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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环球法律评论》
人权法对国际民事管辖权的影响
【副标题】 基于《欧洲人权公约》第6(1)条之适用【作者】 黄志慧
【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分类】 国际争端的解决
【中文关键词】 国际民事管辖权;《欧洲人权公约》第6(1)条;公正审判权;诉诸司法权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1
【页码】 160
【摘要】 在人权法规范与国际私法规范日益融合的趋势下,以《欧洲人权公约》为代表的人权法规范亦可介入缔约方的国际民事管辖权问题。《欧洲人权公约》第6(1)条在规范意义上包含了公正审判权与诉诸司法权。对相关司法实践的考察表明,缔约方国内法院在决定其是否对涉外民事案件行使管辖权的过程中,必须依据《欧洲人权公约》第6(1)条规定的人权进行考量。基于多方面原因,《欧洲人权公约》第6(1)条对缔约方国内法院的国际民事管辖权的影响仍较为有限。在《欧洲人权公约》第6(1)条介入缔约方国内法院国际民事管辖权问题上,有必要明确“布鲁塞尔体系”与公约第6(1)条的关系问题、公约第6(1)条介入缔约方国内法院国际民事管辖权的界限问题,以及公约第6(1)条下诉诸司法权与公正审判权的平衡问题。
【英文摘要】 With the increasing integration between human rights law and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human rights law,as represented by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ECHR),may also have an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civil jurisdiction. In a normative sense, Article 6 ( 1)of ECHR provides for the right to fair trial and the right to access to justice.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evant judicial practice indicates that domestic courts of contracting states of ECHR must consider the human right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6(1)of ECHR in deciding whether or not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foreign-related civil cases. For many reasons,the impact of human rights law on international civil jurisdiction of domestic courts of contracting states of ECHR is still limited. With respect to the issue of inter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civil jurisdiction on the basis of Article 6(1)of ECHR,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russels system and Article 6(1)of ECHR,specify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such intervention is allowed,and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right to access to justice stipulate in Article 6(1)of ECHR and the right to fair trial.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1513    
  
  在国际私法案件中,国际民事管辖权的确定是当事人及法院展开国际民事诉讼程序的前提。正确解决国际民事管辖权问题,既有助于当事人诉讼的进行和法院审判活动的展开,也有利于判决的域外承认与执行。在一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行使问题上,国际法也可能会对之进行制约,其可能包括两种情形:其一,作为广受认可的豁免规则通常会限制一国针对国际私法案件行使管辖权;其二,渊源于国际习惯法的拒绝司法原则(doctrine ofdenial of justice)会限制一国拒绝针对国际私法案件行使管辖权。除此之外,国际法一般不会对一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行使施加影响。[1]
  伴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私法的实体化趋向,以《欧洲人权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为代表的人权法规范可适用于国际私法案件的观点得到普遍认可。人权法规范尤其是《公约》对国际私法的影响问题,早已为国外学者所关注。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学术界关注了《公约》第6条第1款(以下简称“第6(1)条”)对一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介入问题。[2]由此产生的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人权法会否对一国国际民事管辖权问题产生影响?如果会,则人权法介入一国国际民事管辖权问题的界限何在?上述问题直接关系到一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确定以及当事人诉权的保障,亟需国际私法学者予以回答。因此,以《公约》第6(1)条的适用为据,考察人权法对一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影响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有鉴于此,本文在明确《公约》第6(1)条之规范意义的基础上,以该条之规定介入一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司法实践为研究对象,深入考察人权法对一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影响问题。
  一 《公约》第6(1)条的规范意义
  就文义解释而言,《公约》第6(1)条仅规定了当事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right tofair trial)。但依据欧洲人权法院适用《公约》第6(1)条的实践,公正审判权也被发展出诉诸法院之权利(right of access to court)这一意义。[3]因此,从规范意义上说,《公约》第6(1)条不仅包括当事人在程序法上享有的公正审判权,也涵盖了当事人获得司法救济之诉诸司法权。
  (一)公正审判权
  《公约》第6(1)条明确规定了“公正审判权”,即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在一段合理期限内由法律设立的一个独立和公正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之审判。依据欧洲人权法院的解释,公正审判权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权利构成。概言之,其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在司法组织的合法性和独立性方面,裁判当事人权利与义务的法院应是依法设立且独立于行政机关。对于何为依法设立之法院,欧洲人权法院原则上留待《公约》缔约方国内法院依据国内法进行解释。同时,鉴于法院的本质是裁决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故法院作出的判决不能由任何非司法机关进行修改。[4]而且,法院的裁判应是独立作出而不受行政机关的影响。[5]
  第二,在司法程序的公正性方面,应当确保当事人能够有效参与诉讼程序,并充分行使抗辩权,从而使自己提出的意见和证据有机会为法院所采纳。而目,法院审理案件的期限必须合理,这种合理性应该根据案件情况进行综合判断。[6]此外,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判决的作出,也必须符合公开性要求。[7]
  以上可见,欧洲人权法院对《公约》第6(1)条中公正审判权的解释,主要涉及诉讼中当事人程序性公正权利的保障问题。从功能上说,公正审判权贯穿了诉讼程序的全过程,也是实现案件实体裁判公正性的重要保障。特别是,在不同主体对案件实体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常常存在不同认识之情况下,公正审判权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惟其如此,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公正审判权已成为一项基本人权而得到各国广泛认可和保障。[8]
  (二)诉诸司法权
  诉诸司法权并未明文规定于《公约》第6(1)条,而是由欧洲人权法院在Golder v. theUnited Kingdom案中发展出来的。在该案中,欧洲人权法院首次明确指出,诉诸司法权应属于公正审判权的组成部分。[9]
  通常而言,诉诸司法权是指当事人诉诸法院及获得相关法律服务,尤其是获得律师代理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10]除了确保当事人享有的诉诸法院之权利,从宏观层面上说,诉诸司法权还要求一国对其法律体系和司法体制进行改革,以建立公正、清晰和非歧视的法律制度以及独立.、公正和高效的法院体系。此外,诉诸司法权还要求一国加强公共教育和信息服务,以及强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运用,以便弱者能够平等受到法院保护。从诉诸司法权的功能看,其主要用以解决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困难,特别是化解弱势群体在诉权行使上的障碍。正因如此,在弱势当事人面临复杂诉讼的情形下,法院地国家通常承担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
  与前述公正审判权相同的是,诉诸司法权并不确保特定案件中当事人的任何实体权利义务。而且,依据欧洲人权法院的解释,当事人依据《公约》第6(1)条所享有的诉诸司法权并不是绝对的,应受到目的之合法性及比例原则的限制。[11]
  二 公正审判权对国际民事管辖权的影响
  从《公约》第6(1)条规定的公正审判权之适用来看,主要涉及在国际民事管辖权的确定过程中,缔约方国内法院对当事人依据公约所享有的公正审判权是否受到侵害之问题进行审查,并由此展现公正审判权对一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影响。由实践观之,其主要涉及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缔约方国内法院依据先系属优先原则(principle of lis alibi pendens ),中止在本国的诉讼并将案件移送外国,但外国诉讼程序存在拖延而导致当事人难以在合理期间获得裁判,此时缔约方是否违反公正审判权。
  依据2001年《布鲁塞尔条例Ⅰ》第27、28条(《布鲁塞尔公约》第21、22条)之规定,后受理案件的成员国法院为确保首先受理案件成员国法院的管辖权,应当中止诉讼或拒绝行使管辖,并将案件移送首先受理案件的成员国法院。但是,实践中该规定会诱使一方当事人为获得一个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法院(但事实上并非是最适当的法院)而有意拖延诉讼,即所谓“策略性操控”(strategic maneuvering)现象。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首先受理案件的成员国法院存在诉讼拖延,则后受理案件的成员国法院依据先系属优先原则移送案件的做法会否损害当事人依据公约第6(1)条享有的公正审判权?
  对于该问题,欧洲法院在Erich Gasser GMBH v. Misat SRL案(以下简称“Gasser案”)中予以了回答。[12]该案中,奥地利法院请求欧洲法院解释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当首先受理案件的意大利法院的诉讼程序耗费不合理期限,《布鲁塞尔公约》第21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例外,而允许意大利法院将案件移送后受理案件的奥地利法院进行管辖。
  在意大利法院受理案件后长达三年多时间仍未确定管辖权的情况下,欧洲人权法院对该问题作出了回答。尽管欧洲法院认为,依据《布鲁塞尔公约》第21条之规定,首先受案法院在诉讼程序上过分不合理的拖延将会明显与《布鲁塞尔公约》的文义、精神和目的不符,但其仍然主张,基于成员国之间相互信任原则的要求,第二个受理案件的法院在判断首先受案法院是否享有管辖权方面并不处于更佳的地位。[13]为与《公约》第6(1)条之规定相符,对于《布鲁塞尔公约》规定的先系属优先原则是否应存在例外这一问题,欧洲法院则指出,“布鲁塞尔体系”是建立在各国尊重和信任其他国家法律制度和司法机构的基础之上,并通过准许当事人预见享有管辖权的法院而确保法律的确定性,故《布鲁塞尔公约》规定的先系属优先原则不应存在例外。[14]
  事实上,针对“Gasser案”,英国政府在其向欧洲法院提交的意见中认为,严格的先系属优先原则并不适用于该案。其指出,先系属优先原则的解释不应过于僵化,以避免一方当事人滥用该原则而引发“鱼雷诉讼”(torpedo actions)问题。[15]而且,支持对《布鲁塞尔公约》第21条施加例外情形较为有力的论据是,适用先系属优先原则的解释应与《公约》第6(1)条之规定相符,否则案件在意大利法院审理会有违反公正审判权之虞。但上述主张并未得到欧洲法院的采纳。
  客观而言,欧洲法院针对“Gasser案”的解释存在疑问,其实际上为一方当事人利用先系属优先原则操控或拖延诉讼提供了可能。这种做法不仅违反了公约第6(1)条所规定的公正审判权,也可能会侵害奥地利当事人依据公约第6(1)条所享有的诉诸司法权,尤其是在意大利法院的诉讼程序存在过分拖延的情况下。显然,欧洲法院的前述解释为当事人操控诉讼打开了方便之门,并使得公约第6(1)条下的人权法价值屈从于判决的一致性目标。正因如此,欧洲法院在“Gasser案”中的裁判受到学术界的诸多批判。
  学术界对“Gasser案”的批评意见在欧洲法院2005年裁判的Owusu v. Jackson案中得到了些许回应。欧洲法院总法律顾问雷杰(Leger)认为,英国法院依据不方便法院原则向外国移送案件的决定,若导致案件在该外国发生诉讼拖延,则该决定与《公约》第6(1)条之要求不符。[16]因此,为规制一方当事人基于拖延诉讼之目的而提起“鱼雷诉讼”,当首先受案法院的诉讼程序持续一段不合理时间时,应允许第二受理案件的法院依据公约第6(1)条继续进行诉讼。
  但是,欧洲人权委员会处理的Gauthier v. Belgium案(以下简称“Gauthier案”)表明,当案件存在当事人自愿订立的管辖协议时,公约第6(1)条之规定通常不应介入。[17]在“ Gauthier案”中,申请人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请认为,比利时法院拒绝行使管辖权将导致申请人必须在第三国提起诉讼,而该国的诉讼程序违反公约第6(1)条规定之公正审判权。但是,欧洲人权委员会认为,比利时法院拒绝行使管辖权并不是其单方面的决定,而是基于申请人订立的管辖协议。而且,公约第6(1)条以及公约的其他任何条款均不禁止当事人之间自愿订立管辖协议。因此,缔约方在接受公约第6(1)条义务的情况下,并无法律依据阻止当事人之间管辖协议的适用。[18]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为确保协议选择法院条款的效力,2012年修订后的《布鲁塞尔条例Ⅰ 》)赋予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针对案件管辖权行使上的优先性,从而为先系属优先原则的适用设置了一种例外。[19]
  第二,缔约方国内法院运用不方便法院原则中止诉讼,并将案件移送到双方当事人之间难以展开对抗式诉讼的法院,是否违反公正审判权。
  针对该问题,英国法院在Lubbe v. Cape Plc.案(以下简称“Lubbe案”)中率先作出了回答。在“Lubbe案”中,英国作为《公约》缔约方,其国内法院拒绝行使管辖权而向外国移送案件是否违背公约第6(1)条规定的公正审判权这一问题被直接提出。原告认为,鉴于其在南非法院进行诉讼会缺少资金和法律代理人,而难以与被告处于平等地位展开对抗式诉讼,故中止其在英国进行的诉讼而将之移交南非法院受理会侵害其依据公约第6(1)条享有的公正审判权。该意见得到宾汉姆(Bingham)法官的支持,其依据如下:其一,中止在英国法院的诉讼会对原告在南非的诉讼造成不公正的结果,这显然有违公约第6(1)条规定的公正审判权之要求;其二,英国法院对不方便法院原则的运用不能违背公约第6(1)条所保护之基本人权。[20]最终,英国上议院依据人权法之要求,拒绝将案件移送南非法院。
  上述观点在2005年的AC of Zambia v. Meer Care and Desai案(以下简称“Zambia案”)中得到重申。在“Zambia案”中,英国法院针对案件拒绝行使管辖权并中止诉讼主要基于如下两方面的考量:其一,被告在英国不会获得公正审判,因为赞比亚所施加的保释条件将使得被告无法有效参与英国的诉讼程序;其二,在存在管辖权竞合的情况下,鉴于被告宣称其在赞比亚会获得更为公正的审判,出于保护被告享有的公正审判权之考量,英国法院拒绝行使管辖权是适当的。最终,英国法院依据不方便法院原则认为,案件应该从双方当事人的地位出发,而不是仅仅关注一方当事人在英国是否会获得公正审判。[21]“ Zambia案”表明,如果当事人在缔约方国内法院无法有效参与诉讼,该国法院依据公约第6(1)条之规定应拒绝行使管辖权。
  上述分析表明,《公约》缔约方国内法院在决定其是否对案件行使国际民事管辖权时,应审视该决定与公约第6(1)条规定公正审判权的相符性问题。这一过程明确体现了公正审判权对一国国际民事管辖权影响。
  三 诉诸司法权对国际民事管辖权的影响
  如前所述,诉诸司法权要求存在一个法院受理案件并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从诉诸司法权介入一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实践来看,当事人依据《公约》第6(1)条所享有的该权利是否受到侵害之问题成为相关法院考量的焦点。由相关实践观之,存在如下情形需要进一步考察。
  第一,缔约方国内法院以依其法律体系对案件并无管辖基础为由拒绝管辖,是否违反诉诸司法权。
  事实上,在该问题上具有权威性的观点非常之少。英国法官索普(Thorpe)在上诉法院审理的Mark v. Mark案(以下简称“Mark案”)中认为,在缔约方国内管辖权之立法基础并不违背《公约》的前提下,缔约方国内法院有权对其受理案件的条件进行决断。[22]因此,缔约方国内法院对依其法律体系没有管辖基础的案件拒绝管辖,并不会导致违反对《公约》第6(1)条。事实上,公约第6(1)条仅要求受案法院是一个进行公正、公开审判的法院,而不论其是在本国还是外国。针对“Mark案”,尽管英国上议院最终维持了上诉法院的裁判,但其进一步认为,即便法院拒绝管辖的决定存在违反诉诸司法权的情形,也无必要将相应裁判依据建立在1998年《人权法案》(《公约》转化的国内立法)规定的诉诸司法权基础上,因为运用国际私法上的公共政策机制亦可达成与援引人权法规范同样的结果。[23]
  第二,缔约方国内法院依据该国法律体系行使自由裁量权并决定拒绝管辖,是否违反诉诸司法权。
  在Dow Jones & Co Inc v. Yousef Abdul Latif Jameel案中,原告即主张,初审法院运用自由裁量权拒绝对案件行使管辖权之决定,违反了公约第6(1)条规定的诉诸司法权。针对该问题,上诉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并认为,原告在英国法院滥用诉权。原因是,公约第6(1)条所规定的公开、公正的审判,一般要求诉讼与受案法院存在一定联系。在该诉讼与法院并无实质性或真实联系时,一国法院依据其法律体系拒绝行使管辖权并不构成对公约第6(1)条规定的诉诸司法权之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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