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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生态法基本范畴论纲
【作者】 刘国【作者单位】 江西财经大学
【分类】 环境法学【中文关键词】 生态法;基本范畴;人类;自然
【文章编码】 1007-788X(2011)03-0047-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3
【页码】 47
【摘要】 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点,生态法包括主体一客体、目的一手段、有用一有限、自由一限制、利己一利他五对基本范畴。人与自然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自然共同体中的每一物种都有其自身目的,人与自然之间互为目的与手段。受功利主义影响的资源有用论把资源的有限误当作无限,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弊端。生态法对人开发自然行为的限制,不仅会使人与自然获得更大的自由,而且是人对自然所负责任的要求。人要从自然中获得利益,必须做到人与自然互利互惠,在己他两利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5459    
  
  生态立法是在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人类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一种立法活动。生态法[1]的宗旨是通过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需要通过法律途径对开发资源的行为进行规范,因为人类开发自然资源的自由需要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人类在追求自身利益过程中,不能忽视其他非人类主体的利益。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点,生态法必然涉及如下几对基本范畴:主体一客体、目的一手段、有用一有限、自由一限制、利己一利他。所有生态立法活动都是围绕这几对基本范畴而展开的,它们构成了生态法不可缺少的核心内容。如何认识和协调这五对范畴所涉及的关系,不仅影响一部生态法律指导思想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而且直接关系到生态法的质量和实施效果。本文拟从法理层面对生态法中的这几对基本范畴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完善我国生态立法提供理论基础。
  一、主体—客体范畴
  由于生态立法是人类在自然生态环境恶化情况下进行的立法活动,这种活动首先涉及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法中的主体一客体范畴,就是如何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对范畴是生态法对传统的人与人关系问题的超越和发展。
  当今生态环境恶化的直接原因是人类在追求经济发展过程中盲目开发利用资源,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深层根源则是主体与客体二分的价值观,我们认为,这是处理生态危机中必须首先解决的最重要问题。这种主客体二分价值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极力倡导人类征服自然、主宰自然,诸如“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等口号都是这种价值观的表现。由于人把自然视为自己的对立面,在与自然打交道过程中,人无视自然界其他生命的存在价值,一切以人类为中心,作为主体的人是自然的主宰者,自然不过是任由人处置的客体,把人的发展建立在对自然生态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利用基础上,这种偏激的价值观必然使人类自身陷入绝境。人的主体地位使得科技的目标就是为了寻求控制、操纵和剥夺自然,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就是人类追求知识以控制自然的鲜明体现,当蕴涵巨大力量的科学技术被用于一种危险和反生态的目的时,生态危机对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就变成了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
  解决当前生态危机的方法除了在经济、政策和法律等方面采取相应行动之外,最根本的是要从思想文化上解决深层的价值观问题。那种认为人能够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思想是愚昧和疯狂的想法,是对人自己和自然的误解。“事实上,从古至今,人几乎未曾作为主体,除了原始社会之外,在古代社会,人是属于神的;近代社会,人是属于物的。人怎么可能反过来去征服自然、控制自然呢?”{1}人们必须超越传统的主客体二分价值观,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从生态学角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到一切有生命的物体都是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这种观点克服了从个体出发的、孤立的思考方法,把人看做自然界整体的普通一员,看做普通的自然物,立足于自然整体的尺度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承认有一个高高在上、与其环境对立的封闭的自我,人与自然之间没有明显的边界。正如保罗·谢泼德所说:“从生态学看,皮肤的表面有如池塘的水面或森林的土壤,与其说是一种坚硬的外壳,不如说是一种柔和的、允许相互渗透的界面。根据这种生态学的思考,把人看作自然景观的一部分,是使人显得很高贵而博大,而非受到威胁,因为自然的美丽与复杂性跟我们是连续的。”{2}世界根本不是分为各自独立存在的主体与客体,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之间实际上不能够也不存在任何分界线,而所有的整体是由它们的关系组成的。{3}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涉及自然价值的问题。所谓自然价值,是从价值本体论来讨论的,是由自然物质的性质、结构和功能决定的。在主客体二分价值观中,人是价值主体,自然是价值客体,自然没有自身独立的价值,其存在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从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观来看,自然价值具有客观性同时又具有主观性。{4}自然的存在及它们的价值,不依赖人类的观察、不受人类感觉的支配,它们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客观性是由自然事物的性质决定的,不管人是否评价它,也不管人是否体验它。大自然作为一个进化的生态系统,人类只是其后来的加入者之一,大自然的价值在人类出现以前早已存在。{5}但从认识论来考虑,自然价值又具有主观性,人类以各种尺度认识和评价自然价值,并依据这种认识和评价在自然价值基础上,创造文化价值,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这是自然价值转化为文化价值的过程,是自然价值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也就是说,当自然事物及其性质为人主观地意识和体验到,并在个人的经验中享用它的价值时,自然价值是主观的,但它又是客观地存在着的。因而在文化与自然关系上来说,自然价值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因此,我们不能把自然仅仅看作受人摆布的客体,它除了具有被人用来达成其他目的之工具价值外,还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自然的内在价值是指某些自然情景中所固有的价值,不需要以人类作为参照”。{6}自然的内在价值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相对于工具价值而言的,内在价值是指非工具性价值,即它不是在充当其他事物工具时所获得的意义规定,而是自我决断的,是其自身作为目的所决定的;二是指事物自身独特属性所决定的意义存在;三是指与评价者无关的“客观价值”,即不管评价者是否存在、是否认可,这种价值都仍然存在。自然的内在价值最重要的是指自然的内在目的性、非工具意义。{7}当人视自己为自然的主体时,人就把自然当作为人类服务和提供各种需求的场所,自然对人而言只具有工具价值。这种将自然仅仅作为工具价值对待的观点现在已遭到越来越多人的反对,更多的人日渐认识到,自然不仅具有工具价值,而且还具有内在价值,自然是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统一体。
  自然价值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以及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统一,表明自然不仅具有相对于人的客体地位,而且具有自身独立的主体地位。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尽管可以通过劳动改造自然,在自然界的各个角落留下活动的印记,但人从来都没能改变自然发展的方向和轨迹,自然仍然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着,相反人的活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的限制。人不可能是自然的主体,因为人无法左右自然的发展规律。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二者相互影响、互为作用对象。因此,人和自然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二、目的—手段范畴
  目的和手段是反映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主观与客观之间关系的范畴。由于受传统主客体二分价值观的影响,人们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和目的,自然没有内在价值,自然只是为了人类的目的而存在。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大自然是为了人类而创造的。植物的存在是为了给动物提供食物,而动物的存在是为了给人提供食物,大自然不可能毫无目的地创造任何事物,因此,所有的动物都是大自然为了人类而创造的。{8}这种观点把人当作唯一的目的,其他非人类存在物则是满足人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康德也认为,动物不是理性存在物,因而把它们当作工具来使用是恰当的,对动物,我们没有道德关怀的义务,就算有,那也是对人的间接义务。这种目的论哲学在对待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问题上的态度,使人们认为,为了人类的利益和生存需要,人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对待包括其他生物在内的非人类存在物,当其他生物威胁到人类生存时,人可以对它们进行大规模杀戮。[2]
  这种片面的观点和偏颇的做法违反了目的与手段之间的辩证关系。目的是主观的,手段是客观的。人利用外界的规律、各种物质及其属性,将其主观需要转化为某种意图,通过客观手段将主观意图传导给外部对象,改变外界物的存在状态以满足人的主观需求。作为地球上生物进化的产物,人类能够凭借其发达的大脑设法采取行动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即通过一定的手段实现某种目的。人必须借助于各种手段才改变自然物的原有形态及外部环境以实现其目的,人在实现其目的过程中,尽管可以凭借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然,但人的目的必须服从自然,因为人不能随心所欲地提出某种目的,而必须以自然的条件为前提,任何违背自然的目的都是无法达成的。“人因自己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部自然界的力量,然而就自己的目的来说,他却是服从自然界的。”{9}
  长期以来,人类一直把土地等自然资源作为满足人类目的的手段,认为人和土地的关系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人为了满足某种目的,可以不尽任何义务地从土地上去巧取豪夺。利奥波德提出的土地伦理观对这种做法进行了批判,他在《沙乡年鉴》中指出,土地伦理学的任务就是扩展道德共同体的界线,使之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由它们组成的整体—土地,并把人的角色从土地共同体的征服者改变成其平等的一员或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10}土地伦理学把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视为最高的善,如果一项利用土地的决议无助于维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这项决议就是错误的。这实际上承认了人之外的生命的内在价值,正是由于它们的这种价值主体地位存在,人在考虑自身目的时,必须同时把包括其他生命形式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纳入考量范围,而不能无视它们的存在,更不能把它们仅仅当作满足自身目的的手段。生态系统中物种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稳定与健康发展的基础,一切存在物对生态系统来说都是重要的、有价值的。从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发展来看,一切生命形式都有其内在的目的性,它们在生态系统中具有平等的地位。{8}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和其他生物都有各不相同的目的,人不能把自己视为自然界的唯一目的,因为人和其他一切生物都有自身的需要,即都有自身生存、发展与外部环境的选择关系。“每一个物种都有它具体的目的,但是所有生命都有目的。一般来说,这种目的即成长、发展、维持生命和繁殖生命。生命自身就具有这样的目的性定向,每一个生命体都是这种有目的活动的中心,即每一个生命体都是生命的目的中心。”{11}自然共同体中的每一个物种,都以自己这个种的生存和繁衍作为唯一目的,任何一个种都不可能为了其他物种的生存利益而牺牲自己这个种的利益。人作为一个物种也是如此,只不过动物是以自然自发的方式实现这一个目的,而人由于大脑的发达以智能的方式实现这个目的。
  从目的与手段相互关系上看,目的是受手段制约和规定的,有效手段的选择高于目的的确立,尊重自然、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对于实现人类目的而言具有积极意义。这种对自然的尊重与维护不仅是出于人的目的需要,而且是自然本身的目的所要求的。每个人都不单纯是目的,也不单纯是手段,而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片面强调某一方面,都会陷入虚妄。人类正是在目的与手段的相互联系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12}人与人的这种关系完全可以适用到人与自然关系上来,人与自然都不单纯是目的,也不单纯是手段,而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即人与自然互为目的与手段。人将自然作为手段时,从自然那里获得满足目的所需要的东西,但人不能盲目和无节制地从自然摄取,只有在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其目的才能得以实现,否则就会遭到自然的无情报复,使人的目的化为泡影,甚至使人遭受更大创伤,史上发生的无数灾难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当人在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时,自然也从人的理性活动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避免了自然界的盲目和无序,从而推动自然的良性发展。人为了自身目的不得不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进而不断美化自然的过程,也是自然把人作为手段利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是人的手段,同时人也是自然发展演化的手段,即自然本身的进化成为人活动的一种目的。人与自然就是在这种互为目的和手段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
  三、有用—有限范畴
  从实践层面来看,生态法是以立法的方式对人类开发自然资源的行为进行规范和限制,但理论上对如何界定生态立法的宗旨有不同的见解。绝对论者认为,生态立法的价值目标是为了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通过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的方式,实现生态社会关系中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其利益指向是人。相对论者认为,自然界一切物种都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它们的权益都应受到保护,人类为此应当负相应的道义和责任,其利益指向是一切物种。尽管二者都认为人类对待自然的行为应受到适当限制,但它们之间利益指向上的差异反映了不同的价值观,并最终导致它们在对待资源有用与有限问题上的态度及行为上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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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于文杰.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文主义[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306.
{2}Shepard. Shepard and McKinley. Subversive Science, p2.
{3}Warwick Fox. Deep Ecology: A New Philosophy of Our Time. The Ecologist, 1984. p194.
{4}Holmes Rolston Ⅲ. Philosophy gone wild. Buffalo. NY: Prometheus Books, 1986. p133.
{5}[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杨通进译.环境论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4.
{6}Holmes Rolston Ⅲ. Philosophy gone wild. Buffalo. NY: Prometheus Books, 1986. p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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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曹明德.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转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 (3).
{9}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02.
{10}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94.
{11}Joseph R. Des Jardins. Environmental Ethics: An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Wadsworth Group. p141.
{12}陶富源.目的与手段的矛盾及其哲学定位[J].现代哲学,1998 (2).
{13}Bentham.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London 1923,p24.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99.
{15}亚历山大·基斯.张若思译.国际环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
{16}[英]洛克.政府论[M].叶启芳,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64:36.
{17}[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邓正来,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6, 89.
{18}郑慧子.走向自然的伦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03.
{19}[美]庞德.法律的任务[M].沈宗灵,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84:80.
{20}陈晓平.利己与利他的综合—从进化论的角度看[J].学术界,20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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