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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提升农村市场化效应与改革商法制度的思考
【英文标题】 Thinking About Upgrading Country Marketization Effect And Reforming Commercial Law System
【作者】 杨峥嵘【作者单位】 湖南商学院
【分类】 农业经济法
【中文关键词】 农村经济 市场化效应 商事法制 改革创新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5
【页码】 79
【摘要】

市场化建设的效应状况如何,与商事法制改革创新的力度有着必然的、直接的联系。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关的农村市场中的农民、农户和农村经济组织的“入市”资格的商事主体问题,农村中的土地开发利用、山林等自然资源产品经营、招商引资的拓展、劳动力资本的运营等等诸多的商事客体与内容问题,以及商事法律行为规范等问题,都需要从更新法制观念、改革法律制度、科学运用法律等问题上做出一番努力。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1552    
  一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解决好中国的问题,“三农”是个重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四化”战略目标,走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国际化的道路,把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是十分必要和富有重大意义的。基于这一要求,对于广大农村来说,强化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建设、提升农村市场化的效能,与农村实现“四化”战略目标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也是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有效途径和举措。因为现代化的农村应当是一个市场化的农村,城镇化的农村其经济运行应当是市场化的,工业化的农村也当然地离不开农村的市场化,国际化更加要求农村经济在市场化建设中的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发挥其优势和作用。所以说,在我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土地面积占大头,经济发展的中心在于发展农村。要想建设好新农村,真正地解决好“三农”问题,逐步推进农村“四化”建设,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目标和建设任务在于切实地增强和提升农村市场化效应。经过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努力,农村市场化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十分难得的。相反,也有一些农村,没有把自身的经济发展放在市场化建设的重点上,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家里的田土有的请人耕作有的甚至荒芜起来,使本来可以通过种养和加工以及土特产品销售赚取收入的机会丧失掉了。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核算结果和分析表明:我国2005年经济增长总幅度9.9%,农业增加值比2004年只增长5.2%,其增长幅度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7%,其增幅不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农村市场化效应不高。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有力地推进农村市场经济建设,确保提升农村市场化效应的任务还很艰巨繁重。如何立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其关键环节和根本保证就是要在处理和解决市场与商事法制的关系过程中,切实提升农村市场化效应,加大商事法律制度的改革创新力度。
  农村经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发展。广大农村的农民农户和各种经济组织不断地、自然地或不自然地已经成为农村市场中的真正的商事主体。但是我国现行商事法律制度对如何构建中国农村这一宏大市场、如何解决这个市场中的商事主体问题、如何解决这个市场中的土地集体所有、经济资源开发、招商引资、生产经营、劳动力资本、知识产权的交易与利用等一系列法律问题,还不够完备。面对时代的新变化和经济形势发展的新要求,以新的理念构建现代农村市场,以改革的态度来修订立法,科学地确认好农村的市场商事主体的农民农户农村各类组织市场经营资格,以创新的精神来把握好农村市场商事客体范畴,全面而深刻地解决好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市场化效应与其直接相关的商事法制建设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
  商事法律制度,从它产生之时起,就因其调整市场关系的职能作用和具有的私法与公法的特殊性,直接地作用于市场经济。考察中国的过去与现在和世界的历史都可以说明:凡是商事法制发展和完善的地方和时期,其获得的经济效益就高;凡是商事法制建设欠佳的地方和时期,其经济效益也必然地不理想甚至受挫。我国农村的率先改革、确立家庭经营承包、发展乡村企业、扩大合作经营规模等等,都是建立在逐步构建农村经济市场的基础上,动员农民走向富裕的有力措施。因此,发展农村经济,应当高度重视当前农村市场化建设及其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商事法制建设的一些主要问题。
  一是关于农村的市场构建与定位、定格及其商域法律问题。从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到促使市场的日渐融合与统一,从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互动到城市与农村的共同发展,无不要求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应当通盘地考虑、整体地构建具有特殊作用的新农村、现代化的大市场,并以此确立农村市场的完整的法律地位,给予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一样的充分的营运平台。让农民们在这样一个活跃的农村大市场中自由自在地从事其各种不同类型和不同方式的经营活动并且能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真正实现胡锦涛同志2006年3月7日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全国政协农业界联组讨论时提出的:促进形成新型工农关系,不断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的要求。
  二是关于农村经营承包户是否在法律上承认其为实际的商事主体的法律问题。我国现行《民法通则》明文规定,农村经营承包户是一种民事主体,享有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和义务。然而,农村经营承包户却不能以农村经营承包户的名义直接进入市场从事其生产所获产品的经营销售活动。其原因在于农村经营承包户没有市场资格,也就是说农村经营承包户没有被工商此人家庭地位极低行政管理部门认可为商事主体,农村经营承包户的经营行为只能在其被承包的对山田水等的耕作范围内。如此推断可知,农民和农村经济中的其他一些组织同样存在其关于市场准入的商事主体资格的法律问题。因此,许多地方出现农民、农户开展的一些小商务活动由于“无证经营”而被工商等部门查封和禁止的情况,从而影响了农民发挥优势、投入市场的积极性。
  三是关于农村劳动力作为特殊商品或是作为人力资源或者劳动力资本,能否按照商事法律关系的客体进行科学调整和利用的问题。多少年来,农民“南下”、“北上”打工大军涌向大城市,投向当地的生产和建设,赚取一些收入,有的迁移户口定居下来,更多的是拿钱回到家乡继续发展自己,他们一手搞好农村经营承包,一手开办一些小型手工业作坊或者从事小型买卖。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大量劳动力外流,尽管通过打工赚了一些钱,但是由于他们远离家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自身农村经营承包的效果,特别是没有把精力投入到建设农村这个自己的市场,不能不说是一种不足。同时,农村没有把农村劳动力的资本更好地利用起来,更没有把这一富有价值的人力资本作为商事客体进行很好的利用。这种不能坚持市场规律来确定劳动力资本的法律地位,也不能按照商事法律关系的客体进行市场化调整的状况,使劳动力“剩余”的利用显得杂乱无序,也无法使其劳动力价值体现科学化与高效应化。比如建立农村劳动力用工管理服务机构,既从对人的权利的法律保护方面做好其系统性的安排工作,又可以从对劳动力的使用的价值表现即商事客体角度来做好其报酬保障工作。
  四是关于农村集体组织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村经济建设中的市场化地位与商事性质不清的问题。从农村建制来看,农村的集体管理组织分为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在自治的基础上服从乡镇人民政府的行政指导并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完成各项有关工作。村民委员会依法成为独立的法人,除享有其法定的自治权外,在经济上享有充分的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在市场化的运行中,村民委员会到底如何构建其商事关系模式?面对以经济为内容的行为时,村民委员会与村民小组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村民委员会与其产生的其他经济组织比如与企业、合作组织之间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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