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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大法律评论》
法院组织及其决策:司法职业保障的系统论观察
【英文标题】 Court Organization and Its Decisions:A Systemic Theoretical Observation on Judicial Career Security
【作者】 刘涛【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
【分类】 法院【中文关键词】 司法职业保障;系统理论;组织;决策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2(第18卷第2辑)
【总期号】 总第35辑【页码】 271
【摘要】 司法职业改革是法院组织结构调整问题。作为社会功能分化的产物,组织是一种产生决策并形成决策的自我指涉,吸收沟通中不确定性的系统。决策前提与决策的递归式演进构成了系统的双重封闭及其悖论。“禁止拒绝裁判”原则在法院组织中的构建解除了系统的悖论,从而成为法律系统的中心。对法官职业进行保障,必须将司法活动的规律与组织的决策逻辑结合在一起,也必须将法官审理知识的专业化、法官对组织的忠诚以及案件审理模式理解为做出正确司法决策的前提。同样,作为组织决策问题,司法职业保障不能仅仅通过改革法官从业环境实现,还必须将律师在司法中的作用、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党的领导等关乎司法决策前提的“前提”因素纳入考察的范围。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4016    
  “管理者远甚于任何心理学家,他们在这个充满活力、日新月异和生机勃勃的世界里,面对各种复杂性,必须游刃有余。”[1]
  一、司法过程与司法职业保障的组织特性
  党的十八大以及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来,新一轮的司法改革明确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改革方向,特别是对法院的审判模式、司法人员的专业化等问题提出了改革的总体目标和实现路径。近一两年来的法院试点也证明司法改革的总体思想与目标切合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任务,成为我国治理体系转型与创新的重要环节。
  不过,司改试点过程中也反映出总体目标与具体实践上的距离,特别是法院员额制、庭审实质化、法院“去行政化”等改革与我国现有政治与司法制度逻辑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司法改革方案也在法院内部产生了不同声音,甚至质疑。另外,外部的社会转型与全面深化改革,包括供给侧改革等对法院工作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司法资源不足、法院权威受损等问题凸显,甚至法官人身安全也不再仅仅受到“威胁”。法官职业一时成为与医生职业相似的“高危行业”。《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出台,便是针对上述问题所做出的保障司法职业的纲领性文件。
  《规定》多项条款直接与法院功能、法官履职相关。当前针对法院体制改革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司法规律”的探讨上。这些研究将改革的基本方向与法官的专业化、职业化相联系,从而也就将司法规律的实现和法官知识结构和教育背景建立了因果联系。要把队伍专业化建设作为司法保障工作的重要保证。在理论研究中,学者往往将衡量司法专业化的标准与法律理论(jurisprudence),特别是各部门法的教义学的发展划上等号,因此司法专业化在实质内容上被理解为法官个体如何学习和实践法律论证、法律方法等。从法学研究的内部视角出发,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作为司法裁判主体的法官自身法律理论素养的高低无疑会影响案件审判质量,进而影响法院的社会评价。
  然而,这种从法律理论出发的内部视角往往不能引起司法实践部门的共鸣。法教义学将司法过程视为一种法官个体面对文本和案件证据的解释(意识)活动,将现实中法官乃至法院面对的社会环境予以简化。法教义学理想化的司法论证语境与潜在的法院自治假设在一定程度上并不符合现实司法运作中法官的心态以及法院面对的社会环境与压力。《规定》的出台试图从外部制度构建入手,保障法官司法活动的专业性。但是,司法活动的“专业性”无法与社会环境割裂,外部制度保障与内部司法过程具有互动性,也就是说,司法裁判过程,包括教义学实质内容的构建也会影响司法职业保障的推行。
  社科法学的研究,特别是从经济学、政治学、组织社会学的研究看到了以个体法官解释模式为出发点的法律内部视角的局限。现代社会的“司法规律”体现在集体性而非个体性的活动中。我国法院案件受理数量以及法官人数决定了法律运作的高度组织化。这与美国基于法官个体释法形成的法院运作机制不同。在一个拥有数百法官的法院中(这在我国并不少见),案件审理即使在庭审中体现所谓抗辩式的“司法规律”,也无法避免法院组织结构对裁判生成产生的影响。遗憾的是,与教义学对法院和法官裁判模式所构想的一种“简化论”相似,社科法学在以一种“批判性”视角反思教义学理论的同时,也将具有特殊社会语义和功能的司法活动与法院组织简化为追求“效益一成本”最大化的实体、娴熟运用司法政治学的政治子系统或是只需解决内部管理的“企业管理”问题等。这些研究在指出教义学对司法社会需求回应不足的同时,也将司法理性或法律的逻辑压缩替换为其他社会领域和学科的运作轨迹。在一定程度上顾及“司法人民性”与司法社会效果的同时,社科法学也无疑将司法改革的专业化问题淡化。总而言之,内部视角(法律理论)与外部视角(社科法学)都或多或少对司法运作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及其互动缺乏更为深刻的理解。
  司法裁判与司法职业保障(包括司法制度改革)都属于决策,没有理由将其割裂开来,更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法教义学与司法组织构建只能分属不同的研究领域。法官审判过程与作为社会组织的法院在结构与内容上具有密切联系。案件审理内化在组织结构中。法院的组织结构还必须具有再生产的能力,从而持续不断地为审判也就是法律论证与司法适用提供制度性支撑。组织内部“人”与“事”协调,成为“司法规律”形成的条件。
  因此,何为组织,何为法院组织、法官履职,也就是裁判的专业化又如何在组织中得到保障成为补充现有司法改革研究的重要方面。本文将试图论证作为组织的法院在案件裁判与组织管理上都呈现决策特点。法院的决策将法律沟通(communication)连接起来,形成决策的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决策依赖决策前提(decision premises),决策前提构成了法官职业保障和司法规律发生的动力。上述观点源自社会系统论,在后面几部分,我们将进一步通过系统论的视角,考察法院及其司法决策的内部沟通结构与外部环境因素,针对性地对现有文献割裂规范法学与经验研究的立场进行反思,并试图在探讨司法职业保障的现实问题中,以一种新的理论维度揭示司法规律与法院组织逻辑间的互动关系。
  二、法院就是为法律系统决策运作而构建的一种组织结构
  (一)组织克服决策悖论的机制
  系统论认为,组织通过决策形成。卢曼将组织定义为在决策基础L构建起来的社会系统。组织由决策构成,并且不断根据其已存的决策不断产生新的决策。[2]决策是一种特定的系统沟通。[3]组织是为了实现理性决策,也就是系统内部针对每一个具体情境做出正确选择的最优化机制。[4]根据系统理论对个体与社会分离的定位,决策不是由个体产生的,而是通过系统,也就是组织的沟通产生的。[5]
  决策的延续是组织的自创生(autopoiesis),每一个决策是前一个决策的产物并且连接起未来的决策。组织通过“决策前提”稳定系统的期望结构,使得一些决策成为排除其他决策的系统结构条件。[6]选择的不确定性被吸收了(uncertainty absorption)。[7]
  通过决策前提的构建,现代社会的组织形成了所谓双重的闭合:在运作上以及在其结构上的闭合。第一种闭合是指组织不断通过决策延续,而且也仅通过决策不断构建自身。组织外部的运作不能进入决策网络,决策也无法溢出组织的沟通。换句话说,在其运作的基础上,组织与其环境不产生交流。因此,组织内部个体,在运作闭合的角度上来看是处在“无知”和“盲目”的状态。组织的自我指涉在决策基础上建立起来。[8]
  组织决策运作上的这种“盲目性”通过组织的结构,也就是决策前提得到弥补。决策前提决定了具体决策的样态。因此,决策前提成为组织运作再生产的动力机制。在这个意义上,决策前提替代环境,成为组织对外部信息进行吸收和运作的通道。不过,决策前提也是决策,不是从组织外部诞生的,这也就产生了组织的第二重封闭。
  因此,运作和结构上的双重封闭造就了组织的悖论。如前所述,只有那些无法决策的事项才是真正的“决策”。换句话说,在具体的决策情境中,所有的备选项都具有相同的可能性,没有“更好的”选项,如果决策的备选项具有不同的价值、属性等,决策过程也就名不副实了,决策情境成为一种“被决定”的状态。不过,也正是由于真正的决策是“难以决策的”,在系统论组织学的核心,决策的不可决策性这一悖论被揭示。[9]
  在真实的决策状态中,为了防止出现上述悖论,必须构建出一种(或者多种)解除悖论(de-paradoxation)的机制,悖论必须被放置在“别处”。各种组织规则构建使得组织决策能够延续。组织就是这种通过不断构建组织规则、决策前提和决策情境的“解悖论”运作。[10]法院作为一种组织,也必须面对法律系统运作悖论及其解除的问题。
  (二)法院解除系统决策悖论的机制:禁止拒绝裁判原则
  在法院组织中,解除决策悖论的过程通过构建系统运作上的“禁止拒绝裁判”原则以及结构上支撑这一原则的各种组织决策前提展开。从系统论组织学的视角上来看,世界并不提供任何关于逻辑性的秩序和推导一致性的保障。禁止拒绝裁判司法原则并不是从法律规范所具有的逻辑束缚力中推导出来的。因为从法律解释中,法官总能发现规范中的漏洞,从而拒绝裁判。因此,必须有一种制度供给协助法律系统具有一种一般性的能力,从而不断做出决策。[11]
  正如学者所言,法院不得以事实不清或者法律不足为由拒绝裁判案件。从这一原则出发,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法院作为决策组织的属性,同时也有助于认清法院在现代法律生产诸领域中的龙头地位。卢曼认为,现代法律的生产方式有三种:立法、司法与订立契约。在现代法律生产各种领域中,立法可以搁置立法提案,合同可以终止,只有法院在面对案件时不得消极不作为,而必须一鼓作气地对诉讼两造给出裁判。正是因为法院都是在时间限制、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需要决策,甚至这意味着在无法做出决策的情况下决策。[12]因此,案件进入法律系统运作通过一种组织程序,也就是法院的程序展开,并且通过职业化的法律意见和活动有效地运行。[13]法院就是法律系统沟通所构建出来的一种法官必须不断进行裁判,从而维持规范与事实互动关系的组织结构,而禁止拒绝裁判原则就是解除系统决策悖论的重要决策前提。
  决策前提具有同时创造和限制决策情境的功能。决策前提首先创造了当下决策的情境。没有决策前提,也就没有做出决策的机会。同时,决策前提也通过制造一种具体的决策情境,产生一种给定的状态,来限制决策情境的范围。如果我们将一种特定的决策情境定义为A与B之间的选择,而不是X与Y之间的选择,或者说在组织中某人只需同XYZ而不是UVW打交道[14],这也就限制了组织决策所要使用的信息。[15]
  决策前提与决策呈现递归状态。不仅决策成为后续决策的前提,而且后续决策也会型构决策前提,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其他决策的定义。例如,在法律适用中,对一个案件的裁判不仅会对一般性法规范的意涵产生影响,也会对未来发生的案件产生指导价值。我们也可以说,组织中决策产生的效果是一种可预期的、一般化的不确定性吸收。[16]而这种效果便是组织决策的形式。禁止拒绝裁判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具有法律论证或者说教义学色彩的法律内部原则,但是从系统论组织学的视角上来看,作为一种元决策(meta-decision),或者说一种对司法活动一般化的限制条件,禁止拒绝裁判促发了其他更为具体的法院组织决策前提的诞生,从而也就将司法职业保障与规范法学的构建联系起来。
  首先,将法律适用的重心定位在法院组织上意味着作为组织成员的法官不能懈怠,也就是法官必须不断决策。法官职业素质的培养不仅需要现代社会法律教育系统的支撑,更需要法院组织内部决策前提的展开与整合。在禁止拒绝裁判原则基础上,法院组织的重要决策前提是,人事(personnel)呈现出司法过程特有的属性。
  人事决策针对组织人员进行招募和管理。人事这种决策前提使得组织中的行动者受到精确的规制。换句话说,在现代社会组织中,个体的其他社会角色被排除,系统沟通的自我指涉通过组织人事结构得到加强。[17]人事,或者说组织成员权(membership)的认定、剥夺和改变也被系统理论称为系统沟通的社会维度(social dimension),也就是区分与整合不同个体。系统沟通的界限可以通过对组织参与者进入条件的规制予以划定,例如在阶层社会通过社会阶级(stratification)的界定,规范特定系统沟通的参与范围以及参与者能力的构成条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组织的社会维度通过垂直关系展现。这与阶层社会的结构相连。这种基于等级的成员评价并没有随着阶层社会解体而全部消失。
  基于垂直关系的人员等级划分在现代法院组织中依然存在。但是由于禁止拒绝裁判原则在法律理论中的逐步确认,其评判的标准已被一种新的支配所取代。通过监督,通过同事间的默契合作(collegiality),法官努力完成组织的期待。波斯纳法官也谈到作为组织的法院在运行中,同事间良好或者说至少平等与和平的关系,对于案件审理的效率以及判决的可预期、一致性与延续性都有重要的影响,这也是司法“工匠精神”(judicial workmanship)形成的关键要素,更是“有原则的”(principled)法律解释诞生的组织结构基础。[18]禁止拒绝裁判,从司法作为现代社会纠纷解决与规范构建的法律理论内部视角出发,却也时刻在影响法院人事组织决策前提的结构。禁止拒绝裁判原则一方面促进了法律解释学的发展和壮大,另一方面也使得行政组织中较为严格的上下级关系无法移植到基于民主立法所代表的法治模式中。我国司法改革中对法院立案制度的改造、对法院法官员额制的探索都是为了保证禁止拒绝裁判原则在司法过程中的实现,而禁止拒绝裁判原则在司法中的确立和实现又可以进一步加快法院在案件审判环节层层审批、内部层次过多的弊病。将司法裁判本身,而非职级设置,作为法院保持司法尺度一致性的主要渠道,成为保障司法职业专业化的重要方面。
  其次,将法院看成是一种组织,也意味着组织决策中的“错误”,或者说法律程序中的问题,必须被解读为一种“司法”意义上的错误。参与诉讼的人员可以通过上诉程序对司法决策进行质疑和辩论,不过上诉的理由必须被限定在法规范允许的范围内,缺少具有“法律意义”的上诉和申诉理由,法院组织的沟通和决策循环无法展开。禁止拒绝裁判原则也使得司法参与主体不断对法律规范观察,促进了法律以“条件程式”(conditional program)的方式展开。
  条件程式与法院组织,特别是审判的决策前提更为吻合,是提供规范性法律期望(normative expectations),也就是在“如果……那么”条件下不断产生对规范的解释和规范的维持的首选组织结构。条件程式这一决策前提在司法中的广泛适用是现代法律规范保持一般性、平等适用等特点和原则的成因。通过组织,一些非自然性的期望可以在最高层次上被一致性、一般化。法律旧有的理所当然的前提被或多或少地推翻。这样,实际上符合要求的、并非理所当然的期望成为可预期的。只有这样,对法律的需要,对规范行为期望之一致性、一般化的需要,才可以得到满足。[19]条件程式与现代社会对实证法的需求相切合。“法律形式的典型化(条件程式)与制度化原则和组织化的观点交织到了一起。”[20]
  在运用条件程式的过程中,有关具体决策情境是否满足条件程式中的条件总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总会存在解释的空间。我们也可以说,禁止拒绝裁判原则促成了“条件式”的法律规范的不断演化,支撑了司法救济渠道的“内化”(internalization)。条件程式也成为法院组织展开沟通的决策前提之一。[21]法律职业化及其保障从法院组织的自创生及其决策前提设置上体现出来。
  最后,禁止拒绝裁判原则还使得法院的运作产生了分化的职位(positions)为了使得所有案件都成为系统决策的自创生中有用的信息(information),决策需要在组织不同的职位规定中得到细化。每一个职位执行特定的程式、由特定的人员操作并且嵌入具体的沟通途径中。[22]沟通途径关注的是组织的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通常在一个组织内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随时随地与其他组织人员沟通,组织的沟通被限制在一定的渠道中。沟通途径使得案件的可决策性得以增强[23],降低决策的不确定性。[24]
  职位的划分从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职业生涯区分。每一种职业生涯都依赖特定决策做出的时间和地点,每一次有关组织内部生涯都牵涉不同职业生涯(决策)之间的互动。例如我国法院中的“竞争上岗(员额)”机制。这些决策形成了组织内部职业生涯与个体法官行动策略的紧密结合,引起了法官工作与追求升迁的动力机制。
  综上所述,在有关决策后果的评价体系中,法官不能对决策后果承担超越组织决策前提以外的责任,那些系统外部的不确定性通过组织决策前提的结构被“隐藏”,法官的行动不可能对系统外部的未知承当责任。法官的薪水和待遇基于具有组织决策构建意义的司法教义学原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也不应受到系统外部因素,例如媒体报道的影响。[25]也正是由于对裁判结果外部责任免除,司法独立和法律面前的平等,才是有意义的。[26]组织在决策(运作)和决策前提(结构)上的双重封闭决定了法官承担责任的类型和实现机制。[27]通过对教义学上的禁止拒绝裁判原则的系统论组织学考察,我们发现组织对法律运作,也就是案件裁判后果的重要性在于审判通过组织内部决策前提进行评价,从而使得法教义学的实质内容具有组织结构意义。在系统理论之下,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职业改革逻辑可以通过将法律适用的规范科学与组织运作的经验研究结合起来得到更为完整的揭示。
  三、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职业改革
  由于上述组织特性,法院在法律系统中具备其他法律沟通活动(合同制定、立法、行政执法)所不具备的优势,从而对稳定和延续法律解决纠纷、构建社会规范期望起着关键作用。司法职业改革也必须围绕如何重塑法院的司法审判职能展开。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职业改革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如何构建法院组织的决策自创生,从而将法院组织结构与维持法律的规范性也就是社会守法精神勾连起来。
  (一)司法职业分工、庭审实质化与法规范回应性的关系
  系统理论通过构建作为组织的法院和以组织决策前提为依托的司法活动意在说明法律适用(决策)是如何确定和限定范围的。卢曼发现,作为组织的法院通过结合决策的独立性原则、对法律文本的依赖、禁止拒绝裁判原则以及责任的内部化等结构上的决策前提来保证决策在运作上的自我指涉。[28]除了以法官裁判活动为导向展开的各种决策前提,构成法院组织决策前提的还有律师、检察官等法律职业共同体及其行动逻辑。职业间的分工与合作进一步加强了法院组织“禁止拒绝裁判”目标的实现,也使得现代社会法律系统在决策上的双重封闭及其悖论[29],通过巧妙的司法分工得以实现解除,或者说,在系统自创生模式下“决策不可决策性”的隐藏。分工也使得司法面对的外部压力得以通过司法程序的内部结构消解。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可以在系统论组织学有关法律职业分工及其决策逻辑视角下得到更好的阐释。
  第一,基于分工形成的法律共同体对于法律纠纷展开一种形式化的决策运作,也就是说,律师与法官都通过法院组织所构成的决策前提形成对具体案件的决策情境;第二,职业与组织在法律系统中的分出和界定使得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和利益冲突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被避免。[30]职业分工对作为自创生的法律系统的构建与延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其不仅有助于缓解法院与法官的决策压力的功能,而且还使得法律决策的风险,也就是决策的“不可决策性”得到隐藏,司法裁判的可接受度通过系统自我指涉形成的系统决策前提,特别是庭审过程得到评判。
  在司法审判中,法律沟通过程主要是以过水平式的庭审结构(沟通途径)展开。法院庭审实质化具有连接社会面对面互动,建立一种在场互动语境的效果。[31]这一方面使得基于管理需要的法院内部上下级垂直关系及其对案件裁判的影响得到缓和,从而有助于当事人与当事人、当事人与法官之间更为平等对话;另一方面,从更为抽象法律规范的演化层面来看,庭审将面对面的交往行动与抽象的规范相连接,从而使得庭审不仅对当下案件的裁判具有意义,也成为法规范“客观目的”的一部分,从而递归式地连接了法律系统的过去与未来。[32]法规范通过基于职业分工与庭审实质化的决策生成结构产生了更为丰富的内在意涵,具备了适用不同案件的复杂性,使得规范的“漏洞”越来越少,“禁止拒绝裁判”愈发可能。法院组织决策的自创生(即使遇到所谓的疑难案件),与法律职业的分化以及庭审实质化密切相连。
  我国法院在绝对数量上已经具备不小的规模,在内部的组织管理上也形成了较为完整和有效的垂直监督乃至管理。但是在水平维度上的司法分工、职业分化以及庭审实质化仍远远不够。无论从律师的绝对数量,还是在人口中的占比都无法为司法裁判的运作封闭和风险控制提供有效支撑。这足以对法官职业保障产生全局性,而非局部性的影响。系统论的视角揭示了这样一个简单却又常常被现有研究忽视的问题:法官职业保障并非仅仅涉及法院内部的人事与决策管理,也不可能建立在外部机制,特别是刚性的惩罚机制之上。司法职业的稳定需要以重构组织决策为前提,也就是决策形成的结构框架得到实现。而这些决策前提除了诸如“禁止拒绝裁判”等司法原则,还包括职业分工与庭审实质化等。[33]通常属于司法内部与外部的两种构建与改革模式其实都属于改造法院决策自创生结构的内容。
  具体来说,司法职业保障,特别是在法院组织决策上形成的自创生效果依赖律师数量和律师水平的培养和提高,这使律师成为法官决策的“帮手”,或者说真正成为法院司法过程共同的构建者与创造者。这并不是替代法官所承担的“禁止拒绝裁判”的责任,而是使司法决策过程以及司法决策前提的内容更加丰富,使法官较为沉重的办案压力得到一定缓解。“衡量司法体制改革成功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要看改革的法官工作强度是不是有所降低。”[34]这一方面依靠律师职业群体发挥释法的功能,使得当事人通过与律师的交流,对可能的审判结果产生预期,从而减少不必要的诉讼;另一方面,则需要通过建立在法律职业分工基础上的各种简易程序、“认罪认罚从宽”速裁程序、调审适当分离等措施化解“案多人少”,进一步细化法院的决策前提。[35]
  在这些决策前提调整的共同作用下,真正进入“实质”庭审环节多数将是“疑难重大”案件。通过对这些疑案的司法庭审,形成“决策的递归”,丰富围绕法律规范的教义理论,使得当下的裁判不仅对未来案件具有指导或者参考价值,而且使得抽象的规范产生回应社会的能力。[36]正如学者所言,法院的功能是不断再生产一般化的规范性期望,而不是解决个案纠纷。法院是再生产这个社会的期望结构的顶层决策组织,必须把精锐的力量集中在少量案件的精确细刻上,这样才能兑现整个社会对法院这个唯一能够处理法律决策悖论的司法组织的期望。[37]
  更为重要的是,从组织结构演化的视角来看,法规范内涵的不断更新使得规范吸纳来自法律系统内部与外部双重不确定性的能力显著增强,并进一步形成基于运作与结构的组织双重封闭。由于组织能够不断地将决策转换成进一步决策的前提,组织因而能够在一个极度不确定的世界里构建确定性。并且这种确定性只在组织内部运作的封闭上形成,也就是说,决策的确定性是由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支撑的。[38]因此,法律职业的分工与庭审的实质化并非直接针对社会冲突,或者说试图从实质上化解和消除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而是以其组织决策前提的属性将上述环境的复杂性进行转化,成为具有系统理性和逻辑的沟通。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规范结构及其对社会其他领域和行动者的在未来情境中的指导意义则可以被看成是其他系统将规范的回应性看成其自身系统运作所必不可少的环境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运作上封闭的法律规范由于法院组织的决策构建具有了积极和深远的“社会效果”。
  职业分化与庭审实质化等决策前提成为保障法律系统封闭与开放共生结构的内部动力机制。系统理论研究者托依布纳认为这种共生机制正是现代法律反思性(reflexivity)的体现。反思性法的演进不要求对特定的实体规则的执行进行监督和把控,也并不在法律的运作中预先设定任何具体的目标。反思性法并不权威性地决定社会子系统的功能,也不企图规制系统特定的输入与输出,反思性法试图搭建规范运作的程序、组织、成员权和能力条件,从而使得法律系统反思性的搭建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关系成为可能。[39]在笔者看来,反思性法主要反映在法院组织的决策前提构建中,从而也就不限于实体性法律规范,也就是系统条件程式的改造。因为法规范需要根据社会结构与案件事实的更新而不断推进,立法又不可能随时展开,通过更为多样的组织决策前提构建,司法过程能够对法规范的社会回应力进行更为及时的调整,构建司法公信力。在组织决策视角下,司法职业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传统教义学的演进。
  正如前述,司法职业保障,不仅仅甚至主要不是,通过外部的惩罚机制保证司法的独立。司法职业保障需要通过不断丰富组织内部的决策前提予以实现和稳定,其根基在于法院组织的自我调适以及对法规范社会回应功能,也就是反思法模式构建的组织制度支持。司法只能在回应社会中求得稳定,随着社会演进向功能分化转变,社会稳定也只能在动态中形成,甚至我们可以说对稳定的追求促进了社会系统的持续变迁。社会系统需要不断地创新以回应自身的功能,“通过创新完成创新”成为现代社会的口号。卢曼认为这体现在功能系统以内部组织不断决策以及决策前提构建的方式展开,简言之,也就是“以决策促决策”。[40]
  进一步而言,法规范的回应性可以看成是系统如何构建适当的内部与外部,也就是系统与环境的区分效果。现代社会子系统在这种区分中形成一种自我适应的机制。自我适应消除了组织面对外部环境刺激所产生的内部复杂性的降低,也就是说,通过自我适应,组织能够在与环境产生互动的过程中不致减损组织内部的复杂性。法院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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