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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大法律评论》
美国制定法解释中的立法史方法及启示
【副标题】 基于对207个联邦反托拉斯判例的梳理
【英文标题】 Legislative History Method in US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and Its Enlightment
【英文副标题】 Summary Based on 207 US Federal Anti-Trust Cases
【作者】 洪莹莹【作者单位】 安徽财经大学{讲师,法学博士}
【分类】 外国法制史【中文关键词】 制定法;解释;立法史;反托拉斯法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2(第18卷第2辑)
【总期号】 总第35辑【页码】 294
【摘要】 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解释方法,历史解释在我国法解释理论和实践中未获足够重视。而在美国,类似的立法史方法在美国联邦制定法解释中发挥了极大的价值。以笔者搜集的207个联邦反托拉斯法判例为样本,可以发现,美国制定法解释对立法史方法的使用经历了审慎、兴起、常态及衰落四个阶段,主导这一进程的动因则包括解释理论的变迁、规制国的崛起、遵循先例的普通法传统、国会的立法回应等各种因素。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4019    
  一、问题的提出
  在法律体系渐趋完备的当今中国,学界研究应从对立法论的关注更多转向对解释论的研究已成共识,而解释论的深入需要以对解释方法的充分认知为前提。立法史(legislative history)方法是美国制定法解释中一种极其重要的方法,但长期以来并未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所谓立法史方法,主要是指依据立法者对法案的修订、委员会审议和议员辩论时发表过的言论以及通过官方程序从专家和听证人处收集到的公众意见等立法史料考察立法意图从而对制定法进行解释的方法。[1]这与大陆法系的历史解释方法虽然名称不同,但本质上却是相通的。在德国,卡尔·拉伦茨的主观目的解释强调通过历史解释考察立法者的主观意图,尽管拉伦茨未抽取出一个确定的立法史概念,但拉伦茨指出,认识参与法律准备及起草工作者之规范想法的根源有不同的草案、讨论记录及添附在草案中的理由说明,认识参与立法者之想法的根源则为国会的报导。[2]伯恩·魏德士也指出:“不去查明立法者的规范目的或者不经说明就背离它的人将使自己脱离法律约束,从法律的仆人变为法律的主人…历史解释是任何合宪性法律适用的不能放弃的一步(而不是最后一步!)。”[3]
  我国因袭了德国传统法教义学的法解释理论,认为法律解释方法一般包括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及目的解释,但对于历史解释方法的关注却不够充分。一方面,学界对历史解释的探讨尚未深入;另一方面,该方法在司法实践中也鲜有运用。由于运用历史解释方法通常要回溯立法过程,故笔者通过北大法宝网以“立法过程”为关键词对司法案例进行全文精确检索,结果仅获取案例与裁判文书37份,而其中,除1份重复外,有13份对立法过程的分析是出现在判决评析而非裁判文书正文中。对此,工利明教授也指出,实践中我国法院极少采用历史解释的方法。[们相较之下,美国学界对立法史方法析理之深、司法界对其运用之广远胜于我国,故对其深入研究可为历史解释方法在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前景提供比较借鉴。
  为此,本文拟提出的问题是:立法史方法在美国制定法解释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变迁?其变迁背后的动因为何?从中可以得出何种启示?
  由于法解释理论的完善最终以具体的部门法解释为现实指向,故本文在研究时选择将一般法解释理论与部门法研究相结合、将解释理论与司法实践相结合的路径。基于此,笔者收集了1890-2014年间的207个美国联邦反托拉斯法解释的相关判例,对其中立法史解释方法的运用进行历史、整体、系统的观察和分析。[5]而之所以选择反托拉斯法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三点原因:一是时间上较为匹配。虽然立法史方法在美国制定法解释领域的兴起并非源于联邦反托拉斯法领域,而是滥觞于Dubuque&Pac. R.R. v. Litchfield(1860)案[6],加速于著名的圣三一案(Church of the Holy Trinityv.United States ,1892)中,[7]但作为第一部联邦反托拉斯立法,《谢尔曼法》(1890)的颁布与圣三一案恰逢同期,其相关判例可以呈现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维度。二是因为反托拉斯法以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著称,如《谢尔曼法》(1890)全文只有八条且条款极其概括,这意味着仅通过文义和体系解释可能常常难以确定其含义,故立法史方法在理论上应能得到较多运用。三是作为部门法学者,笔者一直关注反垄断法的解释和适用问题,而近年来我国对《反垄断法》的解释和适用分歧明显,故本文亦期冀通过对反垄断法起源地美国的相关判例梳理,为我国《反垄断法》解释提供有益经验。
  二、立法史方法在美国制定法解释中的兴衰—以联邦反托拉斯法为例
  如前所述,联邦最高法院在1892年圣三一案中对制定法的解释体现了向立法史方法的加速转向。[8]但超越个案,这一方法并未立即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普遍遵循,其兴衰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变迁过程。由于制定法的繁多和差异,立法史方法的运用难以在不同部门法之间呈现出精准的一致步调,但总体上,207个联邦反托拉斯判例依然可以为我们勾勒出立法史方法在美国制定法解释理论演进中的大致图景。历史地看,立法史在美国联邦反托拉斯制定法的解释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联邦最高法院对其态度经历了“审慎使用一兴起一常态一没落”四个阶段。
  (一)星星之火:早期的审慎使用(1890-1939)
  在美国,联邦反托拉斯领域最重要的三部制定法均颁布于这一时期,它们分别是《谢尔曼法》(1890)、《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14)和《克莱顿法》(1914)。[9]其中《谢尔曼法》被公认为世界现代反垄断立法的鼻祖,同时也是整个美国联邦反托拉斯法的基础,甚至是其代名同。[1o]但是由于《谢尔曼法》(1890)本身之不足及其颁布最初20年司法实施的不力,美国国会又于1914年颁布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予以补强,期望通过设立联邦贸易委员会以持续、专业、主动、独立的行政执法弥补反托拉斯法司法实施之不足的同时,也通过上述两部法律在规制内容上对《谢尔曼法》进行立法补充。[11]
  众所周知,美国是典型的普通法国家,虽然自罗斯福新政至今,国会业已颁布了大量的成文法,但是在联邦反托拉斯法出台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制定法在美国尚属新生事物,如何在普通法背景下构建制定法解释理论,如何在三权分立理念下正确处理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关系,都是当时美国法律工作者要面对的重要时代命题。[12]尤其是,面对极其抽象且最初被视为普通法成文法化产物的《谢尔曼法》,解释任务更加艰巨。一方面,联邦法院要妥善处理反托拉斯制定法术语与普通法术语的关系,如《谢尔曼法》1条规定的“限制贸易”究竟是否应按普通法中的含义理解[13],以及普通法中“限制贸易”究竟是同时包括“合理限制贸易”和“不合理限制贸易”还是专指“不合理限制贸易”,均无确定答案。[14]另一方面,在制定法解释方法的选取上,是应采取严格的字义解释(literal),还是可以通过其他方法以及文本之外的各种资料追寻立法者目的,也是法官们争议的焦点,但总体上,字义解释方法更受青睐,立法史的运用则非常稀少且审慎。
  例如,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第一个反托拉斯案件—奈特糖业案(United States v. E. C. Knight Co. , 1895)中,多数意见并未运用立法史解释方法,仅对该法采取了严格的字义解释,将第一条中的“贸易或商业”(tradeor commerce)和“制造业”(manufacture)进行了严格区分[15],认为案中涉及的制造业垄断不适用《谢尔曼法》。
  在后来的跨密苏里案(United States v. Trans-Missouri Freight Ass'n,1897)中,多数意见和异议意见在解释《谢尔曼法》时虽都提及立法史方法,但观点不同,其中多数意见代表了当时联邦最高法院的主流解释立场。该案要解释的主要问题是《谢尔曼法》1条及其对铁路行业的适用。[16]多数意见认为:“国会辩论不是探寻制定法真实含义的恰当信息来源,唯一正确的解释方法是依据法案使用语言并在必要时借鉴其通过之时的历史。”[17]具体而言,大法官佩卡姆(Peckham)首先从法条语言开始分析,认为基于法案严格的语言(strictlanguage),只要合同具备限制贸易的性质,就不能例外。[18]之后,多数意见回溯了《谢尔曼法》的立法史,指出史料显示该法最初在参议院通过之时,1条与现行规定相同,但在送至众议院后,众议院提交了一个修正案,明确规定“以阻止运输业竞争为目的的合同是非法的”,于是修改后的修正案又回到参议院,参议院再次进行了修改,试图将该法适用于任何企图将运输价格提高到合理正当水平之上的合同,但此修正案随后又被众议院否决,于是两个修正案被提交到两院协商委员会,但协商无果,两个修正案均被否决,最终通过的仍是最初的法案。[19]在这一过程中,国会辩论反映出不同观点,鉴于这种复杂状况,多数意见认为很难从立法史中获取准确信息,仅能依靠法条语言进行解释,并只在必要时借鉴史料。
  但是大法官怀特(Edward Douglass White)执笔的异议意见认为,多数意见的严格解释过于僵化,导致了不合理的荒谬后果,“没有任何解释准则要求在产生不合理后果时,还要遵循其字面意义。相反,灵活的立法精神,而不是死板的字同才是正确解读制定法的合适指南”。[20]他引用了Smythev.Fiske(1874)案中的判词:“有些表述可能从文字中可以得出,但却并不包含在法案含义中;有些可能包含在法案含义中,却并不在文字中。立法者意图就是法律。”[21]那么如何做出符合立法者意图的解释呢?怀特采取了几种办法:一是通过分析标题(title)进行体系化解释,二是援引“限制贸易”在普通法中的含义,三是参考立法史,四是运用普通法中的解释准则。
  本案中,双方的解释理论及方法选取显然是不同的。多数意见的解释理论是平义规则(plain meaning)的体现,而异议意见则是意图(intent)至上的理论。由此,二者对待立法史的态度也相应不同。虽然在标准石油案(Standard OilCo. of New Jersey v. United States, 1911)中,怀特大法官的解释结论最终得到了多数大法官的支持,确立了“合理原则”(rule of reason),但就解释方法而言,平义规则仍然在联邦最高法院占据主流地位。这既体现在标准石油案中怀特对立法史的曲线使用,也体现在之后的一些判例中。标准石油案中,怀特并没有直接推翻跨密苏里案对国会辩论的否定性立场,而是指出“尽管依据跨密苏里案,国会辩论不可以作为解释制定法的手段,但将其作为确定一部特定法律颁布时的环境,即法案通过时的历史的方法并不违反该规则”。[22]而在之后的一些判例中,如标准服饰公司案(Standard Fashion Company v. Magrane-Houston Company, 1922),当涉及对《克莱顿法》3条的解释时,多数意见引用了早期判词以阐明立场:“委员会报告简报对于立法说了很多,但法案词语是平白的,他们的意义显而易见,无须诉诸多余的声明和报告以获取经常不尽如人意的帮助。”[23]
  此外,这一时期相关判例的数量统计也可以说明早期对立法史极其审慎的适用。在1890-1939年期间的30个判例中,仅有4个使用了立法史料,其中跨密苏里案中的多数意见还是否定性的使用,而另外3个基本是一笔带过,具体可参见表1。
  表1 1890-1939年联邦反托拉斯案件使用立法史简表
  

┌───────────┬────┬───────────┬────┬───────────┬────┐
  │案件编号       │有无使用│案件编号       │有无使用│案件编号       │有无使用│
  ├───────────┼────┼───────────┼────┼───────────┼────┤
  │156 U.S. 1 (1895)  │无   │220 U. S. 373 (1911)│无   │258 U.S. 346(1922) │无   │
  ├───────────┼────┼───────────┼────┼───────────┼────┤
  │166 U. S. 290(1897) │有   │221 U. S. 1 (1911) │有   │259 U. S. 200 (1922)│无   │
  ├───────────┼────┼───────────┼────┼───────────┼────┤
  │171 U. S. 505(1898) │无   │221 U.S. 106 (1911) │无   │268 U.S. 563 (1925)│无   │
  ├───────────┼────┼───────────┼────┼───────────┼────┤
  │171 U. S. 578(1898) │无   │224 U.S. 1 (1912)  │无   │268 U.S. 588 (1925)│无   │
  ├───────────┼────┼───────────┼────┼───────────┼────┤
  │171 U.S. 604(1898) │无   │224 U.S. 383 (1912)│无   │272 U.S. 476 (1926) │无   │
  ├───────────┼────┼───────────┼────┼───────────┼────┤
  │175 U.S. 211 (1899) │无   │226U.S. 525 (1913) │无   │273 U. S. 392 (1927)│无   │
  ├───────────┼────┼───────────┼────┼───────────┼────┤
  │193 U. S. 197(1904) │无   │246 U. S. 231(1918) │无   │276 U.S. 311 (1928) │无   │
  ├───────────┼────┼───────────┼────┼───────────┼────┤
  │196 U. S. 375(1905) │无   │247 U. S. 32 (1918) │无   │288 U.S. 344 (1933)│无   │
  ├───────────┼────┼───────────┼────┼───────────┼────┤
  │203 U. S. 390(1906) │无   │250 U.S. 300 (1919) │无   │298 U.S. 131 (1936)│有   │
  ├───────────┼────┼───────────┼────┼───────────┼────┤
  │208 U.S. 274 (1908)│有   │251 U.S. 417 (1920) │无   │306 U.S. 208 (1939)│无   │
  └───────────┴────┴───────────┴────┴───────────┴────┘

  (二)渐入佳境:立法史的兴起(1940-1959)
  1940年可以被视为一个转折点,因为在先端袜业案(Apex Hosiery Co.v.Leader, 1940)中,立法史(legislative history)这一概念在反托拉斯判例中首次被抽取。当然,这种立法史方法的兴起并非仅体现在反托拉斯案例中,同年的货运协会案(United States v. Am. Trucking Assns , 1940)的意见中也出现了对立法史料引用的激增[24],这个判例被学者们视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判例。
  先端袜业案的主要争议点是劳工组织及其成员的行为是否适用《谢尔曼法》。对此,大法官斯通(Stone)在判决意见中写道:“劳工组织及其行为是否完全不适用于《谢尔曼法》是一个制定法解释问题,无关宪法权利。”[25]而对于应如何解释,判决意见认为:“《谢尔曼法》禁止的行为没有用精确的或晶莹透彻的术语表明,法条本身没有给出定义。作为也许是有意模糊的结果,明确制定法内容的工作被交给法院。在履行该职能时,法院基于立法史及法案旨在消除的特定弊端而解释词语是恰当的。”[26]于是,通过对立法史和法院早期裁决的回顾,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谢尔曼法》并不意欲对州际运输进行监管,故本案中劳工组织和其成员之间的联合或共谋虽然导致原告的产品的州际运输受到阻碍,但州际商业贸易并未被限制,因此不适用《谢尔曼法》。[27]本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在认定立法语言模糊之后便主要基于立法史进行了解释,对于该方法的使用不再存有犹豫。此后,立法史方法在联邦反托拉斯判例中逐步得到广泛应用,在这一时期笔者搜集的42个判例中,11个使用了立法史材料,详见表2。
  表2 1940-1959年使用立法史解释联邦反托拉斯法判例表
  

┌───────────┬─────────────┬────────────────┐
  │案件编号       │案件名称         │解释内容            │
  ├───────────┼─────────────┼────────────────┤
  │310 U. S. 469 (1940)│Apex Hosiery Co. v. Leader│劳工组织及成员行为是否适用《谢 │
  │           │             │尔曼法》            │
  ├───────────┼─────────────┼────────────────┤
  │312 U. S. 219(1941) │United States v. Hutcheson│劳工组织及成员行为是否适用《谢 │
  │           │             │尔曼法》            │
  ├───────────┼─────────────┼────────────────┤
  │312 U.S. 600(1941) │United States v. Cooper│美国是否是《谢尔曼法》中的“人”│
  │           │Corp.           │                │
  └───────────┴─────────────┴────────────────┘

  

┌───────────┬───────────────┬──────────────────┐
  │案件编号       │案件名称           │解释内容              │
  ├───────────┼───────────────┼──────────────────┤
  │325 U.S. 797(1945) │Allen  Bradley  Co.     │劳工组织及成员行为是否适用《谢   │
  │           │Electrical Workers      │尔曼法》              │
  ├───────────┼───────────────┼──────────────────┤
  │334 U. S. 37(1948) │FTC v. Morton Salt Co.    │《克莱顿法》第2条价格歧视条款及   │
  │           │               │举证责任              │
  ├───────────┼───────────────┼──────────────────┤
  │340 U. S. 231(1951) │Standard Oil Co. v. FTC    │《克莱顿法》第2条的善意低价竞争   │
  │           │               │抗辩                │
  ├───────────┼───────────────┼──────────────────┤
  │341 U. S. 384(1951) │Schwegmann  Bros.      │《米勒-(泰丁斯》法案是否批准州《公│
  │           │Calvert Distillers Corp.   │平贸易法》中的非签字条款      │
  ├───────────┼───────────────┼──────────────────┤
  │346 U. S. 61(1953) │Automatic Canteen Co. v.   │《鲁宾孙-帕特曼法》2条(f)是否禁 │
  │           │F. T. C.           │止因成本差异给予价格差别对待    │
  ├───────────┼───────────────┼──────────────────┤
  │351 U.S. 377(1956) │U. S. v. E. I. du Pont  │《谢尔曼法》第2条禁止的垄断     │
  │           │De Nemours          │                  │
  ├───────────┼───────────────┼──────────────────┤
  │353 U.S. 586(1957) │U. S. v. E. I. du Pont  │《克莱顿法》第7条是否禁止纵向    │
  │           │De Nemours          │收购                │
  ├───────────┼───────────────┼──────────────────┤
  │360 U. S. 55 (1959) │F. T. C.  v.  Simplicity │初步违反《克莱顿法》第2条(e)的  │
  │           │Pattern Co.          │抗辩                │
  └───────────┴───────────────┴──────────────────┘

  但是,此时立法史的外延尚存争议,地位亦未稳固。一方面,关于立法史方法在各种解释方法中的地位,法官通常是在综合考虑了诸多因素之后才回溯立法过程。如库珀公司案(United States v. Cooper Corp. , 1941)中,对于美国是否可以依据《克莱顿法》第4条提起3倍赔偿之诉,即美国是否属于该法条中的“人”的问题,多数意见指出:(1)在没有超出语言的部分,“任何人”术语的适用不足以授权政府提起诉讼;(2)一个术语的意义可以参考该术语在该法其他条款中的含义确定,第1、2、3、7条以及刑事责任条款的“人”都不包含美国;(3)立法计划和结构对于恰当确定它的目的和意图是非常重要的;(4)同时期的其他立法支持此种观点;(5)已经有相当多的生效司法判决支持这一观点;(6)立法史对于美国政府无法依据《谢尔曼法》提起诉讼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
  另一方面,对于如何划定可用的立法史料范围,大法官们意见不同。在史韦曼兄弟公司案(Schwegmann Bros. v. Calvert Distillers Corp. , 1951)中,对于应如何解释《米勒一泰丁斯法》(1937)[28],大法官道格拉斯(Douglas)递交的法庭意见认为:“立法史中反对者的担忧和疑问不是解释立法的权威指引,我们对语言有疑问时应该寻求法案发起者的言论。”[29]但是,大法官杰克逊(Jackson)和明顿(Minton)的协同意见则认为:“本案回顾立法史没有必要性或恰当性,诉诸立法史仅仅在法案字面存在不可避免的模糊时才是正当的,而且不应该超越经过深思熟虑和精心准备的委员会报告。”[30]综上,这一时期联邦反托拉斯法判例对立法史的使用虽然“稳步增长,渐受欢迎”[31],但对史料范围和使用条件尚未完全达成一致,也没有步人常态化。
  (三)步入常态:立法史的普遍使用(1960-1979)
  如果说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对立法史的使用整体仍需停泊在制定法语言模糊的港口之下,并尾随在各种解释要素之后,那么进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之后,这种局限便大大减少了。从密度上,立法史已经被频繁运用到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中,在20世纪60年代的35个判例中,使用立法史的占14个;在20世纪70年代的37个判例中,使用立法史的竟高达26个,具体可参见表3。
  表3 1960-1979年联邦反托拉斯案件使用立法史简表
  

┌───────────┬──┬───────────┬──┬───────────┬───┐
  │案件编号       │使用│案件编号       │使用│案件编号       │使用 │
  ├───────────┼──┼───────────┼──┼───────────┼───┤
  │362 U. S. 29(1960) │无 │386 U. S. 568 (1967)│无 │422 U.S. 271 (1975)│有  │
  ├───────────┼──┼───────────┼──┼───────────┼───┤
  │363 U. S. 166(1960) │有 │386 U. S. 685 (1967)│无 │422 U.S. 659 (1975) │有  │
  ├───────────┼──┼───────────┼──┼───────────┼───┤
  │363 U. S. 536(1960) │有 │388 U. S. 350 (1967)│无 │425 U.S. 1 (1976)  │有  │
  ├───────────┼──┼───────────┼──┼───────────┼───┤
  │364 U.S. 656(1961) │无 │388 U. S. 365 (1967)│无 │425 U. S. 738 (1976)│无  │
  ├───────────┼──┼───────────┼──┼───────────┼───┤
  │365 U. S. 127(1961) │有 │389 U. S. 320 (1967)│无 │428 U. S. 579 (1976)│有  │
  ├───────────┼──┼───────────┼──┼───────────┼───┤
  │365 U. S. 320(1961) │无 │390 U.S. 145 (1968)│无 │429 U. S. 477 (1976)│有  │
  ├───────────┼──┼───────────┼──┼───────────┼───┤
  │368 U. S. 464(1962) │无 │392 U.S. 481 (1968)│无 │430 U. S. 1 (1977) │有  │
  └───────────┴──┴───────────┴──┴───────────┴───┘

  

┌───────────┬──┬────────────┬──┬───────────┬──┐
  │案件编号       │使用│案件编号        │使用│案件编号       │使用│
  ├───────────┼──┼────────────┼──┼───────────┼──┤
  │370 U.S. 019 (1962) │有 │393 U. S. 199 (1968) │有 │431 U.S. 720 (1977) │有 │
  ├───────────┼──┼────────────┼──┼───────────┼──┤
  │370 U.S. 294 (1962) │有 │392 U. S. 134 (1968) │无 │433 U. S. 36 (1977) │无 │
  ├───────────┼──┼────────────┼──┼───────────┼──┤
  │370 U.S. 405 (1962) │有 │393 U. S. 333 (1969) │无 │433 U.S. 350(1977) │无 │
  ├───────────┼──┼────────────┼──┼───────────┼──┤
  │370 U.S. 460 (1962) │有 │395 U.S. 100 (1969)  │无 │434 U.S. 308 (1978)│有 │
  ├───────────┼──┼────────────┼──┼───────────┼──┤
  │371 U. S. 38 (1962) │无 │401 U. S. 1204 (1971) │无 │435 U.S. 389(1978) │有 │
  ├───────────┼──┼────────────┼──┼───────────┼──┤
  │371 U. S. 296 (1963)│有 │404 U. S. 508 (1972) │有 │435 U. S. 679 (1978)│有 │
  ├───────────┼──┼────────────┼──┼───────────┼──┤
  │371 U.S. 505 (1963) │有 │405 U. S. 251 (1972) │有 │437 U. S. 117 (1978)│有 │
  ├───────────┼──┼────────────┼──┼───────────┼──┤
  │372 U.S. 253 (1963) │无 │405 U.S. 562 (1972)  │无 │438 U S. 422 (1978) │无 │
  ├───────────┼──┼────────────┼──┼───────────┼──┤
  │373 U.S. 341(1963) │无 │405 U. S. 596 (1972) │无 │438 U.S. 531 (1978) │有 │
  ├───────────┼──┼────────────┼──┼───────────┼──┤
  │374 U.S. 321 (1963)│有 │407 U.S. 258 (1972)  │无 │439 U.S. 322 (1978) │无 │
  ├───────────┼──┼────────────┼──┼───────────┼──┤
  │377 U.S. 13 (1964) │无 │409 U.S. 289 (1973) │无 │440 U.S. 69 (1979) │有 │
  ├───────────┼──┼────────────┼──┼───────────┼──┤
  │378 U.S. 158 (1964) │无 │409 U. S. 363 (1973) │有 │440 U. S. 205 (1979)│有 │
  ├───────────┼──┼────────────┼──┼───────────┼──┤
  │381 U.S. 657 (1965)│有 │410 U.S. 526 (1973)  │有 │441 U.S. 1 (1979)  │无 │
  ├───────────┼──┼────────────┼──┼───────────┼──┤
  │381 U.S. 676 (1965)│有 │411 U.S. 726(1973)  │有 │442 U. S. 330 (1979)│有 │
  ├───────────┼──┼────────────┼──┼───────────┼──┤
  │384 U. S. 127 (1966)│无 │419 U.S. 186 (1974)  │有 │442 U.S. 560 (1979) │有 │
  ├───────────┼──┼────────────┼──┼───────────┼──┤
  │384 U.S. 270 (1966) │有 │421 U. S. 616 (1975) │有 │444 U. S. 11 (1979) │有 │
  ├───────────┼──┼────────────┼──┼───────────┼──┤
  │384 U.S. 563 (1966) │无 │421 U. S. 773 (1975) │有 │422 U. S. 86 (1975) │有 │
  └───────────┴──┴────────────┴──┴───────────┴──┘

  而从具体判例中的倚重程度来看,无论制定法语言模糊还是清晰,立法史都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论证环节,甚至于在个别案件中成为解释制定法的唯一依据。
  通常情形下,法院会综合运用包括立法史在内的多种解释方法,但相较于之前,立法史方法的适用更具优先性。例如在圣保罗案(St. Paul Fire&Marine Ins. Co.v.Barry, 1978)中,对于保险公司联合抵制与圣保罗公司客户交易的行为是否应受《麦卡伦-弗格森法》规制而豁免适用《谢尔曼法》,大法官鲍威尔(Powell)综合了制定法语言、立法史和制定法结构三种因素进行解释,最终给出了否定回答。首先,鲍威尔明确“任何涉及制定法解释的案件中,解释起点是制定法语言本身。”[32]其次,其指出:“制定法中的词语充满了含混不清的救济目的和同时期的讨论所赋予它们的各种意义。在这种情形下,历史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老师。”[33]在回顾了《麦卡伦-弗格森法》通过时国会两院的报告、会议辩论等立法史料后,鲍威尔认为立法史不能就国会试图对联合抵制附加限制性意义提供实质性支持。C347最后,多数意见对《麦卡伦-弗格森法》进行了结构性分析,通过对第2(b)条和第3(b)条的体系性解读确认之前的解释结论,即保险公司针对投保人实施的联合抵制交易行为应受《谢尔曼法》规制。在这个三因素解释中,法条字义、立法史、结构分析的篇幅比例为6:5:1,从解释序位来看,立法史是法条字义之后的第二考虑因素,这与前述库珀案仅将立法史作为最后辅助材料显然不同。在之后的集团人寿保险公司案(Group Life&Health Insurance Co.v.Royal Drug Co.,Inc.,1979),联邦最高法院也进行了多因素解释,且对立法史的分析占据了多数意见29页篇幅中的13页。
  此外,在有些极端案件中,立法史甚至成为制定法解释的唯一方法。如在著名的布朗鞋业案(Brown Shoe Co. , Inc.v.United States, 1962)中,就美国鞋业领军制造商及第三大销售商—布朗鞋业公司(Brown Shoe)与第八大零售商及大型生产商—金尼公司(G. R. Kinney)之间以股份交换方式实施的合并是否因可能实质性减少竞争或易于形成垄断而违反《克莱顿法》第7条[35],首席大法官沃伦(Warren)撰写了多数意见。意见在解释《克莱顿法》7条时,没有采取先文本分析再援引立法史的传统做法,而是在分析了事实和管辖权之后,便径直以立法史作为第三部分的标题(III, Legislative History)展开分析,且篇幅长达12页,占全部判决意见的1/5。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对于《克莱顿法》7条的目的和含义,第80和81届国会举行的听证会都展开了深入探讨,虽然对相关立法史的回顾并不能明确在判断某一合并的合法性时,国会希望委员会和法院适用何种具体明确的标准,但是在听证会、参众两院委员会报告、辩论中却可以找到一种一致的、被反复申明的观点,即提供一个可供执法机构参考的评估框架。[36]以这一框架为背景,联邦最高法院认可了地区法院在该案中对产品相关市场和地域市场划分的界定。可见,此时联邦最高法院对立法史方法的倚重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四)复归于寂:立法史的没落(1980-至今)
  立法史方法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巅峰之后,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是随着1986年保守的大法官斯卡利亚(Scalia)任职联邦最高法院后,逐渐衰落。在笔者搜集的63个判例之中,1980-1989年的32个判例中有14个引用立法史,但其中有12个是在1986年之前。1990-1999年的18个判例中使用立法史方法的判例已降至4个,2000-2013年的13个案件中,只有阿克特维斯案(FTCv.Actavis, Inc.,2013)1个案件极为简略地提及立法史,具体可参见表4。
  表4 1980-2013年联邦反托拉斯案件使用立法史简表
  

┌───────────┬──┬───────────┬──┬───────────┬──┐
  │案件编号       │使用│案件编号       │使用│案件编号       │使用│
  ├───────────┼──┼───────────┼──┼───────────┼──┤
  │444 U.S. 232 (1980) │无 │472 U. S. 585 (1985)│无 │506 U. S. 447(1993) │有 │
  ├───────────┼──┼───────────┼──┼───────────┼──┤
  │445 U.S. 97 (1980) │无 │475 U. S. 260 (1986)│无 │508 U.S. 49(1993) │无 │
  ├───────────┼──┼───────────┼──┼───────────┼──┤
  │446 U.S. 643 (1980) │无 │475 U. S. 574 (1986)│无 │509 U.S. 764 (1993)│无 │
  ├───────────┼──┼───────────┼──┼───────────┼──┤
  │451 U.S. 557 (1981) │有 │476 U.S. 447 (1986) │无 │509 U. S. 209 (1993)│无 │
  ├───────────┼──┼───────────┼──┼───────────┼──┤
  │451 U. S. 630 (1981)│有 │479 U. S. 104 (1986)│有 │518 U.S. 231 (1996) │无 │
  ├───────────┼──┼───────────┼──┼───────────┼──┤
  │455 U. S. 40 (1982) │无 │479 U. S. 335(1987) │有 │522 U.S. 003 (1997) │无 │
  ├───────────┼──┼───────────┼──┼───────────┼──┤
  │456 U.S. 556(1982) │有 │485 U. S. 717(1988) │无 │5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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