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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检察》
自侦案件检察官与司法警察协作侦查初探
【作者】 高宗祥【作者单位】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分类】 司法【中文关键词】 自侦案件;检察官;司法警察;侦查模式
【文章编码】 1004-4043(2013)—6(下)-0026-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12
【页码】 26
【摘要】 目前,检察机关在自侦案件侦查过程中存在着“案多人少”、“警务部门”职能弱化等困局。在自侦案件中建立检察官与司法警察协作侦查模式,并从人员配置、职责分工、监督制约、责任追究等角度进行规范,是适应修改后刑诉法及《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条例》的贯彻实施,促进警务部门专业化建设,提高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办案质量和效率的必然要求。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9115    
  
  当前,腐败行为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现象依然严重,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腐败案件类型、性质和作案手段等出现新变化,犯罪方法呈现出现代化、专业化和智能化的特点。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查办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任务日益繁重。中央明确要求,加大办案力度,保持对职务犯罪的高压态势。这客观上要求检察机关进一步整合内部资源、理顺工作机制。从全国各地检察机关的实践探索来看,在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实行检察官与司法警察协作(以下简称“检警协作”)是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案。笔者拟就这一问题作一探讨,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建立检察机关自侦案件“检警协作”侦查模式的必要性分析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检警协作”侦查模式,是指在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在检察长或者主办检察官的统一指挥下,司法警察与主办案件的检察官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共同实现侦查计划,完成侦查任务,促进各类检察人员专职化、提高办案效率与质量的一种新模式。[1]建立这种新模式的必要性在于:
  1.这是破解自侦部门“案多人少”难题,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的必然要求。当前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仍处于易发多发高发时期,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任务较为繁重,办案力量严重不足的状况日益凸显。以安徽反贪部门为例,市一级检察院反贪局平均人数为11人,县区一级检察院反贪局平均人数为8人。一旦立案,即便是全局人员参与案件侦查,仍显得捉襟见肘。更何况,反贪局等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办案资格,除去内勤、综合等工作人员,真正能够参与办案的人员更少。优秀侦查骨干断层现象在我国中西部一些基层检察院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现行体制下,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扩编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建立“检警协作”模式,让司法警察参与办案,不仅能够缓解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案多人少”的困局,还能够使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侦查人员从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有更加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对案件进行审查把关,从而提高办案的质量和效率。
  2.这是破解警务部门“职能弱化”困局,促进警务部门专业化队伍建设的必然要求。司法警察作为检察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明确的职责权限,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法律赋予司法警察的职责权限往往被检察官或者书记员代为履行,司法警察的工作局限于“开开车、盯盯人、送送卷、跑跑腿”等偏重体力且技术含量过低的范围,形成了司法警察可有可无、不被重视的局面,司法警察的职能呈现出明显弱化的趋势。更严重的是,司法警察工作陷入“无为则无位、无位更无为”的恶性循环之中。不少司法警察也感到自身工作低人一等,无法与其他部门人员相提并论,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强,缺乏敬业精神和职业荣誉感。建立“检警协作”模式,让司法警察参与检察活动,能够强化司法警察的职能,实现司法警察队伍的良性发展。
  3.这是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职能,适应修改后刑诉法及《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条例》贯彻实施的必然要求。修改后刑诉法及《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条例》进一步强化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赋予了检察机关新的职责任务,赋予司法警察执行传唤、拘传,参与搜查,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等九方面的职责。职务犯罪侦查是法律监督切实有效的手段之一,而要切实履行好职务犯罪侦查职责,有必要实行检察机关内部“检警协作”,这有利于充分盘活现有资源,提高监督效率,形成监督合力。同时,修改后刑诉法一些新的规定对检察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如讯问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这意味着本来数量较少的检察官将承担更多繁杂的、体力型的侦查事务性工作。而实行“检警协作”,将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检察官的工作压力,使其能够集中精力研究案件的突破、侦查谋略的运用。
  二、建立检察机关自侦案件“检警协作”侦查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建立检察机关自侦案件“检警协作”侦查模式,不仅具有必要性,从理论和实践上层面上看,更具有可行性。
  1.从法律层面来看,建立“检警协作”模式与现行法律并不冲突。依据现行宪法和法律规定,我国的职务犯罪侦查权由检察机关行使。需要指出的是,法律将职务犯罪侦查权赋予的是检察机关这一整体,而非授权于检察机关内部某一部门或某类人员。[2]至于职务犯罪侦查权如何配置,即职务犯罪侦查权具体由检察机关哪个部门行使,是检察机关内部的规范和分工,高检院可以根据现实进行重新调整,无需另外立法。例如2004年,高检院下发《关于调整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侦查分工的通知》对职务犯罪侦查权进行了重新划分,将职务犯罪侦查权分散配置于反贪、反渎、民行等内设部门。但随后的实践表明,侦查权的分散配置,影响了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力度。2009年9月,高检院下发《关于完善抗诉工作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规定》,将职务犯罪侦查权调整为由反贪、反渎和监所部门行使,民行等其他部门不再行使。高检院于2013年5月8日公布了《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条例》,规定司法警察在检察官的指挥下履行职责,形成“检警协作”模式,这与现行法律并无冲突。
  2.从世界范围来看,建立“检警协作”模式乃是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我国人民检察院内部的司法警察可以归类为依法履行特定职责,从事特定工作的司法警察,属于狭义的司法警察。[3]大陆法系的法国和德国两国司法警察亦属于狭义的司法警察,并且都实行“检警协作”模式。比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在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检警协作”的模式:司法警察的职权由本编所指的警官、官员和警员行使,受共和国检察官领导。在检察官领导下,司法警察不仅享有初查权(司法警察警官或者依据共和国检察官的指令,或者依职权,进行初步调查),更拥有侦查权(司法警察在检察官的领导下执行公务,依法享有调查、搜查、扣押、听取犯罪嫌疑人和证人陈述、询问当事人、拘留和逮捕等权力)。[4]同样,德国也是实行“检警协作”的国家。在德国,司法警察在检察官的指导下履行职责,检察官负责领导侦查程序,是侦查程序的主导者。而作为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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