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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论我国民事起诉状的功能转型与内容再造
【英文标题】 On the Functional Transit and Content Reformation of China,s Civil Complaint
【作者】 纪格非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分类】 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起诉状;诉答程序;争点整理
【英文关键词】 civil complaint; claim and counterclaim procedure; dispute sort-out
【文献标识码】 A D01:10.3969/j.issn.1001-2397.2013.06.11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6
【页码】 132
【摘要】 起诉状的程序功能和内容是由诉讼的构造、诉答程序的功能、诉讼标的理论、判决效力制度、司法的经济性问题等共同决定的。我国起诉状的功能转型与内容再造应当与审前程序设置的整体目标相一致,同时兼顾我国的具体情况。应当弱化起诉状对于法院司法管理的辅助功能,减轻原告的法律论证负担,强化起诉状特定案件事实,促进争点整理方面的程序性作用;同时应当增强起诉状在内容方面的弹性,完善起诉状修改的程序。
【英文摘要】 The procedural function and content of civil complaint are jointly determined by the structure of litigation, the function of claim and counterclaim, the theory of litigation object, the validity of judgment and judicial economy. The functional transit and content reformation of China's civil complaint shall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ll-round goal of arranging pre-trial procedure and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China. The supplementary function of civil complaint to judicial management in court shall be weakened to alleviate plaintiff's burden of proof, while the specific disputed facts in civil complaint shall be emphasized to facilitate the sort-out of disputed facts. Meanwhile, the content flexibility of civil complaint shall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amendment procedure be improv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1702    
  
  起诉状作为开启司法程序的钥匙,其功能的界定与内容的设计,一直备受关注。{1}比较法的研究成果已经显不,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起诉状在内容与形式方面的要求有很大的变化。其原因很难简单归结为立法的进步或倒退。笔者认为,起诉状作为诉答程序最为重要的法律文书,它的内容仅是其承载的程序功能在诉讼上的“投影”,而起诉状的程序功能又是由诉讼的构造、诉答程序的功能、诉讼标的及判决效力制度等多方共同决定的。因此笔者将首先分析影响起诉状的功能与内容的外部因素,探讨对起诉状内容的不同的立法要求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起诉状功能的定位与内容的设计提出建议。
  一、民事起诉状功能与内容的决定因素
  (一)民事诉讼程序的结构与传统起诉状之“事实细节”提供功能
  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民事诉讼程序的结构大体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英美法系为代表的“审前”程序与“审理”程序二元分立型的诉讼结构,另外一种是以大陆法系国家为代表的没有严格的“审前”与“审理”程序区分的一元型诉讼结构。前者强调通过审前程序确定审理对象,准备证据,并通过连续的集中审理而审结案件;后者则是采取边准备边审理的模式,对争点的整理、证据的准备、案件的审理活动是交替进行的,没有鲜明的界限划分。在不同的审理结构的下,起诉状担负的程序功能必然存在差异。二元分立型的诉讼程序有独立于审理程序的争点形成阶段。传统的争点形成通过诉答程序完成,在该程序中当事人以交换起诉状和答辩状的方法确定审理对象,它不仅在结构划分上完全独立于审理程序,而且具有明确的程序功能——形成争点。
  英国的诉答程序起源于诺曼征服以后,在当时的英国,陪审制已经确立并由陪审团单独负责认定事实。所以必须通过审前程序形成明确的审理对象,为陪审团的审理做准备。当时的诉答程序即担负着形成审理对象的使命,原告提交起诉状后,被告必须肯定、否定或提出新的争议的方法予以回应,原告再对被告的答辩予以回应……直至双方在案件某一个具体问题上形成对立的观点,此时法官将宣布案件已经形成争点“at issue”,并就当事人的争点制作书面文件{2},提交陪审团审理[1]。由于担负着形成审理对象的明确任务,所以普通法诉答对起诉状的内容有着严格的要求。这种要求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即充分(sufficiency)和明确(certainty)。“充分”意味着支持当事人诉讼主张的所有事实都应被详尽陈述,而不能有所遗漏[2]。“明确”意味着当事人应该以准确的方式陈述其主张的案件事实,使审理者无需使用推断的方法获得对事实的认识。为了确保充分与明确,起诉状对于当事人的名称、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具体情况、要求救济的方法、数额的描述都必须清楚、具体。比如,如果原告认为被告使属于原告所有的马负载过重,原告仅在起诉状中主张“负载过重”是无法满足明确性的要求的,原告必须对具体的负载重量做出说明。再比如,如果原告在起诉状中对于财产赔偿的数额及计算方法没有做出明确的主张,被告提出异议的,原告的主张将不能获得法院的支持[3]。同时,正是因为普通法诉答对诉状的明确性有严格的要求,所以当事人如果在诉状中提出猜测性的请求或替代性的请求或合并请求、合并当事人,都会被以内容不明确为由,不被允许[4]。
  由上可见,由于普通法诉答的主要功能在于明确争点,加之当时令状的形式化要求使得当事人对事实的描述必须符合某一种特定类型的案件的特征,以将该事实纳入法院的管辖范围,所以普通法诉答对起诉状的内容和形式的要求都极其严格。这一方面增加了起诉状书写的难度,造成了程序的复杂和规则的混乱。当事人和律师为了避免起诉不符合要求,往往不遗余力地阐述事实的细节,从而使诉状陷于冗长与繁复,极大消耗了司法资源,也同时增加了整理争点的难度。为了使争点明确,原被告之间往往需要进行多轮的请求、答辩、再请求、再答辩的过程。这样,以提高案件审理效率为目的的普通法诉答,却在诉答程序中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这一点曾为著名的法学家边沁批评,认为导致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程序的设计者没有将实现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作为立法的目标,而是将统治者连同极少数受宠者的幸福,当作自己追求的惟一目的[5]。
  即便在1870年代,普通法诉答由于繁复的规则而为法典诉答取代,英美法诉答程序的功能定位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848年新的诉答规则在美国通过《菲德尔法典》确立。法典诉答致力于促进更加清楚统一的诉答规则,避免诉讼的突袭。原告在诉状中仅需提供“形成诉讼原因的事实”,而非“法律结论或证据事实”,起诉状内容应该“简明扼要”[6]。但是,法典诉答并没有放弃对当事人的提供事实细节方面的要求,仍然要求提出足以支持诉因的全部事实,并且达到使对方足以进行准备的程度,只不过这种要求不再具有形式化的特征。比如,在英国民事诉讼中,如果原告主张被告诽谤,则应当在诉状中详细援引被告使用的具体语言[7]。同时,由于不再要求原告在起诉状中就事实的法律性质做出判断,起诉状书写的技术难度下降。然而,法典诉答并没有改变诉答程序形成争点的基本功能,并以此划分了其与20世纪在美国形成的新的诉答形式——通知诉答的界限。
  大陆法系国家并没有英美法意义上真正的诉答程序,其传统的审前程序也没有形成争点的功能,因此传统民事诉讼制度对起诉状的要求多集中于形式方面,而非事实细节的提供方面。在古罗马民事诉讼程序发展的早期阶段,程序各个环节功能的划分尚不明确,这就决定了“起诉”在民事诉讼中承担的功能比较单一,其主要作用在于确定司法机关对案件进行审理的权限并决定纠纷审理的样式。诉讼开始时被告与原告同时到庭,当即提起诉讼并做出答辩。司法人员往往根据原告的起诉,决定案件是否可以受理,以及应该适用何种程序审理。在古罗马的法定诉讼阶段,程序的形式主义特征显著,当事人必须以法定用语陈述其请求,用语错误不得更正或重复。司法人员会根据原告请求的内容,分别适用“金钱决讼”、“指定推事”、“请求返还”、“拘禁式”和“扣押式”诉讼程序[8]。在不同的审理程序中,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司法人员的审理步骤和裁判的方法均必须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不得有所改变。可见法定诉讼阶段的诉答没有通知对方当事人应诉或使其对诉讼有所准备的功能,它仅是法院用于选择审理程序的步骤,除此之外,起诉对诉讼程序的实质影响力有限。
  古罗马的形式诉答对中世纪欧洲各国的司法制度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德国中世纪法院的诉讼也采取严格的形式主义,原告起诉无需书面引用法条,而仅需以简单的口头声明而为之。但是诉讼两造都必须遵守特定的方式与法院习语,否则将可能招致败诉的后果[9]。
  中世纪以后大陆法系国家对于书面的诉答程序也不重视。陪审制的缺席使得争点的界定变得很不重要。在大陆法系诉答是以口头为原则的。大陆法系也要求当事人提供某种书面陈述。一般原告被要求陈述他的请求的性质和基础,比如德国法要求原告必须列出证人名单和证据。法律一般要求原被告书面诉答,但是这是选择性而非必经的程序。真正的诉答是当事人在开庭时当庭的结论性主张。这些主张可能会被要求记录为文字,但是仅仅是为了记录的需要而已。在这样的制度下,诉答的形式要求是没有意义的。这也正是大陆法系的法官很少在诉答程序中做出裁定的原因。
  大陆法系各国不注重起诉状之事实细节提供功能的局面直至近现代方有转变,出于提高诉讼效率的考虑,大陆法系各国纷纷通过审前准备程序的构建,设置专门的争点整理环节,以期促进案件审理的集中化。在此基础上,起诉状在促进整理争点方面的作用才得到重视。立法者要求原告在起诉状中提供更多的细节,以便于被告对案件进行准备并服务于审前程序的争点的整理功能。对此,笔者将在后文中具体阐述。
  总之,在没有通过审前程序形成争点的压力的诉讼制度中,立法便没有必要对起诉状的“事实细节”提供功能作出硬性的要求,只有在具有独立的审前程序,并使审前程序担负争点整理功能的诉讼制度中,才会要求原告于起诉状中详细提供事实的细节。
  (二)不同的诉讼标的及判决效力理论与起诉状的“法律论证”功能
  1.大陆法系
  诉讼标的作为大陆法系诉讼法理论的重要内容,自德国法学家赫尔维希第一个将其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加以区别后,其涵义一直处于争议状态[10]。然而,“诉讼标的=法院审判权作用的范围=既判力的范围”却一直是大陆法系学界普遍认可的理论公式。在这些国家,民事起诉状的主要功能是界定作为法院审理对象的诉讼标的,并进而决定既判力的作用范围。因此各国均于立法上要求原告在起诉状中明确本案的诉讼标的。诉讼标的对于起诉状功能与内容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决定了事实陈述的“法律性”。尽管关于诉讼标的的理论纷争不断,然而多数学者认为诉讼标的的界定涉及到案件事实与诉讼请求两个层面的问题。实务中关于诉讼标的的通常理解认为,诉讼标的构成要素之“案件事实”应为法律事实而非自然生活之事实。同时大陆法系规范出发型的法律推理结构也强化了“案件事实”的法律性。所以原告应于起诉状中陈述经过法律评价的事实,而非自然生活事实。在事实陈述的方法方面,大陆法系提供了两种模式,其一为德国模式,原告在起诉状中直接陈述经过法律评价的法律事实,无需单独陈述得出事实结论的法律理由;另一模式则为法国的自然事实与法律评价分列模式。法国《民事诉讼法》要求原告对支持其诉讼主张的各项理由做出“完整的说明”。支持主张的理由既包括事实上的理由,也包括法律理由[11]。所以原告需于诉状中首先陈述支持其诉讼请求的社会生活事实,再以法律规定评价这些事实,并得出法律结论。以法国巴黎大审法院审理的一件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为例,在该案的起诉状中,原告在提出诉讼请求后,首先按照自然事件的发生过程陈述了其与被告RP公司发生的人格权侵权纠纷的事件全貌。接着,在起诉状的“争议焦点”部分,原告从法律责任的构成与损害程度两个角度论证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理由,其中前者主要包括被告RP公司的过错,原告的损害以及因果关系三方面。由于文章篇幅所限,笔者在此仅节选原告关于RP公司存在过错的理由的论证,以说明法国民事起诉状在法律论证方面的特征与方法:
  争议焦点
  A.关于RP公司对节目的播出及剪辑的相关责任
  1.关于RP公司的过错
  V -《民法典》第1382条规定:“因过错的行为导致对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对其进行赔偿。”
  在此案中,认为JCE先生参与的《讨论》节目是为了《被追捕的名人:受害者还是授意者?》的主题。
  请求人是冲动和暴力行为的受害者,一个希望用对摄像作品表达对《人物》媒体的记者不满的受邀人。这种短暂地暂停了辩论的袭击行为,被摄影平台上的工作人员拍摄下来,放入了剪辑的最终版本,并且被作为节目的广告。通过这种行为,RP公司,《讨论》节目的制作人构成过错。这种单纯为了收视率而忽视请求人的名誉的播出行为构成重大过错。在JCE先生通过其顾问表达过对相关画面播出的反对之后依然进行播出,这种行为更应受到谴责。
  因此,可以确认,为了吸引观众,RP公司选择过错行为,并且对JCE先生造成损害。
  因此,法院应当判定RP公司的行为构成过错{3}。
  显然,法国的当事人应当于起诉状中对自然事件进行法律的梳理与评价,在这方面德国法与法国法并没有本质区别,但是单独陈述法律理由显然对于原告的法律论证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之,规范出发型的推理结构决定了原告欲获得法律上之权利救济,就必须使其事实主张符合法律对某种类型的事实的抽象描述。这些为法律类型化的事实即要件事实[12]。对于自然事实进行梳理与评价的内容与角度取决于法律规范对于某要件事实构成要素之规定。
  第二,原告在起诉状中界定的诉讼请求(亦称为请求的旨趣)限定了司法机关做出判决的类型以及审判权作用的量的范围。按照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法理论,判决必须与起诉相适应,并且被起诉确定了种类和范围[11]644。原告提起给付之诉,法院应为给付判决,原告提起确认之诉,法院应为确认判决。总之,起诉的类型与判决的类型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法院只能在原告主张的诉的类型和范围内做出判决。而且,法院对被告履行义务的要求不能超出原告请求的给付额度。
  第三,起诉状内容之变更受到严格的控制。诉讼标的决定了法院的审理范围,进而决定了既判力的范围。由此可知,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提出的请求,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活动中具有贯穿始终的统摄效果。因此,为了维护诉讼程序的安定,大陆法系传统的民事诉讼制度一般不允许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进行诉之变更,因此使得起诉状对于原告而言,具有极强的拘束力。德国普通法曾长期恪守禁止诉的变更的原则,直至1877年《民事诉讼法》亦原则上规定:非经被告同意,原告不得变更诉。但是,以例外的形式对允许变更的情形加以规定[13]。日本1890年的《民事诉讼法》亦采取诉之变更禁止原则,在第一审中原告须经被告同意始得为诉之变更,在第二审则绝对不许为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近代,迫于扩大诉讼解决纠纷功能的压力,避免当事人就一个纠纷被迫另行诉讼所带来的诉讼成本提高,减少因法院重复审理而浪费司法资源,大陆法系国家才逐步放宽诉之变更的条件[14]。
  2.英美法系
  与大陆法系国家不同,英美法系国家在理论及立法上均没有诉讼标的的概念。事实出发型的法律推理结构决定了日耳曼诉讼制度的目的在于恢复正义与和平的秩序。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取决于当事人对于事实的描述是否符合经先例确定的典型的事实形态,而非当事人是否拥有由法律规定的实体权利[15]。由此决定了英美法的民事诉状重视的是对事实的细节特征的描述,而非对其进行法律性质的分析。虽然在普通法诉答阶段,英美法系国家也曾普遍要求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事实的法律结论,但是这种要求的动因源于当时令状制度的形式主义特征,而非源于法律出发型的法律推理结构。所以当令状制度废除后,英美法对起诉状“应当陈述事实的法律结论”的要求随即匿迹。
  英美法的判决效力理论同样强化了其民事起诉状法律论证的上述特征。在英美法系国家,涉及判决效力的问题主要由直接禁反言(direct estoppel)和有间接禁反言(collateral estoppel)规则调整。其中直接禁反言类似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既判力理论,即在有管辖权的法院对当事人争议的对象做出最终的裁判后,同一诉讼的当事人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就同一事实提起诉讼[16]。《第二次判决重述》中以“交易”理论为基础,判断前后诉讼的争议对象是否相同。所谓“交易”是由一系列的事实群构成的,这些事实群通常在起因、时间、地点、动机方面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因此形成了一个便于法院审理的诉讼整体[17]。对于“交易”同一性的判断主要依据的是事实本身的特征及事件之间的关联程度,至于当事人以何种法律理论解释这些事实则并不重要。
  与大陆法系的情况不同,英美法系国家普遍认为除了判决书主文以外,判决对于争点事实的认定,也具有制度上的拘束力。按照其理论与判例,当某一争点或法律已经实际审理并被终局性的或有效的判决所确定,且该确定对于判决而言是必要的,该争定在接下来双方的诉讼中,具有终局性效力,无论是否基于同样的诉求[17]249。从这一规则可见,英美法判决对于事实的作用范围并不取决于当事人在起诉状中提出了哪些事实,而取决于当事人争议了哪些事实,以及哪些事实通过正当的程序被审理过[18]。这样,对于争点效力范围的判断,并非通过阅读起诉状就可以得出结论,而需要通观诉讼的全部过程。
  判决效力制度方面的差异在事实上导致了两大法系国家起诉状对事实的描述的方法、角度以及起诉状对于诉讼程序的统摄程度的差异。英美法国家注重起诉状的事实细节的提供功能,而非法律分析;大陆法系国家传统上更注重起诉状对事实的法律分析,而非事实的细节描述,同时起诉状中的事实陈述对于诉讼程序也具有较强的统摄作用。
  (三)诉答程序功能的变化对起诉状内容的影响
  即使在存在审前程序与审理程序的明确区分的英美法系国家,诉答程序本身的功能的变化也会对起诉状的功能定位与内容设计产生直接的影响。在1938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颁布之前,英国与美国对起诉状内容的要求没有根本的区别。然而在《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颁布后,证据开示程序正式成为美国审前程序的重要环节,它的主要功能之一即为确定当事人之间的争点。这样,争点整理功能从诉答程序中分离出来,由另一专门的程序完成。在此基础上,美国变“法典诉答”为“通知诉答”。《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8条(a)(2)要求原告以“对表明诉辩人有权获得救济的诉讼请求做一个简明的陈述[19]。显然,此规则的起草人 Charles E. Clark欲构建一种“简单、统一”的诉答,并以此扫除传统普通法诉辩中的技术性因素。新规则有意回避了对“事实”的范围的界定,以“通知(notice)”取代之。虽然即使“通知”也无法离开最基本的事实陈述,但是在通知诉答中,原告仅需“通知”对方及法院本案的大体性质,作为基础的情形或事件,并以此区别于其他行为或事件。原告无需在起诉书中为对方提供准备案件需要的事实细节。不仅如此,美国的民事诉讼规则要求原告应当用简洁、明确的方式陈述其主张,感情渲染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它会增加司法人员以及对方当事人阅读的负担。美国有些巡回法院甚至对于起诉状的页数的上限提出具体要求[20]。
  可见,美国通知诉答规则的确立是以审前程序各个环节分工的细化为背景的。《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形成的新的诉讼格局是,通过充分地发现程序和审前会议确定争点,再根据争点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将案件提交陪审团审理。通知诉答的构建者试图降低诉答程序在整体诉讼中的作用,将争点的形成从诉答程序中分离出来,从而为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对起诉状内容要求最低的“通知诉答”规则的确立创造条件。
  与美国的情况不同,英国的民事诉讼程序并没有证据开示阶段,因此诉答程序依然担负着争点整理的功能。英国现行的诉答程序是根据1875年的《司法法》引进的法典诉答规则,它的基本思想是:在诉答中,原告必须以一系列的事实主张——不是用以证明这些事实的证据,也不是由这些事实得出的法律结论——来支持其请求[21]。法典诉答要求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实质性事实(material facts)而非证据性事实或法律结论。哪些事实是实质性的,往往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一般而言证明诉因存在的事实就是实质性的,比如在合同纠纷中,所签合同是否经过蜡封就属于实质性问题,如果原告主张诽谤,则被告所使用的语言是实质性阶[1]94。除了对事实的实质性的要求以外,法典诉答还要求原告的陈述是明确的(certain)和简洁的(concise)。虽然当今英国已经通过民事司法改革大大降低了诉状书写的技术难度,但是仍然要求原告提交的案情陈述书中包括提出请求所依赖的足够的事实细节[22]。英国在诉答的问题上之所以没有与美国保持一致的主要原因在于,英国的民事诉讼程序中,诉答程序仍然担负着确定争点的使命。所以在英国的民事诉讼程序中,原告仍然需要在案情陈述书中主张对证明诉因必要的全部事实。
  由上可见,诉答程序的功能直接决定了起诉状的内容。诉答程序功能越强大,对起诉状的要求就越高。相反,诉答程序的功能越简单,对起诉状内容的要求就越低。
  (四)提高诉讼效率之压力与起诉状内容的“趋同”现象
  1.“趋同”现象
  如前所述,大陆法系国家传统的程序结构中缺乏独立的确定争点的环节,因此对起诉状所陈述的案件事实的具体化程度没有明确的要求。但是在进入20世纪后,源于法院案件审理的压力促进了大陆法系国家审理的集中化趋势。一些国家将明确争点作为审前程序的一项内容,并以此为契机提高了对起诉状事实陈述具体化程度的要求。比如,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对起诉状内容的规定,起诉状除了记载请求的旨趣及原因为必要记载的事项以外,还应记载请求的事实、举证需要的事由以及该事实相关的重要事实和证据[15]147。德国《民事诉讼法》则要求原告在起诉时将请求权清楚地标明到可以具体化的程度,亦即达到可以与其他请求权相区别的程度[10]1688。
  如前所述,在美国,通知诉答取代法典诉答的理论基础是:通过证据开示程序解决技术诉答的问题更加经济。证据开示更有助于筛除没有意义的案件,促进和解。但是实践证明,证据开示程序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它不仅没有筛除没有意义的案件,反而吸引了这些案件。一些本没有胜诉希望的案件的当事人,将自己的诉讼请求建立于主观的猜想的基础上,利用通知诉答的便利性轻易地提起诉讼,然后再利用证据开示程序寻找证据。为了陪审团不受误导,保护被告不被诉讼拖累,保护司法的效率,近年来美国的通知诉答的标准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其标志性的案件是发生在2007年的“Bell Atlantic Corp. v. Twombly 案”。该案涉及消费者提起的反对当地电信运营商垄断行为的集团诉讼。原告主张电信运营商之间存在垄断市场、预谋涨价的内部协议。然而原告并不能指出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协议,而是认为“可以通过被告从事并行商业行为,以及放弃相邻市场有吸引力的商业机会的行为推断出协议的存在”。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该案被告从事并行商业行为的做法可能确实与存在垄断协议有关,但是原告必须有特定的事实支持这一主张,而不仅仅是猜测。在此基础上,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有说服力的”诉答标准。该案审结后两年,联邦最高法院在“Ashcrof v. Iqbal”案中再次重申了这一新的诉答标准。该案原告起诉声称美国中情局在“9`11恐怖袭击后违反宪法规定,实施了一系列基于宗教信仰、种族和同籍的歧视政策,从而使原告的利益受到损害。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原告在本案中没有提出存在任何歧视性政策的具体事实,而是将案件建立在基于现状的推测的基础上,是不符合“有说服力”的诉答标准的[23]。上述两案反映了美国在避免司法拖延压力下对通知诉答标准的反思与调整,体现了其诉答标准“从接近正义”到“关注效率”的转变。美国学界对这一变化褒贬不一,但是相当一部分学者至少支持在复杂的案件或者新类型的案件中,应当适用较高的诉答标准的主张。
  总之,在提高司法效率的压力下,原本不重视起诉状的细节提供作用的大陆法系国家以及实施通知诉答的美国,均对起诉状事实陈述的内容提出了“具体化”的要求。从而使各国在起诉状内容方面,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趋同”的趋势。
  2.“趋同”背后的差异
  然而前述“趋同”的现象并不能使我们就此认为各国对于起诉状内容的规定已经没有本质区别。因为在这一“趋同”现象的背后,隐藏着由于公结构的区别而造成的起诉状功能定位及内容要求方面的本质差异。
  英美法系由于需要通过审前程序形成争点,因此要求起诉状必须全面、具体、明确地记载争议事实。同时为控制庭前准备程序中投入的资源,强调通过提高对起诉状的要求或通过诉答程序筛选、过滤案件,并因此使诉答环节成为当事人对抗的第一个战场。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起诉状在过滤案件方面的作用贯穿于英美诉答程序发展的始终。普通法诉答通过形式主义的规则过滤不属于令状范围内的案件;法典诉答时期如果原告不能在起诉状中提供证实诉因存在的事实,则案件同样会被过滤。按照英国现行《民事诉讼规则》规定,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法官可以排除案情陈述书(striking out statement of case),决定案件无需进入准备程序而告终结:(1)案情陈述书揭示没有提出或防御请求的理由;(2)案情陈述书是滥用法院的程序,或阻碍对程序的公正处置;(3)案情陈述书没有遵循规则,实践裁量或法庭的命令。同时,法律也赋予法官在原告的请求没有胜诉希望时,通过简易程序尽早地处理案件[24]。即使在美国确立通知诉答规则后,法官也仍然可以通过简易判决过滤不存在真实争议的案件,或者要求律师合理检查诉状要点和诉讼动机,以避免原告提起目的不正当的诉讼[25]。总之,由于诉答程序过滤、筛选案件的功能,起诉状在事实陈述的内容上不仅需要具体、明确、充分,而且必须提示该案具有进一步审理的价值与意义,这也恰恰是英美法系国家对起诉状功能定位与内容要求的独特之处。
  而在大陆法系国家,起诉状的主要作用在于特定审理对象,提示攻击重点,而非帮助法官选择适宜进入准备程序的案件。对于起诉状事实陈述详细程度的要求,德国在理论上曾有“实质性理论”与“具体化”理论之争。前者认为原告在起诉状中的事实陈述达到“能够推导出诉讼正当性结论所必需的”事实,而后者则认为,作为诉讼理由,原告只要能够说明产生自己诉讼的法律关系与其他法律关系相区别的特征即可。德国现在通说的理论认为,原告的陈述应当达到说明哪一个事实发生了诉讼系属,并将该请求权明确到可以与其他请求权相区别的程度[10]686。因此,在大陆法系,起诉状事实陈述详细程度的要求远远低于英美法系,诉状中请求原因所发挥的作用并非主张作为请求理由的全部主要事实。诉状中仅需记载足以特定请求的事实即可,并不要求充分、全面的事实陈述[26]。起诉和答辩更像一个为诉讼而进行“预热”的阶段。法官在此阶段很少积极地行使权力,进行干预。
  因此从总体而言,当今的英美法系对于起诉状的要求仍比大陆法系国家更加严格,更具有技术性的特征。对于诉答标准与规则的研究在英美法系学界占有重要位置,相关成果汗牛充栋。然而,英美法国家并不存在我国特有的“起诉难”的问题,纠其原因主要在于对于起诉状内容的“充分性”、“明确性”或“合理化”的要求并非作为法院受理案件的条件,而是作为审前程序中法院排除案件的理由而发挥作用。
  二、我国民事起诉状在功能定位与内容设计方面的问题及原因
  (一)存在的问题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1条的规定,起诉状应当记明下列事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原告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住所、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被告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住所等信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等信息;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从立法方面看,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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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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