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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国际法院司法实践中的初步反对问题研究
【作者】 宋杰【作者单位】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
【分类】 国际法学
【中文关键词】 国际法院 初步反对 初步反对判决 性质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1
【页码】 46
【摘要】

初步反对程序是一种附带程序,是维护当事国间权利义务平衡的一种重要程序。初步反对被提出之后,关于实体审理的程序就暂时停止。初步反对判决原则上不得涉及到实体问题,具有相对的“既决力”。为了加强对此程序的控制,国际法院修改了有关规则。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0174    
  初步反对(preliminary objection)问题是国际法院(下称法院)司法程序中的一个先决性问题。在初步反对问题被提出了的情况下,法院关于实体审理的程序就暂时停止;只有在否定性地解决了此问题后,法院才能继续就实体问题进行审理。但是,初步反对的性质究竟如何,法院关于初步反对问题的判决具有怎样的性质,国内学者却鲜有研究。特别是,当法院于2000年就《国际法院规则》(下称规则)中关于初步反对的条款进行了修改后,其修改所显示的法理如何,学者们的探讨也有所局限。[1]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做一初步研究,以期抛砖引玉之效。
  一、初步反对程序的制定历史
  在常设国际法院时期,1922年制定《常设国际法院规则》的时候,并没有关于初步反对程序的任何规定。第一起涉及到初步反对问题的案子出现在1924年。[2]在1926年的“波属上西里西亚德国利益案”中,波兰初步反对的提出早于德国诉状的递交。有了这两个案子的经验,1926年修改规则的时候,就在规则中增加了新的第38条,专门就初步反对问题做出了规定。根据规定,初步反对递交的时间被限定在法院为被告国所确定的递交辩诉状(counter—case)的期限内。1936年修改规则的时候,该程序被再次修改,并新排序为第62条,共5款。此次修改的特点是:初步反对的提出不再被限定于以请求书方式递交的案件。初步反对提出的时间被限定为法院为提出国所确定的第一次递交书状(pleading)的期限;但最早什么时间可以提出,规则没有进行限制。同时,规则还要求,当事国在提出初步反对的时候,应列举出事实根据。这有利于防止此种权利的滥用。[3]上述修改为国际法院所继承。国际法院于1972年对规则进行了修改,除新增加了3个款项外,初步反对程序被新排序为第67条。此次修改的最大特点在于将初步反对类型化了。第1款明确地提到初步反对应主要针对法院的管辖权问题,或请求的可接受性问题。此前的规则均没有这一区分,而只是单纯地提到可以提出初步反对。1978年修改规则时,除排序变为第79条外,这一条款没有变化,直到2000年重新修改。此次修改内容,后文将予以介绍和评论。
  二、初步反对程序的意义及其特点
  在规则中单独为初步反对设置一程序的重要性在于:由于法院的管辖权严格地来源于国家的同意和授予,法院在行使其权力的过程中,就必须始终注意到其管辖权来源的政治属性。一旦在管辖权问题上表现出不谨慎,就将极大地引起国家的疑虑和不信任,从而也就影响到了自己效用的发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法院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有管辖权这个问题,与其就案子实体问题做出裁决具有同等程度的重要性。[4]特别是在以请求书的方式启动程序的情形下,被告国往往在一开始就对法院持一种排斥的立场。初步反对程序则可以有效地化解这种排斥。因为在此阶段,初步反对一旦提出,即马上令关于实体的程序自动暂时停止。这就能够保证法院在要求被告国就案子实体问题做出回应前考虑其所提出的反对。只有在充分地听取了当事国双方就被告国所提初步反对的意见后,法院才能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关于此点,早在“巴塞罗拉牵引公司案”中,法院就指了出来。[5]
  在初步反对程序中,原告国和被告国的地位是相反的,正好倒置过来了。如果没有这一程序,被告国就处于防卫的地位。一旦被告国提出初步反对,处于防卫地位的却是原告国。原告国必须向法院证明:被告国关于法院没有管辖权或案子不具有可接受性的论点是不正确的。从递交书状的次序来看,也正好是这样。其与其他阶段书状的递交顺序刚好是相反的。在初步反对阶段,法院是就被告国的主张而非原告国的主张进行宣判。所以,从这个角度,有人称初步反对为一自足的程序。[6]
  三、初步反对的提出主体及其性质
  提出初步反对主张的主体,一般限于被告国,但这并不是绝对的。规则第79条第1款同样允许其他“当事国”提出初步反对。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这种“被告国以外的当事国”?
  根据法院的司法实践,这里的“当事国”当包括两类国家:原告国和参加国。原告国是能够提出初步反对问题的,这在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过并为法院所肯定。在“黄金案”中,意大利首先是作为原告国向法院递交了请求书;但在递交请求书后,其紧接着又提出了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问题的初步反对。对于意大利这一行为,英国表示异议,认为其与意大利早先所接受的华盛顿声明[7]是相冲突的。同时,英国还主张,意大利所提出的初步反对具有撤回或取消(withdrawn or cancel)其请求书的效果。法院认为,原告国在递交请求书后又提出初步反对问题,这确实是不寻常(unusual)的。然而,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案情,这是可以理解的。(1946年)规则第62条(1978年规则第79条,笔者注)并没有限定只有被告国才能提出初步反对;在本案的背景下,其并没有排除原告国提出初步反对这一情形。所以,意大利所提出的初步反对并没有与规则相冲突。对于英国所提出的异议,法院认为,意大利接受法院的管辖权是一回事,而就管辖权提出一法律问题则是另一回事。不能从其提出初步反对就推论出其在华盛顿声明中所接受的管辖权是不完整或不积极的。对于英国的第二点意见,法院指出,撤回请求书适用规则第69条。撤回必须是书面的。提出初步反对不能认为等同于终止诉讼。[8]所以,在特定的背景下,原告国提出初步反对问题是为法院所允许的。此人家庭地位极低
  参加国也属于上述“当事国”范围内。无论是根据规约第62条而参加,还是根据规约第63条而参加,只要参加国的参加请求为法院所接受并被法院确认为“当事国”,其都应有权提出初步反对。但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在参加请求与提出初步反对问题之间,何者优先?换言之,是在提出参加请求的同时提出初步反对呢,还是在参加请求为法院所准许之后提出?由于参加程序与初步反对程序均位于规则附带程序部分,从程序的先后来看,很难得出结论。但由于规则在这里使用了“当事国”一词,则意味着一个国家在提出初步反对问题以前,其必须取得“当事国”的资格。所以,只有在参加请求为法院所接受之后,参加国才可以提出初步反对问题。[9]尽管法院在第62条长期适用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两类参加国———当事国形式的参加(party intervention)和非当事国形式的参加(non—party intervention),但以非当事国形式请求参加的国家,显然是不具备提出初步反对的资格的。[10]
  第1款的规定主要是针对以请求书方式提起诉讼这种形式而言的。在以特别协议方式提起诉讼的情形下,初步反对问题是否可以提出?其是否为第1款所包含?根据最后一句的规定,在以特别协议方式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初步反对问题也是可以提出的。事实上,在常设国际法院时期,就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案例。在“包尔格雷夫案”中,尽管双方签定了特别协议,在比利时将案件递交到法院后,西班牙依然提出了两项初步反对。[11]这也是两个法院历史上仅有的一例。
  根据目的的不同,初步反对主要可分为终止性的和暂停性的两种。终止性初步反对的目的在于使法院停止对案件的审理并从案件总表中注销案件。暂停性初步反对的目的则在于拖延诉讼程序,推迟法院审理案件实体的时间。无论是哪种初步反对,所针对的问题则主要是关于法院的管辖权和案件的可接受性问题(adm issibility)。但根据第79条第1款的规定,被告国也可以就“实体问题的任何下一步程序进行前要求做出的裁定”提出初步反对主张。此句在规则英文本中是非常令人费解的。但法文本的规定则是非常清楚的。法文本的规定是:在关于实体问题的程序继续进行前,被告国可要求法院就其所提出的任何其他初步反对做出裁定。在法院的司法实践中,提出管辖权或案子可接受性以外的初步反对的案例是有的。在“在摩洛哥的美国国民权益案”中,美国所提出的初步反对主要是针对法国请求书和诉状中的含糊之处。[12]被告国还可以针对稍后阶段所提出的诉求提出初步反对,如反对在诉状中才开始提出的诉求;[13]对于不处在特别协议涵盖范围内的诉求,也可以提出初步反对,如在“包尔格雷夫案”中,西班牙所提出的初步反对。
  当事国可以同时提出上述几种初步反对,如同时认为法院既没有管辖权,案件也不具有可接受性等。在同时提出管辖权问题和案子的可接受性问题的初步反对的情况下,法院首先应解决管辖权问题,然后才是案子的可接受性问题。这一点,法院在其司法实践中已经确定。[14]
  但不是特别明确的问题是:当当事国想提出多项初步反对的时候,这些初步反对,是否可以分别而不是同时提出。特别是在当事国想拖延诉讼的时候。如果能够分别提出,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诉讼策略。在多个案子中,不同的当事国都曾提到过继续提出初步反对问题的可能性,或保留继续提出初步反对问题的权利。[15]没有疑问的是,一个国家可以同时提出多项初步反对;法院在处理上,正如上文所示,是坚持一定的优先性的。既然这样,关于管辖权问题和案子可接受性问题的初步反对似乎可以分开提出。规则对此也没有加以禁止。但是,如果考虑到规则为初步反对提出所确定的时间,则似乎存在一定的困难。[16]1978年规则第3款(2000年修订后为第5款)规定,“在当书记官处接得初步反对主张时,关于实体问题的程序应暂时停止。”这一规定,法院认为是一条绝对(categorical)规则。[17]对于此句的理解,直接涉及到了初步反对的性质问题。实体审理程序的暂时停止,一般会产生三个后果:(1)当事国双方不能在初步反对程序阶段提出新的权利要求,也不得提出反诉;(2)当事国可以在此阶段修改自己的诉求,但修改的程度以不使其演变为一新诉求为限;[18](3)一般地,在初步反对阶段,以及在初步反对判决中,无论是当事国还是法院,都不得涉及到实体问题。如果法院在判决中涉及到了实体问题,那由此而产生的效果也仅限于:仅具有初步性,而非终结性的结论。法院的这一立场,来源于其在“西南非洲(诉讼)案”中的实践。在该案实体审理阶段,当谈到这一条款时,法院强调,实体审理的停止意味着,直到初步反对被法院所拒绝,实体审理的程序恢复进行,法院此前是不能就实体问题做出任何终结性的裁决的。[19]
  绝对地要求当事国在初步反对阶段不涉及到实体问题是不现实的。当事国涉及到实体问题的处理是:一般地,当事国在此阶段所递交的书状和口头辩论均应严格地限于管辖权问题或可接受性问题;如果所争论的问题与案子实体的联系非常紧密,法院在不处理实体的基础上无法裁决;[20]或所提出的初步反对本身可视为是关于案子实体的抗辩,法院如果就此宣判就有处理实体事项的危险;或当事国双方对初步反对据以提出的法律和事实认识差异甚大,且这些法律与事实根据与案子实体关系密切,法院在初步反对阶段无法裁决,[21]当上述这些情况出现时,法院会根据规则第79条第7款的规定裁决其不完全具有初步性质,从而决定将其并入到关于案子实体的审理之中。
  同时,实体审理的暂时停止也并不影响其他附带程序。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另外一个问题。比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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