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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外法学》
何以合法?
【副标题】 对“二奶继承案”的追问【作者】 何海波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法学院【分类】 继承法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3
【页码】 438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2482    
  司法判决就像一道选择题,标准答案只能有一个,但标准答案是什么却是可争论的。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回答,都需要法律共同体内的公民对它的普遍认可,从而获得合法性(legitima-cy)。在当代司法实践中,司法判决的合法性常常被化约为合法律性(legality )。人们假定,一个符合法律的判决就是合法的判决,是民众将会接受并应当接受的。然而,假定不等于现实,人们对“法律是什么”的分歧常常困扰着司法判决合法性的实现。追寻司法判决的合法性成为法律的一个永恒主题。
  本文不打算做宏大的叙述,而是从一个几年前的案子入手,放在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境中讨论司法判决的合法性。这个案件的基本案情是许多读者熟悉的:四川泸州男子黄永彬临死前立下遗嘱,指定遗产归他情人而不归发妻。由于妻子蒋伦芳实际控制了财产,情人张学英就告到法院。沪州中级法院终审确认,遗嘱因违背了“公序良俗”而无效。[1]该案因贴上“二奶继承案”之类的标签而为媒体一时瞩目,又因司法判决“以德入法”而遭到一些学者激烈批评。现在,围绕该案的争论早已尘埃落定,我们也许可以更理性地审视司法判决及其批评者的得失,反思争议背后司法判决所面临的合法性问题。
  本文讨论的出发点,也正是各方争论的焦点,即黄永彬的遗嘱是否应当无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能随着对案情的探悉[2]或者对法律修改的设想而变化。[3]为便于讨论,我将首先悬置黄永彬与张学英关系的细节(有时也袭用其实很不恰当的“二奶”一词),而把论题概括为:根据现行法律,遗嘱人与第三者婚外同居这一事实,应否导致他把财产赠给第三者的遗嘱无效?从实践技巧而言,这个问题完全可能存在折中的解决方案,例如把它看作一个地方性的问题而允许各地法院自行其是,或者允许“道德骑墙”而让发妻、情人平分财产。[4]但是,从学术讨论而言,追寻一个非此即彼并普遍适用的结论能够使本文设定的合法性论题更加集中,避免论证过程旁逸斜出;同时,它也可能使这一论题获得更加普遍的意义,而不限于就案论案的决断。基于这一考虑,本文排除“地方性判决”或者“道德骑墙”的可能,而宁可把争论推向针尖对麦芒的境地:遗嘱有效抑或无效?
  本文的目的不是为上述问题提供一个正确答案,而是追问司法判决合法性的来源。我将依次检讨法条主义的演绎、价值衡量的方法、法律商谈的视角和法律程序主义对于司法判决合法性的意义。中国学者所熟悉的哈特(H. Hart )、德沃金(R. Dworkin)、哈贝玛斯(J. Haber-mas)等人的理论,代表了从不同角度为司法判决寻求合法性的努力。我的讨论将会旁及这些理论,但我不准备套用这些理论,相反,个案的分析也许正好可以检验这些理论。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讨论过程中,我对于法院的判决理由和对它的各种批评意见都有所批评。无论法官“以德人法”,还是批评者呼吁“远离道德”,在我看来都是建立在法条主义的流沙上,一样地靠不住。在围绕本案法律论争的背后,不同社会价值的根本冲突和社会态度的尖锐对立,才是问题的实质。它引发了司法判决难以避免的合法性难题。
  一、法官的逻辑
  在分析批评者的观点前,先简要介绍一下法院的判决理由。这一判决引人注目、也备受争议的地方,就是它引用了《民法通则》关于公序良俗原则的规定。在中国当今的司法判决中,援引法律原则判决还是不多见的,该案判决因此成为“根据原则判决”的创新之一。但这一创新是否成功呢?
  在法庭上,原告张学英拿着《继承法》,主张根据遗嘱她可以得到财产;发妻蒋伦芳则拿着《民法通则》,要求宣布黄永彬所立遗嘱无效。面对法条之间显而易见的冲突,沪州中院的二审判决书排除了《继承法》在本案中的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7条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此即民法的“公序良俗”原则。作为现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在法律适用上有高于法律具体规则适用之效力。
  判决书隐含了一个全称判断:在法律效力上,“法律原则高于具体规则”。按照这一法律适用的优先规则,找到了《民法通则》的条文,就是找到了正确的法律;公序良俗的大旗举起,《继承法》马上偃息,不再考虑。要考虑的仅仅是违反公序良俗的后果,以及黄永彬的遗嘱是否违反公序良俗。
  判决书承认,“并非一切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都是违反社会公德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但它马上指出:
  违反已从道德要求上升为具体法律禁止性规定所体现的维持现行社会秩序所必需的社会基本道德观念的行为,则必然属于违反社会公德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依法应为无效民事行为。
  请特别注意后半段话。判决书在这里再次运用了一个全称判断:一切违反社会公德的民事行为,都是无效民事行为。只要黄永彬与张学英非法同居被认定为违反社会公德,那么,一切其他的法律规则包括《继承法》规定的遗嘱人的处分权、受遗赠人的受遗赠权,统统不予适用。
  那么,社会公德的内容是什么?黄永彬的遗嘱是否违反社会公德?判决书找出了更具体的条文:《婚姻法》第4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第3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看,这不就是说公序良俗吗?黄永彬的行为难道不是违反公序良俗吗?违反公序良俗的遗赠行为难道不应宣告无效吗?
  沪州中院二审判决最后的结论是:
  黄永彬与上诉人张学英长期非法同居……所立遗嘱违反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法官首先找出了应当适用的法律条文(《民法通则》第7条关于社会公德的规定),并指出它的效力(违反社会公德的民事行为都无效)。然后,结合《婚姻法》,指出婚外同居违反社会公德。最后的结论是,将财产赠与非法同居者的遗嘱无效。上述论证似乎环环相扣,具备逻辑的一切光彩。
  法官也许可以心安理得了:法律条文之间有着确定不移的适用规则,他已经根据这个规则适用了正确的法律条文,他的判决就是从法律条文中推导出来的。法官甚至可以感到骄傲:他找到了他的同行可能不会想到、运用了他的同行可能还不敢运用的法律条文—《民法通则》关于公序良俗的规定。然而,当法官试图克服法律条文(准确地说是《继承法》条文)的不足,而尝试性地引入法律原则(其实只是一个概括性的法律条款),却滑入了法条主义的泥坑。法官似乎相信,法律条文包含着确定的内容,法条之间有着固定的顺序。虽然他们表面上“以德人法”,骨子里还是把法律看成一套由法律条文所表达的封闭自足、客观存在的规则体系,因而法律与道德从根本上仍然可以分离。[5]
  该判决的批评者质问:有了《民法通则》规定的原则,其他法律必然不再适用吗?一旦认为违反“公序良俗”,其行为一概无效吗?即使非法同居违反了公序良俗,遗嘱也是违反公序良俗吗?本文不打算详细分析这些问题。对法院判决的众多批评足以显示,法官所预设的前提是多么的不牢靠,法官所依据的法律适用规则是如此的破绽迭出。虽然如后所析,批评者的批评同样存在问题。
  二、法律适用规则的棘丛
  下面我着重分析批评者所持的理由。我的分析对象是报刊和互联网上的相关文章。虽然这些文章不都是严格的学术论文,也不全出自“法学家”之笔(有一些出自法学研究生),但它们似乎代表了法律界广泛流行的法律推理方法。相关的观点可分为两类:一是从法律推理过程入手,认为法院判决错误地适用了法律;二是从判决后果入手,指责法院“以德入法”。对“以德入法”问题我将在下面部分讨论,这里先分析法律适用问题。
  批评者在法律适用问题上的理由是多种多样的。最典型的论证方式是援引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和《继承法》的相关条文,特别是《继承法》第16条,“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6]结论自然是:黄永彬的遗赠行为于法有据,张学英应该得到遗产不容置疑。可是,面对蒋伦芳所引用的《民法通则》关于公序良俗的规定,以及《婚姻法》关于夫妻相互忠诚、禁止婚外同居的规定,法条之间存在明显冲突。对此,批评者试图证明,《民法通则》和《婚姻法》在本案中不应该适用,法院的错误正是在于错误地适用了《民法通则》和《婚姻法》。
  意见一:《婚姻法》与本案无关
  一些学者认为,本案是继承纠纷而不是婚姻争议,就当适用《继承法》,而不该把《婚姻法》或者别的什么法律也拉进来;否则,“继承案件难道还要适用环保法不成?”[7]无疑,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观点。它建立在这样一个牢固的信念基础上:《继承法》是调整有关继承事项的唯一的、自足的法律,不会再有别的法律跟继承有关。推而广之,一旦立法机关制定了调整某个领域的特别法律,别的法律就被排斥适用(这里可以加一个限定:除非该法的指引性条款指引别的法律)。不过,这一点却很难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法律宣布这样的规则。“一码是一码”、“井水不犯河水”是有条件的,我倒可以举出好多反例来。例如,《继承法》没有对“配偶”下定义,假如张学英称自己与黄永彬以夫妻名义同居5年并生下儿子,因此是黄永彬的配偶,那么很多人恐怕要引用《婚姻法》来驳斥了。
  也许,持前述观点的人反驳说,我把他的观点任意扩大了,无论如何,在本案中《婚姻法》与继承无关,因为非法同居与立遗嘱是两个行为。应当区分两种不同的行为:“偷偷地搞婚外恋是一回事,暗地里下遗嘱、赠遗产又是另一回事”,不能把两个事情扯在一起,用一种行为的合法性去评判另一种行为的合法性。[8]可是,对蒋伦芳而言,这两码事就是关联的:把财产给了情人不给老婆,这怎么能允许呢?《民法通则》要求民事活动尊重社会公德、《婚姻法》要求夫妻互相忠诚和禁止婚外同居的话,难道就白说了?法律不但不制裁婚外同居,竟然还允许丈夫公然把财产往别人家里搬?你可以跟她解释:法律禁止婚外同居,但不是用限制遗产处分权的方式来制裁婚外同居。蒋伦芳也可以继续争辩:“为什么?”我们如果足够尊重辩论对手,在要求她也接受这个结论前,仅仅告诉她非法同居与立遗嘱没有关系,是不够的。
  意见二:法律不问动机
  还有学者提出一个法律适用原则:法律行为不问动机。有论者指责法院“走得太远,管得太宽”,理由是法律只管民事活动,而不管“民事活动的动机”。[9]还有论者说,法院只需审理遗嘱在形式和内容上是否合法有效即可,法院审查了立遗嘱的动机和原因等条件系“多管闲事”。[10]几位学者旁征博引了德国和台湾学者区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见解,遗赠作为法律行为是“不问动机的”。[11]
  但论者也承认,“法律行为不问动机”是有限制的。[12]有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在判断婚外同居期间的赠与(遗赠)行为是否违反公序良俗时,必须结合行为人的动机来判断,看其是否以维系婚外性关系为目的。[13]据此,假如黄永彬将遗产给了另外一个女人,条件是换取她的性服务,遗嘱就应当无效;本案黄永彬的遗赠,是临死前立的,显然不是以维持性关系为目的,因此遗嘱应当有效。这种理论上的区分和事实上的查究,使得其观点显得更加中肯、稳健,也更有可能被接受。
  但是,这一观点首先意味着“法律行为不问动机”存在着例外。例外的存在在法律原则上撕开了一个缺口,法律行为不问动机这一原则就不再那么牢固,本案是否应当成为例外就不是不可争论。其次,这一观点主要是建立在若干国家的经验基础上,其预设的前提是这些国家的法律也应当是中国的法律。对这一点,有研究者指出了德国最高法院立场的前后变化以及驱使这种变化的社会意识的变迁,[14]一些中国学者在法律比较时可能忽略了法律规则的情境性。蒋伦芳完全可以提出异议:我们为什么要照搬这些国家的做法?这些国家的婚姻法是否也规定有“夫妻应当互相忠实”、“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在一、二审中,蒋伦芳都把黄永彬生前与张学英长期非法同居作为主张遗嘱无效的理由。[15]蒋伦芳的异议提醒我们,即使像上面所说的看起来中肯的观点,仍然是武断的。
  意见三:《继承法》是特别法,应当优先适用
  下面两条意见主要是针对《民法通则》的。
  有论者提出,《民法通则》不能适用于本案,本案只能适用《继承法》。理由之一,《继承法》是特别法,《民法通则》是一般法,一般法应当服从特别法。[16]但蒋伦芳可能争辩,《民法通则》作为民事法律领域的基本法,“公序良俗”作为民法的帝王条款,具有涵盖全部民事法律行为的效果。况且,张学英的一些庭外辩护人不也援引《民法通则》吗(虽说是其他条文)?不但如此,“一般法应当服从特别法”这一规则很容易与另一条规则纠缠不清:《继承法》颁布在前,《民法通则》颁布在后,前法应当服从后法。这两条都是公认的法律适用规则,都能在《立法法》中找到依据。[17]面对法律适用规则之间的冲突,在各方达不成一致的情况下,法律适用规则显然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确定的指示。
  意见四:法律原则只有在法律规定不清楚的地方适用
  于是,有人提出一个稍微不同的意见:法律原则只有在法律规定不清楚的地方适用;既然《继承法》已经有了明确规定,就不能再适用《民法通则》关于公序良俗的原则。[18]与前面的论点相比,这一观念可能是最广泛流行的。问题恰恰在于,在这个案件中,法律是否明确是有争议的。[19]在蒋伦芳看来,《继承法》就是不明确的:它既没有规定“丈夫把财产给情人不给发妻”这种情况下遗嘱有效,也没有规定遗嘱无效。
  也许,这时某位法学专家可以告诉她,《继承法》第16条规定的“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法律对“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没有任何资格限制;[20]或者进一步说,《继承法》规定的几种剥夺继承权情形,也没有涉及非法同居的问题。[21]依照法律的一般原则,法律没有禁止就是可为的,法律没有规定剥夺就不能剥夺。[22]
  但这个一般性命题同样是有问题的。蒋伦芳可以争辩,《继承法》没有禁止并不等于立法者默认,而只是法律的缺漏。《继承法》制定于1985年,那时社会上婚外同居很少见,更没听说“包二奶”,至少它没有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如果当初的立法者能预见到今天的情形,他们一定会举手同意写上一条。即使放在今天讨论,人大也许也会通过这一条法律的。
  从法理上讲,《继承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剥夺继承权(受遗赠权)并非不可思议。虽然在这个案件中,当法官根据道德做出判决以后,我们的法学专家嗤之以鼻;但我们不难想象,在一些案件中,法院根据道德做出判决,我们的观众,包括我们的法学专家,却可能拍手称快。举个例子,假如德沃金曾经讨论的埃尔默谋杀祖父案件发生在中国,[23]假如我们的《继承法》没有明文规定继承人故意杀害被继承人应剥夺其继承权,而我们的法院根据道德判决埃尔默丧失继承权,法院得到的将是掌声还是骂声?如果说埃尔默案件不合适,因为我国《继承法》恰恰已经做了明确规定,那么,假如一个人立遗嘱把财产捐给恐怖组织以支持其活动怎么样?
  意见五:法院判决违反宪法
  还有学者甚至搬用了我国《宪法》第33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斥责法院以道德的理由挑战宪法原则。他说,宪法保护公民平等地享有继承权,适用法律不能有任何的例外,法院的判决使张学英依法应当享受的权利没有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24]我并不认为宪法条文在司法个案中不能引用,但宪法条文本身象橡皮绳一样充满弹性。且不说《宪法》第49条“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的规定,也许可以被蒋伦芳用作支持相反主张的根据;宪法平等权本身就是含糊不清的。宪法平等保护仅仅意味着禁止不合理的区别对待,而不反对、甚至要求合理的区分。问题恰恰是:否定张学英的继承权是否合理,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诚如作者所说,“假设死者黄永彬将财产遗赠给一个不相干的人,这份遗嘱完全可能被法院认可”;问题是黄永彬将遗产给了一个特别“相干”的人,一个因其“相干”而在道德上被人斥责的人。作者在论述的时候,已经包含了一个前见,预设了一个无需争辩的前提,那就是:法律就是《继承法》条文字面含义所显示的规则,张学英具有继承遗产的权利。而这一点与法院在阐述理由时预先断定蒋伦芳“本应享有”[25]合法财产继承权一样站不住。
  综上所述,在法律推理方法上,批评者与被批评的法官同样采取了法条主义的思路。概括起来就是,把法律看成是由法律条文所表达的封闭自足的规则体系,把司法判决的合法性寄托在法律条文的正确适用上。这种法条主义的思路可谓法律实证主义的中国版。[26]比较有中国特色的是,一些法律实证主义者所讨论的、内容复杂的“承认规则”,[27]在他们口中则简化成为几条法律适用的僵硬规则。这种非此即彼的法律适用规则,忽视了法律原则适用的复杂情形,[28]更忽视了法律技术背后的道德立场。[29]
  我的论证努力证明,不管是通过法律适用优先规则还是法律原则的逻辑演绎,都很难令人信服地排除《民法通则》和《婚姻法》的适用,从而得出遗嘱有效的结论。要接受他们的结论,必须对他们说的那些法律理论、原则和规则事先具有共识,或者以一种毫无保留的虔敬之心去聆听专家们的布道。一旦对方质疑预设的前提,建立在所有逻辑演绎基础上的结论就顷刻动摇了。如果我们承认各方有权平等地辩论,就必须认真对待每一个有分量的不同意见,而不是把自己的预设凌驾于对方。我们要做的不是引起持同样观点人的共鸣,而往往是说服持相反意见者接受,至少是能够让一个理性的公众接受。然而,面对可能的相反意见,批评者似乎没有提出更为充分的理由。
  三、法律殿堂中的道德之音
  虽然批评者搬用的理由多种多样,但多位批评者的意见集中在一个问题上:法官在“依德判案”,而没有“依法判案”。
  这个案件判决不久,何兵博士对法院“以德入法”表示忧虑。他似乎不认为司法应当绝对拒斥道德,但主张司法要“远离道德”,尽量回避“所谓的民情”。[30]何兵没有说明司法应当如何远离道德,或者到底法官应当如何对待道德。有人干脆就声称,应该将道德从司法领域驱逐出去。一篇评论声称,“法官是护法使者而不是道德卫士,法庭是法律殿堂而不是道德裁判所” 。[31]还有一篇评论,题目叫“别以道德的名义”。[32]意思也是,司法判决就是讲法律,别将道德扯进来。
  他们说的道德指的是什么呢?如果批评者说的是,沪州两级法院的判决可能过多地受民众情绪的左右,这可能符合事实。如果批评者认为,法律不等同于民众的常识判断,司法应当保持独立和冷静的判断,我也赞同。但我理解,他们说的道德显然不是简单等同于一时一地的民众情绪,而是作为多数人的意识形态。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他们已经暗示法律与道德从根本上是两套不同的规范体系,可以分离甚至应当分离。在西方法学中,这种观点经过奥斯丁(J. Austin)、凯尔森(H. Kelsen)、哈特和拉兹(J. Raz)等人的阐述,提炼成为西方法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纲领。在当代中国,这一观点也不乏认同者和支持者。强世功博士在《法律共同体宣言》中宣扬“道德不涉”的形式理性,[33]一些学者在《婚姻法》修改论争中批判“法律道德主义”,[34]表达了相同的立场。在正统法学理论中,道德和法理被排斥在中国的法律渊源之外;而在官方法律实践中,除了法律条文司法判决不能引用其他论据。[35]
  可是,道德是那么容易驱赶吗?法律有自己的逻辑,但绝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不是纯粹依靠逻辑推理就可以胜任的。甚至,立法者意识到法律条文的不足,还要求考虑道德。如果注意一下我们的《民法通则》,它明明白白地写着,“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这一规定的背后,是一个法律演化的漫长过程,从绝对排斥社会道德到重新肯定道德的地位,从严格规则主义到法官自由裁量,从法律实证主义到法律现实主义。[36]它表明立法者对“公序良俗”的最终认同,表明法律对道德的包容。事实上,法院的判决也援引了这条规定,并且还作了一番篇幅不小的论述。蒋伦芳所依据的难道不是法律吗?法官考虑的不正是法律所要求考虑的吗?法官给出的理由不正是法律的理由吗?当我们竭力驱赶道德,以便建立纯粹的法律世界的时候,道德已偷偷地溜进了法律的殿堂。不,随着法典肯定了它的位置,道德更是堂皇地端坐在法律殿堂上。
  兜了一圈,道德又回到法律殿堂来了。面对法律与道德的纠葛,我们需要重新理解法律和道德的关系,理解道德在法律议论中的地位。
  德国学者卢曼(Niklas Luhmann)的研究有助于解开道德和法律关系之结。他主张把法律看作整个社会系统中区别于经济、政治、道德、宗教的一个独立的子系统。这一子系统以“合法/非法”的符码为其特征。它保持运作上的封闭性,同时具有认知上的开放性。[37]卢曼的观点很好地揭示了法律在现代社会中的品性。但他更着眼于社会理论的宏观思考,而似乎从未在一个具体案件中做精细论述。当我们把他的理论运用到具体案件时,似乎还需要区别法律概念的两个不同范畴:一种是作为社会现象的宏观的法律,另一种是作为具体规则的微观的法律。我们的困惑常常源于我们混用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
  在宏观范畴,法律被看成一种国家确认和维护的社会秩序,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在这种范畴下讨论法律,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只谈整体的社会现象,不论具体的行为规则。例如,我们说,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或者人民意志的表达),法律常常表现为立法机关制定的条文,法律由法院裁判或者行政机关执行,法律体现国家的暴力,等等。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法律保持体系上的独立性和运作上的封闭性。只有在区别法律和道德两个社会子系统的前提下,我们才可以谈论法律与道德的互相融合(通过立法“把道德上升为法律”),互相支持(道德促进法律的实施,法律强化道德观念),和互相冲突(立法违背道德,道德抵触法律)。这种讨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但面对司法实践中的具体纷争常常显得大而无当。
  在微观范畴,法律被看成某个特定情境中人们应当遵循的行为规则。典型的问题是:“在这个案件中,应当适用的法律规则是什么?”本文的讨论就是在这个范畴中展开的。在很多情况下,当事人对应当适用什么法律理解一致、态度确信,法律规则的内容被认为是“清楚”的。这时,法律只是关于法律规则是什么的一个事实陈述(social fact)。但在很多场合,当事人对应当适用的法律规则充满分歧,法律规则的内容是被争论的、有待确定的。这时,法律是关于法律规则应当是什么的一个规范命题。例如,在本案中,它就以这样一个一般性的命题出现:丈夫把自己的财产通过遗嘱给情人,这样的遗嘱是否应当有效?围绕这个规范命题,法律向其他社会子系统实行认知上的开放,各方当事人可以引入各种社会情境、运用多个论据展开论证。法律条文,以及法律原则、法律学说、外国经验、公共政策和社会道德,都可能作为法律论证的论据被援引。不同论据之间可能存在冲突,要比较、权衡其分量。法官可能不恰当地倚重某个论据(包括道德论据),但逻辑上讲,在法律论证中不存在什么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因为两者是论点和论据的关系。
  现在回到本案。首先,与在其他所有案件中一样,法庭在本案中面对的是一个法律问题,而非道德问题;当事人和法官所从事的是法律论证,而不是道德论证。说它是法律问题,是因为当事人围绕谁可以得到遗产的争辩涉及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法院的判决更是代表着国家所确认和维护的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是有约束力的。说它是法律论证,因为大家都在争论本案应当适用的法律规则,争论法院应当如何判决。它不是左邻右舍的指指戳戳,也不是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言碎语。我们(甚至包括法官)当然可以在道德范畴内讨论这个案件,但至少在本案的相关讨论中,似乎没有人准备把论题限定在道德范畴。
  其次,在这场利益攸关的辩论中,道德—在本案中化身为《民法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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