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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大法律评论》
法律的必然和普遍真理?
【英文标题】 Necessary and Universal Truths about Law?
【作者】 [美]布莱恩·Z.塔玛纳哈陈力兆(译)
【作者单位】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约翰·S.莱曼大学教席{教授}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在读科学博士}
【分类】 理论法学
【中文关键词】 必然和普遍真理;前理论识别;法律的性质;因袭主义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2(第18卷第2辑)
【总期号】 总第35辑【页码】 148
【摘要】 杰出的分析法学家们宣称,法律理论由关于法律性质的必然和普遍真理构成。本文批判性地探讨这个常被重复提及但从未被系统地论证的主张。我首先讨论自然种类(natural kinds)和社会人工物(social artifacts)的区别。借用社会哲学的洞见,我认为,关于法律的必然性的主张,需要我们对法律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本理解予以彻底修正,但法哲学家尚未启动这一工程。然后,我指出法律不能适用于先天知识、后天知识的区分。之后,我区分了普遍适用(universal application)与普遍真理(universal truth),我认为前者可取而后者不可取。最后,我阐明了对于法律核心情形的最初选择以及论证这一选择必须得到证立的深意。此外,我还揭示了分析法学家避免其法律理论被证否的两种套路。本文对分析法学家追求法律性质的必然和普遍真理这一主张,提出了有力质疑。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4015    
  一、导言
  分析法学家追求法律的必然和普遍真理。拉兹说:“一个理论由必然真理构成,因为只有法律的必然真理才能够揭示法律的性质。当我们谈论‘法律的性质’或者其他任何事物的性质时,我们谈论的是那些构成法律本质的特征,即那些使法律成为法律的特征。”[1]一个真正的法律理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能成立。“很明显,法律的本质属性就是法律的普遍特征……回顾各个时代中不同社会的不同社会制度,我们会发现以各种各样方式与法律相似的制度。然而,只要它们不具备法律的本质特征,它们就不是法律体系。”[2]
  另一些当代分析法学家也持有类似观点。科尔曼认为:“描述性法理学的任务,在于辨识我们的法律概念的本质或必然特征。”[3]迪克森认为,一个法律理论必须“由关于法律的必然为真(而非偶然为真)的命题构成”,因为“只有关于法律的必然为真的命题才得以解释法律的性质”。[4]夏皮罗认为:“发现法律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是发现法律的必然特征,即那些法律不可能不具备的特征。”[5]阿列克西也说过类似的话:“因此,‘法律的性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替换为‘法律的必然属性是什么?’这个问题……法律的本质或必然属性,就是那些如果缺乏了它们则法律将不是法律的属性。”[6]关于“法律的性质”,加德纳写道:“(法律的性质)就是能使某物具备法律资格的、必须为真的那些要素,因此,无论是关于法律的描述性观察还是评价性观察,这些要素都完全被包含于数据集(data set)之中。”[7]
  本文批判性地探讨了“存在关于法律的必然和普遍真理”这一主张。首先我将讨论自然种类和社会人工物的区别。社会哲学家已经着手处理在回答“社会人工物是否具备必然特征”时碰到的难题,且触碰到了分析法学家尚未开始处理的问题。接下来我将探究,关于法律必然特征的断言是先天知识还是后天知识。分析法学家对各自的主张所依赖的基础尚有分歧,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完全没有解释他们的观点。然后,我转而讨论关于法律必然特征的普遍真理主张,特别是约瑟夫·拉兹弥合地方性与普遍性的努力,以此证明普遍适用可取而普遍真理不可取。之后我会揭示,对法律核心情形的前理论识别(pre-theoretical identification)(它决定了所谓的法律必然特征)所隐含的重要意蕴。分析法学家预设了未经证立的法律的范式,没有思考过可能会产生具有不同特征的法律理论的替代方案。我指出,分析法学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标准用以验证法律理论的正确性。我将会通过反例揭示他们避免自己的法律理论被证否的两种套路。最后,我将通过指出如何不借助必然特征理解法律的性质来结束讨论。确立关于法律的必然和普遍真理的基本问题,在于法律和法律制度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它们具有社会性和历史偶然性,随着时间而改变。
  二、社会制度与必然特征
  讨论像法律这类基于观念、信念与行动(它们有诸多变奏且随时间而改变)的社会制度的本质和必然特征,会使人感到困惑。德沃金曾如此反驳:“法律制度不隶属于具备本质属性的自然种类,它隶属于社会种类。认为法律具备本质属性,其错误不亚于认为婚姻或社群具备本质属性。”[8]
  拉兹和夏皮罗在阐述他们观点的时候,都用水(H2O)作为例子。拉兹说:“如果水的本质由H2O构成,那么无论人们是否相信水的本质是这样,也无论人们是否相信水有本质属性,水的本质就是H2O。”[9]夏皮罗说:“具备H2O结构就使水成为水。相应地,对法律来说,依这个解释来回答‘法律是什么’,就是去发现究竟是什么使得所有的法律实例且只是法律实例成为法律实例,而不是其他什么。”[10]
  拉兹和夏皮罗都没有说出水和法律在本体论意义上明显的区别。哲学家们普遍同意,水的本质属性是独立于人的心智而存在的内在属性,“我们已习惯认为事物的本质受自然法则支配”。[11]可法律并不独立于人的心智而存在,也不受自然法则支配,而是通过具有意义的人类行动在社会中建构而成。法律是大众的(folk)概念,它因为与随时间而变迁的制度息息相关而形态多样。正如研究概念的心理学家所发现的:“情况可能的确是这样的:任何一类人工物在发生、形式和功能上都存在着几乎无限种变体。”[12]
  另一些社会哲学家争论道,从必然特征的角度,可以理解社会人工物中有限的种类。其中一位著名的提倡者是托马森,她认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论述“需要完全不同的本体论、认识论和语义学”。[13]因为社会人工物依赖人的心智而存在,具备多种变体且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这就使社会制度的本质主义主张颇成问题,因为不能以和自然种类相同的方式来理解社会人工物的这些特征。托马森承认,功能分析并不能找出社会现象的本质属性,因为受制于物质、文化和历史环境,社会现象充满了偶然与变化。[14]她同意社会人工物的特征“可能是功能的、结构的、美学的、历史的,或者是各种其他种类的复合”[15];社会人工物没有自然的界限;取决于特定的目的或者语境,社会人工物可以根据不同标准被归类。此外,托马森认同:“人工物种类就其性质而言,众所周知是易变的与历史性的。” [16]“一个概念(及其相对应的一类东西)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慢慢地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至于我们会思考,将这个概念初期和后期所指的东西归为一类是否恰当。”[17]为了克服以上障碍,托马森将社会人工物的本质属性置于创造者的意图之中:“人工物的特定性质会(经常逐步地、集体地)被创造者对于何种特征与其所属种类相关这一概念决定。” [18]她的核心观点是,我们对根据自己设计而有意创造出来的人工物的特征的认知是不可能出错的。
  这个仅适用于复制或再造人工物的论证,除了为典型特征和家族相似性提供理据外,它本身并没有证立事物的本质和必然特征。此外,托马森的解释不同于分析法学家们的观点。她将本质特征置于人工物创造者的创造意图和设计之中,而拉兹则认为“可能根本没有人对一个概念有完全正确的理解或认知”。[19]他断言:“法律有许多本质特征,我们没有办法全都知道。”[20]他关于法律和水的类比,就说明了即使人们尚不能辨认出本质特征可能是什么,两者也具有本质特征。[21]拉兹的说法预设了法律的本质特征在一定意义上独立于个体和集体知识而存在,且有待被发现;而托马森则认为“我们”是具有意图的人工物创造者,因此人工物的本质特征取决于“我们”。此外,托马森还将概念的正确性限定在概念使用的“时间和传统”之中,因为本质属性是依赖使用者意图而存在的。[22]相反,分析法学家则认为他们的理论是普遍真理,不受托马森的那种限制(稍后将予以更多讨论)。
  更为复杂的问题是,心理学在研究分类时发现,人们没有将人工物置于具有离散边界(discrete boundaries)的固定组别之中。
  任意一个人工物都可以被分入不止一个组别。一个橡皮球,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被分在圆形组,可以被分在弹性物体组,可以与其他被称为“球”的东西被分在球组(包括那些没有弹性的沙包球和非圆形的美式足球),可以与布偶、桌游被分在游戏组,也可以与那些带去游乐场的东西如三轮单车或零食被分在同一组。[23]
  我们对人工物的观念“能在不同的维度和不同的向度扩展延伸”。[24]这意味着并不存在独一无二的方式来对社会人工物分类,因此我们不应当期待存在唯一正确的概念。[25]
  社会人工物具备本质属性的论证并没有说服许多哲学家。约翰·塞尔在包括法律制度(他将之归于政府范畴)在内的社会制度本体论方面著述广泛,他拒绝“任何种类的本质主义”。他说:“并不存在一套必要且充分的条件来定义政治事物的本质。”[26]他论断,社会制度的类型可以依据同类型特征的家族相似性进行区分。
  在提出本质主义主张的分析法学家中,约瑟夫·拉兹最广泛地介入了这些问题。但他留下的仅是一系列引人关注的声明而非系统的分析。一个基本的含混之处在于,本质和必然特征是在概念里面还是在概念所指的对象里面。对此拉兹并没有直接回答。有时候他指前者,有时候他又指后者。在指后者的时候,他说:“完全掌握某一概念所需的知识,即关于这个概念所指对象的所有本质特征的知识。”[27]“那么,什么是对法律的性质和法律的本质属性的说明呢?我已经提议,我们正试图对某类社会制度的性质做出说明。”[28]“让我们接受我们正在研究的,正是被法律概念所指涉的那一类制度的性质。”[29]以上表述将法律的本质属性落脚于法律概念所指涉的社会制度之中。
  但在另一些段落里,拉兹似乎认为本质属性源自概念本身。“使用一个概念时并不需要用到它的任何一个必然特征。”[30]拉兹认为,概念属文化产物,哲学家们从诸文化概念中抽象出它们的核心内涵。“那些确定特定概念特征的条件是一种构造自我们概念实践的理想化的过程,也就是说,源自对于这些概念的一般性使用。”[31]拉兹还说,法律的概念是“一个植根于我们社会的自我理解的概念”,学者再从里面抽象出能与其他事物做出区别的诸要素。[32]“我们研究法律的性质,很大程度上是在研究我们自我理解的性质。”[33]
  所以,本质和必然特征究竟是在概念里面还是在概念所指涉的对象里面?如此重要的问题拉兹居然没说清楚:
  难道我们的目标不是研究法律的性质,而是研究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我们自己的法律概念吗?是,也不是。我们以完善我们自己对法律性质的理解为目标。法律是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由法律的概念所选定(指涉)。因此,在完善我们自己对法律性质的理解时,我们预设了一个对法律概念的理解,并对它加以完善。[34]
  “是,也不是”并非分析上的清晰。为解决这个模棱两可的表述,一些分析法学家认为必然特征在概念里,有些则认为在对象里。[35]
  重构那些可能是拉兹的论证,首先让我们区分两种表述:(1)“水是H2O”;(2)“在今天水这个概念所指涉的对象的本质特征就是H2O”。当水(或法律)的含义和概念可以随时间变化而变化时,那么即使命题(1)现在为真,但在将来如果“水”指涉的是其他实体时,那么第一个命题就不一定为真了。但在命题(2)中,如今由水(或法律)所标志的对象的本质属性,则必然为真且不会改变。拉兹说,揭示关于某事物本质特征的信息,将会帮助我们理解某一事物的概念。
  如果这确实是拉兹的论证,那么该论证对于水有效而对于法律则无效。_上述第一个命题会出现问题,因为与水不同,法律的概念有许多种,它们用于指称不同的现象(下文将会详细讨论)。第二个命题也会出现问题,因为,如上文所示,水的自然属性限定了它的本质特征,但是像法律这样的社会制度,并不存在与自然属性类似的东西来限定其特征。此外,真实世界的法律制度在形式和功能上有一系列不同的变体(分析法学家理想化地把它们看作一个单一的“事物”),观察者能从许多角度去谈论社会制度,角度不同将得出不同的核心特征。
  三、先天的还是后天的?
  意识到关于法律的必然和本质特征主张的基础含混不清,最近一些分析法学家更为系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以区分先天知识和后天知识为分析的出发点。先天命题,即是可以简单地通过词语自身的含义或定义而理解的命题,例如,“所有单身汉都是未婚的”或者“立方体有六个面”。[36]这些都是分析的先天命题,因为“未婚”就是“单身汉”概念的一部分,“六个面”也是“立方体”概念的一部分。后天命题则包含经验的成分,需要通过外在经验的验证才能理解,例如,“水是H2O”或“正在下雨”这些命题只能通过实验调查才能确定真假。
  根据肯尼思·希马的解读,关于法律的性质或本质的主张,通常被认为先天地存在于我们的法律概念之中。[37]但这个观点的困难在于,用先天命题来表达法律的概念并不恰当。没有人会对“单身汉都是未婚的”或“立方体有六个面”有异议。相反,法律的概念广受争议。可能有人会认为“单身汉都是未婚的”与“法律都包含规范体系”之间存在对应性,但是这过于粗陋以至于不能将法律和其他具有规范性的体系做出区分,而且这将超出先天命题的范围。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一个讨论这个问题的法学家都提出了与他人完全不同的法律理论。
  进一步来说,法学家建构法律理论时,他们并不是简单地研究法律的含义或者法律的概念。首先,他们会对“什么算作是法律”做出初始的前理论确定,我稍后会阐释这带来深远影响;然后他们再进行分析性工作。这个过程的每一阶段,都涉及基于标准与信息的选择,而这些标准和信息并不包含于法律概念本身。哈特的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的结合,是在排除掉那些他认为对国家法概念而言并非本质的特征之后所做的抽象,以此他得出了国家法的本质特征。他的双规则系统法律理论并不是纯粹地源自概念的逻辑蕴含与演绎。哈特自己也承认,比如,他完全可以将法律的二元结构化约成仅针对法律官员适用,规定官员在X情况发生时必须做某事的规则;但他拒绝这个化约,因为它遮蔽了过多法律的功能。[38]
  另一个做出关于法律的本质主义主张的分析法学家米夏埃尔·朱迪切则质疑法律的本质特征可以被先天地认知。[39]当哈特阐述分离命题和初级及次级规则结合的时候,朱迪切发现,“两个命题都没有得到任何种类的语义分析或论证上的支持”。[40]与朱迪切的看法一致,拉兹也质疑法律本质可以通过研究法律的含义而被获知。拉兹强调:“法律理论试图阐释的法律的本质属性并不能用于说明任何一个或一组术语的含义。”[41]“我们正在研究社会制度的类型学。”[42]由于法学家和其他人以各种方式使用“法律”这个术语,拉兹说:“尽管在阐释法律性质的过程中,人们很可能会对某些术语的含义给出解释,但是阐释法律性质并不能够等同于分析术语含义。”[43]此外,拉兹曾援引法律官员颁布命令的事实去支持法律具备正当权威的主张,即他以超出法律的概念和含义而诉诸经验的方式去证明他的主张。[44]并且拉兹也将法律和后天获知的H2O做比较。基于这些分析,朱迪切总结道,如果法律具有必然或本质要素,就必须通过后天的途径来理解和确立。
  “法律的本质特征可以被后天地认知”这个结论将我们带回到了最初的反对意见,即法律和水是不一样的。朱迪切承认以下问题对分析法学家构成唯一挑战,不过他自己没有回答。“请说明自然种类(或者自然物)的后天必然性论证如何得以扩展到像法律这样的社会种类或实践。”[45]可以想象,自然必然性的规则可能存在于人类社群中,例如那些保护财产和人身的规则。[46]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绝不能仅靠直觉和概念推理得出,同时它也仅和数个法律概念中的一个相关。
  分析法学家必须解决的另一个难题则是,后天命题显然仅适用于真实世界的真理,而必然真理事关所有真实和想象的可能世界。[47]拉兹和其他分析法学家经常使用形而上学的术语。拉兹宣布,他自己的法律理论在“所有的法律,所有的法律体系;那些既存的法律,那些将会存在的法律,甚至那些可以存在但永远不会存在的法律”面前都为真。[48]格林也说,法律的必然特征“不但可以在所有现存的和过往的法律体系中找到,而且可以在一切可能的人类的法律中找到”。[49]但分析法学家必须说明,一个偶然概念和一系列因人类社会发展的地点和程度不同而不同的特征,该如何在一切可能的世界里为真。
  肖尔已多次通过指出概念和社会制度的变体和变迁去挑战“法律具有本质和必然属性”的诸种主张。[50]肖尔尤其批评这样的结论,因为不以强制力(force)为后盾的法律形式在想象中是可能的,所以强制力不是法律的本质特征。(在它们看来,一个本质属性必须在所有可能的世界里为真,无论是真实还是想象的世界;它们可以想象一个不需要依赖强制力的法律体系)。肖尔认为,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的观点更能恰当地把握法律。将法律视作集群概念(cluster concept)更为合适:
  也许“法律”这个词和我们的法律概念都是由一系列相互交织的属性所构成的,其中任何一个属性,都不能够成为正确理解法律概念或者正确使用“法律”这个词的必要条件,也没有一系列属性能够成为这样做的充分条件。[51]
  分析法学家唠叨了几十年,强调他们的任务就是找出法律性质的本质和必然特征。然而,大部分这么说的人都没有解释他们的主张依赖的基础,而让这些主张停留在含混状态;而确实给出说明的学者之间则对最基本的观点存有异议。如果上文的难题得不到回答,则关于法律性质的本质和必然属性的讨论将会停留在玄虚且没有说服力的阶段。
  四、普遍适用与普遍真理
  普遍真理诸主张的基础同样是含混的并引发如下悖论。拉兹一再地发出“绝对普遍性”的宣言:
  很容易去解释法律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是普遍的。它的命题,如果为真,则普遍适用,即它能涵盖所有的法律,所有的法律体系,涵盖那些已经存在的法律,那些将会存在的法律,甚至那些可以存在但永远不会存在的法律。此外,它的命题因为是必然普遍的而是完备的(advanced)。[52]
  然而,拉兹接下来却说了相反的话。他说:“一般法律理论是普遍的,又是地方的。”[53]它具有地方性是因为“法律的概念是特定文化的产物”。[54]“当我们说那个法律概念的时候,真正指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法律概念。如前文所述,法律概念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法律概念。不存在唯一的法律概念,而且,当我们提及法律概念时,我们所指的仅是我们自己的法律概念。”[55]“接着,我们生产法律理论的时候,其实是在解释我们自己对社会和政治本质的自我理解。”[56]另外,“变化”也被拉兹纳入法律的概念之中。“我们对法律本质的通常理解(当“法律”按平常的方式来理解时)包括法律本质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拉兹接着说:“法律本质随着社会、政治的改变而改变,也随着文化、哲学改变而改变,或更一般意义层面上,也随着我们看待我们自己和我们社会的方式的变化而变化。”[57]拉兹认为:“我们的法律概念很可能永远处于不断变化之中。”[58]
  我们暂时把拉兹在为哪个高贵的“我们”代言这个问题放一旁(之后再做讨论),上文的主张马上招致的反对意见便是:一个随时间而变的地方性法律概念并不能够成为必然和普遍真理的基础。拉兹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实际上,在识别受制于此时此地的“我们自己的”法律概念的本质特征时,他坚持时间和空间的恒定。“重要的是那个(我们正拥有和使用的)法律概念指称的制度的性质。”[59]如果其他社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制度缺乏那些法律的本质属性,那么从我们的概念出发,它们就没有法律。
  只要拉兹把主张做如下限定,即我们地方性的法律概念可以适用于探讨和评价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情况,他的论证就是有效的。大多数的概念(在适当注意的前提下)可适用于探讨其他时间和地点的情况。例如,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衰退的概念,去研究经济学发明衰退概念之前的历史上的衰退。韦伯的法律概念,即公职人员手握强制力去执行规范(他视其为一种理想类型),可以用来分析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任何情况。如果这即是拉兹的意思,便无甚争议。
  但拉兹做出了更强势和完全不同的主张,即他对法律本质的阐释不但普遍地适用于所有时间和所有地点,而且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是普遍真理。这使他卷入了麻烦。在如下关键点上,他再一次首鼠两端:
  很容易去解释法律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是普遍的。它的命题,如果为真,则普遍适用,即它能涵盖所有的法律,所有的法律体系,涵盖那些已经存在的法律,那些将会存在的法律,甚至那些可以存在但永远不会存在的法律。此外,它的命题因为是必然普遍的而是完备的…一般法律理论是普遍的,因为它包含了所有法律性质的主张,所有法律体系的主张,以及司法、立法和法律推理的性质的主张,无论它们在哪里出现,无论它们呈什么样子。而且,它的主张,如果为真,则必然为真。可以说,一般法律理论命题的真理性并不决定于现存的政治、社会、经济或文化条件,制度或实践……
  一般法律理论命题的普遍性源于它们主张自己必然为真的事实,舍此,它们也不能做出其他主张……对必然性的主张是这项事业的性质。[60]
  第一个强调句事关普遍适用性(偶然真理)。随后强调的段落则把普遍性和真理捆绑在一起。
  拉兹论证的核心部分有一个缺陷。他认为的“一般法律理论的命题的真理性并不需要依赖现存的制度与实践得以证实”将能够被以下事实证否,即一般法律理论的确是源自我们自己的法律概念。正如他说过的,“我们在阐述我们自己的自我理解”。[61]这个偶然的来源在理论建构的抽象过程中并没有被抹掉,它反而披着精巧的哲学外衣嵌入到建构出来的理论之中。活在中世纪欧洲的法哲学家,在看待法律方面就和今天的人完全不一样,他们的世界有多种法律交叉共存,他们认为他们时代的法律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习惯法和宗教法。在他们的时代,那些和今天的“国家”相似的东西还没有完全出现。
  以下两者,即概念的地方性来源和概念与制度的变迁,一旦和普遍真理的主张结合在一起,将会产生悖论。我们假设,1000年以后有一个叫“拉兹3000”的法哲学家。我们再假设,接下来的1000年内,法学家为法律的概念增添另一个本质特征。比如在公元3000年,人们认为法律内在地具备道德正确性这个特征(简称为“D特征”)。就像今天的拉兹那样,拉兹3000将会依据他那个时候他们自己的法律概念来阐述他的一般法律理论。拉兹3000的法律理论能无比正确地识别他那时候的法律的本质和必然特征。今天的拉兹说法律的本质特征是A、B和C;而拉兹3000在未来则说法律的本质特征是A、B、C和D。双方都主张自己的理论是必然且普遍地真,但如果用任意一方的理论来衡量对方,对方都会是错误的。(依据拉兹观点)尽管两个理论都必然且普遍为真,但只要彼此用对方标准来评价自身,每个理论都不是对法律性质的正确论述。顺着拉兹的逻辑,就会得出以上这些甚无意义的结果。
  拉兹可能会回应说,上述情况中法律的概念已有巨大变化以至于它已转化成了新的概念。在T1时刻有一个“法律”的概念,在T2时刻又有另一个“法律”的概念,这两个概念虽不一致但可同时为真,因为它们是不同社会中不同的法律的概念。这个回应绕开了一个明显的矛盾之处;但这个回应却要求,一个真确的法律理论,只有在它认为“理论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为真”这一主张不再有效时,该法律理论才为真。
  只有当人们设定法律概念和社会制度是一种变化却不会改变其本质特征的概念时,该矛盾才可得到避免。但拉兹前面已承认,法律的概念“很可能永远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且他也没有理由来做出上述限定性设定。我们知道,法律多样的形式随时间变化已发生巨大改变。
  拉兹的主张就其本身立场而言已不再站得住脚,他的普遍真理主张因为他晚近的立场而土崩瓦解。他提出,法哲学家必须解释和国家法不一样的“其他类型的法律”,包括国际法、教会法、伊斯兰法以及其他[62]。数十年来,拉兹的法律理论完全基于国家法,成为一种必然为真的法律理论的基础。而现在他竟希望法理学家去关注不具有共同的核心特征的不同的法律表现形式。举个例子,有些习惯法成体系,有些则不成体系。在下列情况中,习惯法在共同体中呈现不同的样态:在国家出现之前,被纳入国家法之后,不受国家规管之时以及受殖民统治之中。宗教法的表现形式在以r_-情形也呈现了不同的样态。以上两种法律的形式在一些方面和国家法相似,另一些方面又不相似。确认法律形式的多样化,这就排除掉拉兹之前的单一化的主张。法律形式的多样化,正如拉兹和拉兹3000遇到的问题,将引起多样且相互冲突的所谓普遍为真的法律概念。
  上文的批评集中于拉兹的观点,因为其他分析法学家追随他的脚步,而且拉兹已广泛地参与讨论这些问题。[63]所有以普遍真理谈论法律的本质和必然特征的法学家都会因以下事实而落入上文提出的悖论,即概念和社会制度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个悖论出现在了约翰·加德纳的一段话中:“哲学家专门研究所有偶发事件的永恒必然性,即那些永恒普遍的真理,例如,法律和法律观念,那都是人类文明中偶然且可变的特征,是可能哪一天就消失了或者被遗忘了的特征……它们确实都是关于非普遍事物的普遍真理啊。” [64]这段话如浓雾般令人费解,这也是他们的困境的写照。
  普遍真理的主张不能建立在偶然的社会历史形式之上。普遍真理的主张,面对多种不共享核心特征的法律形式,更不能得彰。分析法哲学家最多可以这么说,那些被识别的特征,在“他们”自己的法律的概念上是真理,并且人们可以用这个概念去探讨其他社会和制度。但这绝不是普遍真理。
  五、对“必然”和“普遍”的温和解读
  如上文所示,可以温和地将拉兹的理论解读为,他并非主张普遍真理,而主张普遍适用。如果这的确是他的观点,那他应该消除疑虑,并且把说过头的话改回去。拉兹说过:
  很明显,法律的本质属性就是法律的普遍特征。无论法律在何时何处存在,都能在它身上发现这些属性。此外,这些属性成为法律的普遍属性并非偶然,也不是因为某些主导的经济或社会环境,而是因为没有了它们,法律就不存在…回顾各个时代中不同社会的不同社会制度,我们会发现以各种各样方式与法律相似的制度。然而,只要它们不具备法律的本质特征,它们就不是法律体系。[65]
  以上主张并不是“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法律概念的本质特征去探讨其他过去和现在的法律表现形式”这种温和的主张。相反,拉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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