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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比较法研究》
江平先生的法学教育之路
【英文标题】 Mr.Jiang Ping's Life of Legal Education
【作者】 龙卫球【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分类】 法律教育【期刊年份】 2002年
【期号】 2【页码】 10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947    
  
  2001年底,中国政法大学特别授予江平先生终身教授荣誉,褒奖这位卓越的法学家对本校、本学科及整个中国法学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对于那些真正关心中国法学发展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个令人欣慰的消息。《比较法研究》主编米健教授托我代做一个关于江先生的短篇幅的人物评传。对此,我诚惶诚恐,江先生是何等博大,岂是我这等愚钝小辈所敢妄写的。但是我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所谓恭敬不如从命。江先生是博学多才又影响深远的法学家,是目前中国法学的精神脊梁。他的学术深邃、思想敏锐、活动频繁、情趣高雅,各方面散发着无穷的魅力。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面面俱到,主要从他的较感人的一个方面一一法学教育之路入手,做一点粗略的追踪。
  一、坎坷人生事
  江先生祖籍浙江宁波。1930年出生于大连。兄弟姐妹六人,排行第五。幼年时期,因父亲供职于民国中国银行大连分行,他一直随家在大连生活。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父母迁入上海。一年后,因父亲调民国中国银行北平分行工作,又随家迁居北平。初中人中南海墙边的北平艺文中学,高中就读于著名的崇德中学(今之三十一中)。1948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1949年因加入反抗当时政权的民主青年同盟而辍学。同年,北平解放,参加北平市团委筹委会的工作。
  1951年8月,选人新中国首批留苏学生,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其间,参加中国学生会的工作,与当时担任学生团委工作的戈尔巴乔夫共过事。1955年担任过著名法学家史良所率中国司法访问团的俄文翻译工作。1956年以全优获得毕业文凭,完成学业。他不能抑制为新中国服务之愿望,归心似箭,年底回国到北京政法学院工作,任教于民法教研室。
  但是,不久江先生的厄运便降临了。1957年是中国历史上灾难深重的一页,也是江先生一生中最灰暗的时期。在这一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中,他陷落到命运的低谷,一年内经历三大挫折,任何之一都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第一件,是打为右派。在当时的“引蛇出洞”的政治政策下,他以赤子之心坦陈意见而落入圈套,成了第一批右派分子。在那个一切以“政治挂帅”的年代里,这顶帽子对一个满腹才学、充满理想的青年来说意味着什么,不难想像。江先生被打人“政治地狱”。第二件,是家的离散。江先生与前妻在留苏期间相爱成婚,双双返国,却在政治风暴下,小家不能保全。“组织”竟然也向他的婚姻挥起威逼的棍棒,迫其家庭离散。江先生受尽世态炎凉的折磨。但是,祸祸相连,江先生在心伤之际,又遭第三个厄运。在西山改造的一次劳动事故中,滚滚驰过的火车碾碎了他的一条腿,再给他致命的一“剑”。也许老天还有一丝眷顾,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江先生自己说过,1957年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时间,这一年里,他几乎把任何一生要想的事都痛苦地想过了。同事方流芳教授对我说,1957年给江先生带来厄运,此后20年磨难不断,创巨痛深,而支撑江先生渡过危难的精神力量,乃是他对于民主和法治的信心。我想,在其中确实也只有江先生这样的品性淳良、心胸宽阔并怀着历经坎坷而百折不挠之心的人,才能理解自己和国家的不幸命运,完成他对坚忍不拔之志的领悟。
  1972年,北京政法学院解散,江先生先是被“发配”到安徽农村劳动,后来几经转折,调廷庆中学教书。这时的他有了些“生活温暖”。江先生重组了家庭,并有了儿子江波,后来又有了女儿江帆。但由于政治和生活条件的原因,师母崔琦阿姨不能在一起生活,江先生只好独自带着儿子在延庆生活。不过,江先生还是愿意回忆1972年后的日子,因为这个家庭,生活虽然艰苦,却成于患难,是寒冬的一株火苗。
  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校,江先生恢复教职,并得平反。算算逆境,正好是22年122年人生中最好的时光,都投掷在无边无际的绝望深渊![1]
  二、绛绮校长梦
  江先生对中国法学的主要贡献,是在1979年之后。回到了政法学院,面对文革的法律废墟,他那颗执着追求文明的心复苏了,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创痛,投身于百废待兴事业。他是个富有远见卓识的人,非常清楚国家疗伤和健康发展的基础是民主与法治。他认识的民主与法治,是一种能够使中国社会摆脱人治基础的真正的民主与法治。
  他着手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推动法学思想和理论转向。他意图与同仁一道,摆脱苏式形态,建构一个初步的适合中国的现代法学理论体系,为此他积极传播西方民法和商法的信念,孜孜不倦地进行民法和商法的知识研究。第二项工作是推动国家立法,通过提倡和力行学者参与立法,完善国家立法体制,提高立法质量。第三项工作是最重要的,即做好法学教育。江先生曾经在一次与我的私下谈话中说,在1979年以后的时间里,他并没有想到自己日后有幸担任校长,但是他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教育搞好,深信法学教育才是法治基础之基,是法治人才和民主思想的摇篮。
  从1979年到1989年,江先生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法学教育上面。这里面既有他的信念支撑,也有他的机遇伴随。在作为普通教员的日子里,江先生虽然想彻底改变当时的法学教育状况,却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运用教研室的力量,盯住了课程设置改革。从力所能及的范围,推动学校开设了罗马法、西方民商法这两门课程,领国内之最先,成为全国众所周知的特色课程。他亲自撰写教材讲义,担任这两门课的授课。[2]
  在当时仍然谈“西”色变的环境里,这需要何等的勇气。但是,他坚持并成功了,私法透过这两个窗户进入了中国学者和学生的心灵,人格平等和尊严、自治和合同自由、权利神圣、财产价值、理性责任这样的概念开始深入中国法学。他就这样策略地培养了一批符合社会本性的、文明的、懂得尊重和追求个人幸福与尊严的、有强烈责任感的法律学人。1986年《民法通则》的许多私法观念难题,他都通过教学和撰文,预先做了启蒙性的回答。可以说,他是《民法通则》的观念的主要的一个启蒙者。由于他的观念和知识传播工作,以及他具体作为专家起草小组四成员之一参加起草了《民法通则》,被民法界尊称为四大“民法先生”之一。[3]
  上天是很“公平”的。当他的才华显露时,坦途也向他打开了,机遇来了。同事赏识他,年轻的学子拥戴他。1983年,他在一片欢呼声中担任了学院副院长。北京政法学院于1984年改名为中国政法大学,他升任副校长,主管教学。1988年被推举担任校长。所谓“形势比人强”,在这样的情势下,他确实春风得意,而政法大学也因此蒸蒸日上。江先生与他的同事一道,积极地推广着一种新的法学教育理念,不计疲倦,不问个人得失,使中国政法大学迅速跃升为国人瞩目的著名学府、中国法学的最高殿堂。
  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江先生的执校理念。一段时间,人们就江先生的执校思想发生过激烈的讨论。有人说,江先生在“红色校长”和“民主校长”之间选择了后者。确实,江先生在其思想体系里认为,法学教育不应该是过分强调空洞的形态问题,而更多地要有开放度,要与整个人类的法律知识体系衔接。不要把中国法学教育孤立在世界之外,不能把中国法学教育分离在人类丰富的法律知识体系之外。换句话说,中国法学教育要视野更宽阔、更民主些、更法律味儿些。中国应提倡的法治国,应该以这个意义上的法学教育为基础。江先生因此选择了为民主和法治的教育,而不是唯形态和唯意识本身的教育模式。这样的教育思想是大胆的同时也是更诚恳的。
  江先生是个优秀的教育组织者,把新式法学教育思想都落到了实处。他执校期间,中国政法大学呈现了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在学校的各种工作中,任何情况下都以教学为优先。他挽留了很多优秀教师,也帮助和引进了很多优秀教师,并且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提供警重要的帮助。国内的中青年学者,包括民商法专业外的不少学者,都得到过他的鼓励或提携。二是在处理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中,以学生为学校的主人。他在一定范围开创了学生自由选择老师听课的先例。他作为校领导,经常深入到学生中去,了解学生的生活、学习的需要,尊重学生的合理意愿。他非常爱护学生,是一个真的能够与学生同呼吸的师长。三是在教育方针上,确立民主思想教育与专业教育并进的原则。他说,学法律的人固然要埋头于法律条文的诠释和学理的探究,但离开了民主、自由、人权这样的基本目标,法律就会苍白无力。他对现代法律精神中的人文因素特别痴迷。他所理解的法治,具有民主和自由两个思想支点。
  曾在那一时期供职于政法大学,后来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的贺卫方教授说,江先生的一个非常感人的方面,就是他作为教育家的远见卓识和魄力。这不仅体现在他对政法大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上,更在于他开辟了一条新的法学教育之路,引入了一种的新的教育模式,树立了一种新的法学教育家的形象,耿耿正气、思想开明的一种人的风范。如果没有他的存在,中国政法大学乃至整个中国法学教育都会黯然失色。
  江先生确实具有非凡的魅力,他点亮了中国的法学界。今天活跃在法律界的优秀中青年学者,在提到江先生时,都由衷地感到崇敬,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的学术会议发言,常常受到长久的掌声的尊重。他更是学生的最爱,每次在政法大学本科生院做讲座,都要在大礼堂就讲,不只是座无虚席,而且是走廊里往往挤不下一个多余的人。有一年,在毕业典礼上,他因去职不在台上,同学竟然高呼“江校长!江校长!”不肯散去。这是对他这个具有开放思想和民主精神气质的教育家最好的回报。
  三、坚哉教育志
  江先生自己说,之所以在教育或者在其他方面做出一些抉择,更多的是基于作为知识分子的良心。我觉得,江先生可能说出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心里话。贺卫方教授认为,江先生每当关键时刻,总是会显示出一种家国之忧的深切情怀,这的确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良好素质的体现,当然他也是西方法律精神配套的一个人。在这方面,江先生树立了非常感人的典范。方流芳教授也说,风云变幻之际,江先生表现出令人尊敬的人格力量:他敢于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敢于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知识分子的良心造就了这样一种不向权势低头的人格。江先生离开了校长一职之后,对于自己一以贯之的追求没有丝毫放弃,而是基于责任心以特殊的方式继续推动中国的法学教育。一方面是作为教授,积极从事学科研究、授课、作讲座,悉心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另一方面,他又投入巨大心力组织西方法学名著的翻译工作,开辟知识传播的法学教育新路子。
  他具有很多头衔,但最喜爱的是教授这个职称。1990年在离开校长之职的会上,他动情地说:我这一刻其实轻松了,可引用陶渊明的诗句“田园将芜胡不归”表达我的心情,我的田园就是教学,那里已经荒芜久了,如何不去归耕,我终于可以回来归耕了。在1996年回顾执教40年的一篇短文中,他表述了自己无悔的职业选择:“40年的执教,行将划上句号,当然经历了风风雨雨,磨磨难难,但对于我所选择的道路,此生不悔!如果我来世重新选择职业的话,我仍将以作大学教授为第一目标。”[4]
  江先生具有授课的天赋。上课准备充分、旁征博引、内容丰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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