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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知识产权》
美国版权法改革方案述评
【作者】 万勇【作者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分类】 著作权法
【中文关键词】 美国版权法;版权制度改革;中国著作权法修改
【英文关键词】 American Copyright Law; reform of Copyright system; the amendment of Chinese Copyright Law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1
【页码】 78
【摘要】

美国现行版权法是前数字时代的产物,尽管经过多次修改,但都只是小修小补,缺乏整体思考,未能反映数字时代特征。版权项目组经过多年研究,公布《版权原则项目:改革方向》,希望对美国版权法进行综合性全面改革。其中有些内容非常具有创新性,例如:复兴版权注册制度、明确公有领域捐赠原则等。鉴于中国已经启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因此研究其相关内容,对于中国的修法工作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英文摘要】

The current American Copyright Law is a product of the pre-digital age. Although it has been revised several times, they are only minor repairs and lack a comprehensive reform. It was released after several years of study that the Copyright Principles Project: Directions for Reform. The Project aims to propose a substantial and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U.S. Copyright law. It is innovative in some ways, especially in the part of reinvigorating Copyright registration and recognizing the public domain dedication principle. Sin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launched its third amendment of the Copyright Law, the Copyright Principles Project may hav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7691    
  
  美国现行《版权法》自1976年通过以后,为了应对新技术、新情况的出现,美国国会进行了多次修订,然而,这些修订都只是针对某些具体问题、局部问题而作的细微修改、技术性调整,没有针对版权法的整体架构作出全面的修改。坦率地说,这种修改缺乏体系性的整体思考,也难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为了从整体上完善美国版权法律制度,版权原则项目组[1]经过多年的研究,公布了其起草的《版权原则项目:改革方向》,提出了改革美国版权法的相关建议。其中一些建议,十分具有创新性。鉴于我国已经启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因此,研究其相关内容,对于我国做好著作权法修法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美国版权法改革的背景与思路
  第一,美国现行版权法是计算机技术出现之前的产物,整体上没有反映数字时代特征。《1976年版权法》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版权改革进程的智力成果。当时,计算机技术处于发展初期,因此起草该部法律时,没有认真考虑如何适用于计算机、数字网络等问题。[2]
  第二,美国现行《版权法》十分冗长,规定过于复杂,又缺乏指导原则。当然,这与美国作为普通法系所具有的特点有关。因为在普通法体系中,成文法典通常被认为仅仅只是用来对判例法所确立的原则加以具体化的辅助手段,相应地,所有具体细节都应在法典中予以规定,因此,版权体系国家的版权法的篇幅通常都很长。[3]不过,美国版权法的篇幅之所以很长(大概有200多页),也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存在特殊的游说机制,以及受那些有个人考虑因素的游说人士的影响,要求在版权法中体现他们的相关诉求,这样进一步导致美国版权法的支离破碎。[4]
  第三,美国现行版权法未能很好地处理相关主体的利益平衡问题。在起草《1976年版权法》的那个时代,受技术条件的限制,版权法对普通个人、非版权产业的影响不是太大,立法者的关注重点主要是如何规制版权产业,没有太多考虑可能与版权作品有关的普通人以及非版权产业实体的利益。因此,在进行相关立法调研、举办听证会时,版权产业的诉求基本上得到了充分表达与体现,而其他群体的利益则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作品的创作与传播变得简便、迅速,普通人作为创作者以及他人作品的使用者也极大地被牵涉到了版权领域。这样,《1976年版权法》在处理版权产业与普通人或非版权产业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上,就出现了严重的失衡与不协调。
  鉴于美国版权法存在以上问题,因此需要对其进行修改。然而,对其作局部调整,不能解决问题,必须从整体上进行体系思考,对其进行全面的、综合性调整。另一方面,美国国会目前面临其它更为紧迫的任务需要处理,例如: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移民制度改革、税收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等,因此在近期内,期待美国国会成立专门委员会,对版权法作出全面修改,可能性不大。较为现实的方案是,类似美国法律协会(American Law Institute)一直以来进行的编写“模范法典”(model code)或“法律重述”的工作,起草一个模范版权法,提供更为简洁、更具体系性、更具规范性的版权法架构。[5]基于以上思考,版权原则项目组提出了以下修改建议。
  二、美国版权法改革内容建议
  (一)复兴版权注册制度
  在美国早期的版权法中,履行手续(在美国版权局注册、在作品复制品上标注版权标记)是获得版权保护的基本要求。不过,由于《伯尔尼公约》釆取的是自动保护原则,美国为了加入该公约,不得不修改法律,取消了履行手续作为获得版权保护的要求。
  美国版权法的这种“无手续”要求给作者带来一些好处:作者不用再担心由于没有注册或者没有标注版权标记而导致其作品进入公有领域。然而,这种“无手续”要求却损害了创作者、后续使用者的利益以及社会福利,因为人们难以确定谁对作品享有权利,以及如何找到权利持有人获得使用许可。“无手续”要求抑制了对作品的再利用,因为难以判断哪些作品是作者关心其版权保护的,哪些不是。[6]事实上;每年产生的绝大多数作品,很少有或完全没有任何商业价值。例如:电子邮件、商业备忘录在创作时,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所谓的版权激励因素,也缺乏作为表达性作品的独立商业价值。人们创作的其它作品,例如博客,尽管也享有版权保护,但是其作者希望没有限制地,或者少于侵权规则所施加的限制来传播它们。上述提到的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都不产生任何经济收益,因此,对其提供持续的版权保护,并不会给其作者带来任何经济利益。版权本身并不会为受保护的作品创造商业需求。在“无手续”要求的版权制度下,商业上“已经死亡”的作品不能被安全地作为“积木”搭建出具有价值的新作品。寻找版权人、获得许可的成本,通常会十分高昂。在这种情况下,版权出现了失衡:其潜在价值为零,只会带来社会成本。[7]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版权原则项目组建议:复兴版权注册制度;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不是恢复以往的手续要求,而是重新建构。以往的手续要求规定,如果不遵守注册程序,将导致作品进入公有领域;现在提出的改革方案是:不遵守注册程序,只影响权利持有人可以享有的权利以及救济措施,从而给再次使用未注册作品的人降低侵权责任风险。[8]具体来说,未注册作品仍可获得版权保护,但是范围仅限于会产生商业损害的完全复制(exact copying)或准完全复制行为;适用的合理使用范围也更宽泛。此外,一些救济措施,例如法定赔偿以及获赔律师费也不适用于未注册作品。[9]
  应提供一定的宽限期,允许那些在该制度建立之前已经存在的作品的作者进注册;在该制度建立以后创作的作品,作者可以在任何时候进行注册,但是其只能在注册以后获得不同于未注册作品的额外保护。注册作品的权利持有人有义务通知注册机构有关其作品的任何最新变动信息,例如版权发生了转让、作者死亡及其法定继承人的身份信息,未能及时提供更新信息的,将导致版权权利人无法享受注册作品的额外保护。[10]
  (二)改革版权局行政职能
  美国版权局自1897年成立以来,在管理和维持有效版权制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其主要职能有:实施版权法,建立和维持版权注册信息、法定许可信息等记录,向国会以及行政部门提供涉及版权事务方面的支持,向公众提供信息服务,为国会图书馆保存和提供作者提交的样书,与国内和国际的版权机构开展合作。[11]中小学减的负已经加到家长身上了
  1.从负责版权注册转为负责批准第三方从事版权注册
  尽管版权局在实施上述职能方面,运行良好。然而,在过去20年里,与版权法有关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尤其是技术发生了重要革新,使得复制和传播作品变得非常便利。几乎每一个与版权有关的产业部门都处在深刻的变化之中,版权生态系统中的所有主体——作者、出版商、发行商、使用者、消费者以及其他主体——都受到影响。这些主体中的大部分都希望版权局能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以及信息。由于版权局人员有限,无法满足海量需求,因此,版权原则项目组建议:版权局应转变职能,由现在唯一负责版权注册事宜的机构,转变成批准和监督由第三方负责注册事宜的机构。[12]
  具体而言,借鉴网络域名注册制度,版权局负责制定版权注册机构准入标准,包括技术标准、信息透明度标准等;无论是公共机构还是私人组织,只要符合版权局制定的相关标准,经版权局审核通过,即可从事版权注册业务。这些机构获准成立后,要确保注册信息在各机构之间互联互通,方便公众查询;版权局对它们的运行进行监督。由于有多家机构能从事注册业务,因此它们之间会展开竞争,从而使得注册费用保持在合理水平,也能为公众提供优质服务。[13]
  2.新增处理小额版权侵权纠纷职能
  依据现行的美国版权法规定,版权权利人要起诉侵权人,应当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如果版权权利人主张的损害赔偿额比较低,而进行诉讼需要花费的律师费并不低,因此导致个人或小公司几乎难以通过诉讼方式维护其权利。允许版权局处理小额版权侵权纠纷(即标的额低于一定数额的版权侵权纠纷),将为个人或小公司提供便利;而且版权局处理纠纷,仅釆用书面审理方式,不进行听证、调查,这样审理速度较快,而且也不会占用版权局太多的人力资源。[14]
  3.就“合理使用”原则提供指导意见
  版权项目组建议:鉴于“合理使用”原则十分复杂,范围又不确定,因此,版权局应当发展出某种机制,以便向公众提供适用的指导意见。至于具体形式,可以是“意见书”、“指导意见”等。[15]
  4.新设首席经济学家与首席技术专家职位
  版权项目组建议:版权局应当新设两个职位,招聘一名首席经济学家以及一名首席技术专家,负责对版权法的实施效果进行经济分析,以及研究版权法律与政策的变化对技术发展的影响。原因是以往的版权法规与政策的制定和修改,主要是律师、国会议员以及相关利益集团谈判的结果,缺乏经济专家以及技术专家的建议。然而,在美国,版权是重要的社会福利工具,其本质上具有深刻的经济烙印,因此需要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建立良好的平衡;此外,版权规则能否在现实世界良好运作,直接受技术环境的影响。因此,理解经济与技术对于版权局的政策制定职能具有重要意义。[16]
  (三)改革专有权
  要确定版权权利人在美国版权法下所享有的专有权的范围,不仅需要考察授权条款的内容,也要考察对这些权利所施加的限制的范围。最初,美国版权法授予作者享有印刷、重印、出版以及销售的专有权,而对这些权利没有规定任何成文法上的限制。随着时代的发展,版权权利人所享有的专有权利的范围扩展到包括控制演绎作品的权利,后来又扩展到包括控制公开表演、公开展示作品的权利。[17]
  随着专有权利的扩展,也需要对这些权利施加一定的限制。合理使用原则首先是由法院创造,后来通过法典化的方式被确立在美国《法典》第17编(即美国《版权法》)107条之中。[18]然而,目前的情况是,大多数版权权利人对大量的未经授权使用其作品的行为,持容忍态度,因为专有权利、合理使用的范围存在不确定性,以及诉讼成本高昂,导致权利人不愿提起诉讼。但另一方面,现行的法律架构又给那些激进的版权权利人提出高额索赔的可能性。这将迫使那些善意使用者或者后续创作者不得不抗辩其使用属于合理使用范围;由于判断是否构成合理使用存在不确定性,这可能令某些使用者不敢从事可能并不构成侵权的行为。[19]
  1.确定专有权的范围时,考虑商业损害因素
  根据现行版权法的规定,如果未经版权人许可,又缺乏“合理使用”等抗辩理由,而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即构成“直接侵权”。[20]因此,要认定侵权,版权权利人并不需要证明使用行为具有商业性质。版权原则项目组建议:在确定专有权的范围时,考虑商业损害的因素。为此,提出两个修改方案。方案一:区分对作品的全部或几乎全部内容的使用行为与只使用作品的一部分内容的行为,因为从可能性上来看,这两种类型的使用行为对版权人的利益造成商业损害的可能性大小不一样,而且使用者的行为具有社会创造效果的可能性大小也不一样。方案二:重构专有权的定义,将商业发行或商业传播作为专有权的构成要件之一。[21]
  根据方案一,如果被告并没有使用某一作品的全部或几乎全部内容,在判定侵权时,版权权利人有义务证明被告的使用造成或可能造成商业损害。需要注意的是,被告进行商业使用,不能作为对版权权利人构成商业损害的替代证明,因为,并非所有的商业使用都必然造成商业损害。此外,版权权利人仅仅存在希望向被告就其使用行为收取许可费的愿望,并不足以证明存在商业损害。[22]
  根据方案二,复制权将被重新定义为:为向公众商业发行而复制版权作品的权利;其它专有权也相应地进行重构。这将改变目前版权法默认的原则:即版权权利人有权控制作品的任何复制、演绎、发行、公开表演、展示行为。支持这一变化的正当性理由在于:将版权视为是为创作作品提供经济激励的一种手段。由于授予版权的基础目的是将对作品进行商业利用获取收益权保留给版权权利人,因此版权权利的范围就只应涵盖商业利用行为,而不应涵盖为私人使用或其它类型的不会给版权权利人造成商业损害的使用而进行的复制、传播等行为。[23]
  2.引入“向公众传播权”
  依据现行美国版权法的规定,不同类型的传播行为分别由公开表演权、公开展示权、发行权、复制权来控制,显得十分分散,且不具体系性。从简化法律以及促进法律协调的角度,版权项目组建议:引入“向公众传播权”的概念——即通过传输将作品向公众传播,使接收传输的公众中的成员能够感知或复制该作品的专有权;“向公众传播权”涵盖将作品向在不同地方或不同时间出现的公众中的不同成员传输的行为。同时,将向公众传播权与在公开/半公开场所进行表演的权利相区分。也就是说,“向公众传播权”涵盖远距离传播行为;“公开表演权”涵盖在传播发生地进行的表演行为。[24]
  3.在判定侵犯复制权时釆用更一致的标准
  美国法院在分析复制权侵权问题时,发展出了多种判定方法,但这些方法的一个共同之处是寻找被告作品与原告作品之间是否“在表达上存在实质性相似”。一些法院使用了汉德法官提出的“层层抽象概括检验法”[25]:将原告与被告的作品分别进行逐层抽象的概括,然后考察二者之间的相似究竟是在思想层面还是表达层面。然而,没有人能够确定思想与表达之间的界限,因此釆取这种侵权判定方法,很可能沦为“思想”和“表达”的概念区分游戏。[26]
  有一些法院认为:由于版权法只保护独创性表达,因此判断原被告作品是否实质性相似,应当将原告作品中没有创作性的表达“过滤”掉,而只比较原告作品中的独创性表达与被告作品的相应表达。基于这一考虑,一些法院适用“抽象一过滤一比较检验法”。[27]尽管该方法表面上给出了“实质性相似”的统一判断方法,但它并没有让“实质性相似”的判断规则真正明晰清朗。[28]
  还有一些法院则拒绝对原被告作品之间的相似与不同进行仔细分析,它们认为,应根据一个“普通观察者”对这两部作品是否相似的整体印象或者是“整体概念和感觉”进行判断。[29]
  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希望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即首先对两部作品是否相似进行“外在分析”,随后进行更具主观色彩的“内在分析”。[30]但是,这种方法难以操作,且具有不确定性。
  鉴于美国法院在判断侵犯复制权的问题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版权项目组建议:应当发展出一种更具预测性、一致性的侵权分析框架;如果法院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其它机构,例如美国法律协会应当在此方面作出努力。[31]
  (四)改革“避风港规则”
  “避风港规则”是由《数字千年版权法》创立,后被纳入到美国《法典》第17编第512条中。设立“避风港规则”目的是为了:(1)保护服务提供商,以免其因用户的行为而承担过分的侵权责任;(2)鼓励服务提供商主动釆取措施减少侵权行为。为了达到上述两个目的,美国国会规定了四种“避风港规则”类型,鼓励服务提供商釆取措施,例如积极回应删除通知,作为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交换条件。[32]会让它误以为那是爱情
  自《数字千年版权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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