,就是危险结果逐渐加重的过程。从污染环境罪的发生特性来看,将《刑法》第338条中的“严重污染环境”理解为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危险,并以《解释》的方式将危险状态类型化的做法,并非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有悖罪刑法定原则。{7}当然,本文并不否认第(二)、(三)、(四)、(十)项等剩余各项明显处罚的是实害结果。但这并不是否定污染环境罪是危险犯的理由。从逻辑上讲,既然污染环境罪是危险犯,在危险结果具有可罚性的情形下,对实害结果当然也应予以刑事处罚。

二、源于污染环境罪犯罪本质的合理性根据

何为犯罪的问题,就是犯罪的本质问题。对此问题形式上的回答是,犯罪是“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8}国外亦有类似观点,认为犯罪是“违反刑罚法规、被评价为可罚的社会侵害性行为”。{9}形式意义上的犯罪概念使罪刑法定原则得以坚守。但这种只对犯罪从形式上进行理解的通病在于虽然可以恰如其分地表达何种行为属于犯罪,却无法说明为什么将这种行为视为犯罪。换言之,刑法立法过程中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与其他非罪行为的本质区别何在,也即犯罪的本质是什么无法从形式的犯罪概念得到充分解答。污染环境罪危险犯从无到有的设置,属于立法论的问题,因此必须在刑法立法根据层面上实现合理性证成,而这只能求助于对犯罪本质的理解。

我国目前仍然代表了通说的观点认为犯罪的本质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10}近年来,受以德、日刑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的影响,部分学者转而认为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或侵害危险,即“法益侵害说”。{11}事实上,这两种看似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观点,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共性。首先,既然二者都为探求犯罪的本质而提出,至少在目的上具有一致性——解释犯罪的本质是什么。其次,社会危害性理论认为犯罪是对社会的侵害,而法益侵害理论则认为犯罪是对法益的侵害或侵害危险,二者均不否认行为的侵害性,只是对被侵害对象的认定存在差异。最后,社会危害性与法益侵害都是对犯罪本质内容的归纳和描述。如果法益侵害说在容括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全部内容的同时,还得以克服后者的不足,那么认为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或侵害危险又有何不可。反之亦然。

“社会危害性和法益侵害性两种理论同根同源”。{12}社会危害性实际上指的也就是行为对国家、社会或个人利益的有害性。{13}本文认为两种理论并无对错之分,只是优良之别,相较于社会危害性理论,法益侵害说更为清晰、具体、客观,因而也更为科学:

(一)法益侵害说内容更为清晰,社会危害性理论则显得模糊

犯罪是对重要的生活利益客观上予以侵害或具有侵害危险的行为,这种“重要的生活利益”包括了作为个人的人格受到尊重,对于维持能够期待个人人格发展的生活环境而必需的个人利益,以及支持这些利益的社会的、国家的利益。{14}譬如在故意杀人罪中,侵害的是个人的生命权,刑法禁止杀人是对个人法益的保护;将危险驾驶、煽动国家分裂的行为视为犯罪,分别是对社会秩序稳定与国家安全的保护。社会危害性理论将所有的犯罪都抽象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不可否认,任何犯罪行为某种意义上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造成消极影响,但这是一种相当模糊的感触。如“故意杀人”,我们直接所能感受和把握的是被害人被杀死,生命权被剥夺,对个人生命法益的侵害显而易见。但对社会的危害性表现于何处?对工作单位而言可能就是少了一位熟练工,普通民众也许出于正义而感到愤怒,或出于恐惧而感到不安。但其中的社会危害性到底是什么呢?相比于被害人的生命权,它显得无比抽象、模糊而难以把握。

(二)社会危害性内容本身十分空泛,不能提供自身的认定标准{15}

由于将“社会”作为犯罪对象本身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行为是否对社会产生了侵害或侵害危险进而具有社会危害性,以及这种社会危害性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本身就十分空泛而难以把握,更无法准确表明社会危害程度。对于盗窃个人财物行为而言,通常的感受是对个人财产的侵害——具有明显的“个人危害性”。一个盗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是善良风俗还是国家管理秩序?是他人的不安感还是愤怒感?是社会财富的损失还是个人生活水平受影响?我们很难从一个普通的盗窃行为中提炼出具体的社会危害内容,遑论评价社会危害的程度了。相反,法益侵害说的内容则更为具体,从法益的自身状态就可以判断是否遭受侵害。根据法益侵害说,盗窃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取决于行为是否对为刑法所保护的利益产生了侵害或侵害危险。法益侵害说克服了社会危害性理论的空泛,使得对法益侵害的状态及程更容易认定。

(三)法益侵害是具体行为的客观结果,社会危害性则是对犯罪结果进行的价值判断,但犯罪的本质首先应当是一种客观结果而非价值判断

社会危害性理论作为一种价值评价,本身带有道德评判的色彩。法益侵害说在罪行认定时则可以有效克服这种干扰。譬如通过招商引资进入的企业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增加了财政税收,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由于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了有毒有害污水,是否需要对其停产停业、甚至进行行政或刑事处罚?这种情形下,如果从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角度评判结果有无价值,难免陷入两难境地。而根据法益侵害说,只要存刑法意义上的法益侵害结果,是否为当地财税做贡献、是否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是否提高了就业率,不影响犯罪成立与否的判断。

犯罪本质决定犯罪形态,“作为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结果,不单指对保护法益的现实的侵害,也包括对保护法益的侵害的危险。”{5}45既然一般意义上的犯罪本质包括对法益侵害的危险,那么作为犯罪类型之一的污染环境罪自然也应当存在危险犯这种犯罪形态,这也是自然而然的结论。事实上,污染环境罪的构成要件性结果确实存在两种形态:其一,对环境法益的实际侵害;其二,对环境法益侵害的危险。而后者,正是污染环境罪危险犯在犯罪本质上的根据。果然是京城土著

三、基于环境法益属性的正当性理由

前述谈到,污染环境犯罪的本质是对环境法益的侵害或侵害危险,但污染环境罪所保护的环境法益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在立法上并未明确。根据刑法第338条,对环境本身造成污染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即使没有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的,也可构成污染环境罪。从《解释》内容来看,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并不限于环境法益本身[1]。由于法律规范本身存在内容上的差异,导致理论上对环境法益具体内容的争议更为明显:通说认为环境法益是社会管理秩序(社会管理秩序说)。{4}521也有观点认为,环境刑法保护的是以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与健康以及与之关联的生活环境为保护法益(人身与财产利益说)。{16}有学者认为环境法益是双重法益,直接客体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间接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双重关系说)。{17}还有学者认为,环境法益是国家、社会和人类的生态安全(生态安全说)。{18}

首先,社会危害性理论做为犯罪的本质本身存在一定的不足,在本文的立场来看,立足于社会危害性理论的社会管理秩序说欠妥。其次,根据人身与财产利益说,在环境犯罪中真正值得保护的是人身和财产利益,环境及其要素本身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保护价值。这种观点从根本上否认了生态环境的价值,与当下环境刑法立法内容以及主流的价值观相背离。再次,就双重关系说而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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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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