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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论尊重人权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及其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影响
【作者】 张华【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分类】 国际法学
【中文关键词】 尊重人权 国际法基本原则 和平发展 和谐世界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2
【页码】 65
【摘要】

尊重人权在《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序言及相关条款中虽有多处提及,但并未列入《宪章》七项原则的范畴。而由于国际社会对人权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一直存有争论,加之冷战时期人权问题的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尊重人权一直未被认可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原则。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法的结构性变迁以及人权保护事业的不断演进,尤其是国际人权法的迅速发展,尊重人权正在逐步上升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本文首先援用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四项标准衡量尊重人权原则的法律地位,进而论述该原则的基本内涵以及与其他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重点剖析了尊重人权原则与中国和平发展,乃至构建和谐世界的交互影响。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0230    
  
  当今国际法发展的一个重大趋势,即其管辖范围的日益扩大和国家“保留范围”的相对缩小,[1]人权国际保护制度的建立正是这一趋势的反映。中国的国际法学者大多认为,由于人权原则内涵不清,且现阶段对人权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还属于国内问题,加上人权问题在政治上的敏感性,人权原则不应构成国际法基本原则。[2]如果说这一观点在冷战结束初期尚属合理,那么在人权保护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已有必要作重新审视。应该承认,人权的国际保护工作较之于20世纪中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随着东西方阵营对立的结束,意识形态分歧的逐渐消融,特别是世纪之交全球化运动的兴起,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工作正得到来自国际社会各方面的广泛理解、支持与合作。[3]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联合国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序言中言及的“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已在国际社会中牢固确立。但问题是,《宪章》1条第3款提及的“尊重人权”在当代国际法中是否享有基本原则的地位?其基本内涵为何?与其他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冲突如何协调?尊重人权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和平发展,乃至构建和谐世界的交互性影响为何?本文拟就上述问题作一初步探究。
  一、尊重人权: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国际法不成体系(fragmentation)的问题已成为当代国际法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引起了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及学界广泛而持久的讨论,[4]但不少欧洲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的宪法化趋势也正并行不悖地在国际社会运行。[5]这种宪法化不仅体现为国际社会日益增长的组织化趋势,而且更多地表现在国际法体系中出现了一定的规范等级。具体而言,强行法规则,对一切的义务(obligation erga omnes),以及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均优先于一般国际法规则的效力。凯尔逊主张的规范等级正或多或少地在国际法体系中得以呈现。但是,国际社会毕竟缺少一个中央级的立法权威,因而就不可能像国内法那样,用一部宪法性的文件来清晰界定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另外,国际社会的不断演进也极有可能催生新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凡此种种,我们应该在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局下再次审视尊重人权是否构成国际法基本原则的问题,以便进一步推动世界人权事业的繁荣。
  《宪章》也好,《国际法原则宣言》也罢,国际法上之行为规范并不能因为罗列在这些法律文件中就自然获得提升而成为基本原则。如果没有后来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造法”运动,像善意原则、合作原则等仍将只能是一种指南或政策。因此,考察国际法原则不能仅仅依赖《宪章》、《国际法原则宣言》这类明示性法律文件,我们应该更多地从国际实践中探寻基本原则存在的证据,例如条约、联大决议、政府宣言、政府代表在联合国中的声明、外交实践等。[6]按照中国国际法学界较为一致的认识,[7]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特征或曰衡量标准可以细分为:国际社会公认;具有普遍约束力;适用于国际法一切领域;构成国际法体系的基础。[8]以下就从这四个方面对尊重人权原则的法律地位加以考察:
  1.国际社会公认
  国际社会是由国家、国际组织、正在争取独立的民族等国际法主体构成的,因此,国际法原则是否获得公认,就应该从体现这些国际法律人格者意志的相关国际实践中加以考量。按照国际法上的“意志说”,条约、习惯、一般法律原则、联大决议、判例、学说、外交声明等渊源,均是国家意志的体现。那么,尊重人权原则是否在这些作为国际法证据的法律文件中得到公认呢?有学者就此鲜明地指出:“在今天,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无法堂而皇之地否认人权,人权已成为神圣的观念,全世界都在提倡对人权的保障和尊重”。[9]事实上,现在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未参加国际人权公约———即便其出于种种原因不履行相关法律义务,也没有任何一个国际法主体在公开场合否认尊重人权的国际法律义务,从此方面来看,尊重人权原则已获得国际社会的公认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2.具有普遍约束力
  这是针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适用对象而言的,亦即国际法基本原则一经确认,即对所有国际法主体都具有约束力。[10]也许单独的一项人权保护公约因为条约的相对效力原则,尚不能证明尊重人权原则的普遍约束力。但这种一般性和专门性公约,全球性和区域性公约交织成网状的现实,以及有关人权的国际习惯法、强行法规则的存在,加之尊重人权在国内法中的一般法律原则地位,都足以证明尊重人权原则在国际法中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田中法官(Judge Tanaka)在1966年的“西南非洲案”中发表法律意见时特别指出,“与保护人权相关之法律可能被视为强行法”。[11]前南斯拉夫问题仲裁委员会(The Arbitration Commissionon Yugoslavia)在其第1号法律意见中也裁定:“一般国际法的强制规范,尤其是对个人基本权利、民族和少数者权利的尊重,对所有继承的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而在第2号法律意见中,委员会以如下语言重申了这一裁决:“现有的国际法强制规则要求国家确保尊重少数者的权利”。[12]由此可见,国际社会倾向于承认越来越多的具体人权享有国际习惯法和强行法的效力,这些具体人权也就具有了普遍约束力。
  3.适用于国际法一切领域
  这是区别基本原则与各种具体规则的一个重要标准。国际法的具体规则仅适用于特定的国际法领域或部门,而国际法基本原则是适用于国际法各个领域的原则,对国际法的各个分支部门具有一般性的指导作用。当然,这里的“一切”并非指在国际法的每一具体部门均毫无例外地适用,而毋宁是涵盖国际法的绝大多数领域。
  尊重人权原则绝非单单适用于国际人权法领域,[13]而是贯穿于整个国际法体系,并对国际法各部门的法律制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意大利国际法学者卡塞茨(Antonio Cassese)即认为,尊重人权原则对国际法的影响至少体现在:对国家或政府的承认,国际法主体,习惯法,条约的缔结、签署、批准、保留和终止,国际法的监督与实施机制,强行法,国际刑法,战争法,国际人道主义法等方面。[14]
  4.构成国际法体系的基础
  作为国际法体系的基础,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派生和引申出了国际法的具体规则和制度。尊重人权作为抽象性的法律原则,本身是缺乏法律上的可执行性的,其贯彻实施还得依赖具体的法律规则和制度。各种一般性和专门性的国际人权条约,互为补充、互为促进。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中简单规定的一些人权,像生命权、禁止酷刑等在后来制定的一些专门性公约,如《废除死刑第二任择议定书》、《禁止酷刑公约》中都得到了进一步的详细界定,其法律规则和制度也进一步得到细化。而这一切又都受到尊重人权原则的统领。《废除死刑第二任择议定书》序言就明确指出:“相信废除死刑有助于提高人的尊严和逐步发展人权……注意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已经提到废除死刑……兹议定以下各条”。《禁止酷刑公约》的序言也就此作了类似阐述。
  从上文分析可见,尊重人权符合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各项衡量标准,所以该原则构成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宪章》没有将其列入基本原则条款,而只是在序言和其他有限的条款中提及,但我们不能就此否认尊重人权实际上在国际法体系中的法律原则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尊重人权现已成为国际法的基本价值之一,[15]并使国际法日渐呈现出人本化的发展趋势。[16]
  二、尊重人权原则的基本内涵
  国际社会之所以对尊重人权原则的法律地位存有争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该原则的具体内涵认识不清。所以,此处有必要进一步就该原则的基本内涵作一番阐释。
  卡塞茨认为,尊重人权原则并非要求国家必须履行每一国际人权法规中的具体人权保护义务。事实上,它只是要求国家不得严重和重复性地侵害基本人权,且不得践踏在公民和政治,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一系列基本权利。[17]简言之,尊重人权原则的内涵在卡塞茨看来,是国家在保护基本人权方面履行一定的消极义务—“不侵害或不践踏”。至于基本人权,他列举了“不受酷刑的权利”、“公平审判权”和“不受任意逮捕的自由”以为说明。
  卡塞茨对尊重人权原则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虽然他认识到,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分歧注定了尊重人权原则只能是一种国际社会成员之间最低限度的一致—即对基本人权的尊重—而不是奢求其接受国际人权法律文件中的每一项具体权利,但他同时忽视了“人权”这一概念的普遍性。至于尊重人权原则仅限于国家的一种不作为义务,不仅在理论上以偏概全,而且有违国际社会人权保护机制运行的现实。
  “人权”一词,首先从字面上似乎可以理解为:人作为人所应或能够享有的权利,但是实践中并非所有的人都享有他们全部的人权。英国学者米尔恩(A·Milne)就认为,“经得起理论辩驳的人权概念不是一种理想概念,而是一种最低限度标准的概念”。[18]因此,尊重人权原则更多地是“应然法”角度的要求。其次,人权作为一项特殊权利,其最基本的含义在于它们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权利,[19]它们是无论何时何地都由全体人类享有的道德权利,即普遍的道德权利。[20]所以,尊重人权原则除法律约束力外,也带有高度的道德层面的普遍约束力。再次,“人权是普遍的、不可分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21]在尊重基本人权的同时,不可忽视其他人权的存在。[22]
  “尊重”一词,狭义上当然是一种“消极义务”,即要求国家不得妨碍个人行使权利或不为侵犯特定权利的行为。这种类型的国家义务在1966年人权两公约中均有体现。但无论是审视国际法律文件中的有关条款,还是考察人权国际保护机制运作的现实,尊重人权原则决非限于国家狭义上的不作为,而是应当做出更加广义的理解。笔者以为,除狭义上的“尊重”外,尊重人权的原则更多地还应体现为一种保护和促进人权的积极义务。例如,载有人权条款的《联合国宪章》的序言、宗旨,第55条和第56条均提及“增进和激励”的义务;1993年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也重申:“各国庄严承诺依照《联合国宪章》,有关人权的其他国际文书和国际法履行其促进普遍尊重、遵守及保护所有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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