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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学习与研究》
论高技术生殖与法律调整
【作者】 孙国祥【分类】 婚姻、家庭法
【期刊年份】 1988年【期号】 6
【页码】 4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0697    
  
  生育后代,延续种族,既是人类的天性与本能,也是其应尽的义务。长期以来,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一般是循着由性交、输卵管受精、受精卵植入子宫、子宫内妊娠这些男女互补的自然步骤进行的。相应的法律调整也是以此为基础的。而现代以人工授精、体外授精、无性生殖为标志的高技术生殖已可以代替自然生殖过程的某一步骤或全部步骤(例如由人工授精可以代替性交、由试管婴儿可以代替输卵管内受精、人造子宫可代替母亲的子宫),这就使人类的生殖从空间上脱离了人体,导致了生殖过程与情爱、伦理这些精神因素分离,因而,使以自然生殖为基础的许多传统立法受到挑战。给人的生命、人身完整、个人隐私、人格尊严的保护以及社会的优生优育带来了法律调整的新需要。
  (一)高技术生殖中的亲子关系
  传统的观念强调亲子间的生物学联系,因此,亲子关系是指直接以血缘为纽带而发生的父母子女关系。而高技术生殖把性行为与生育分开后,“扰乱了作为我们家庭和社会基础的身份宪法关系”,[1]产生了所谓社会文化上的父母与生物学父母、法律上的父母与遗传学父母的分离,直接影响亲子关系的法律认定。
  一般来说,在夫妇双方同意下,使用丈夫的精液进行人工授精,或者使用丈夫的精液、妻子的卵子在试管内受精即所谓同种授精的情况下,生下的子女显然与他们有自然血亲关系,是他们合法的子女,因为亲子关系是基于子女出生事实而发生的,并不以夫妻性交受胎为要件,所以亲子关系的认定不会发生大的法律问题。
  在利用第三者的精液即所谓异源授精或第三者的卵子或子宫进行生育时,亲子关系就十分复杂。在血缘上,传统的祖宗世传血脉已经紊乱,新生儿可能存在着数个父亲或母亲:卵子的提供者、怀孕胎儿的代理母亲、精子的提供者、以及抚育该新生儿的父母,在事实上存在着数个父母的情况下,传统婚姻立法所规定的亲子关系已无能为力,婴儿的父母到底是谁?在异源授精的情况下,主要是确认谁是父亲。从国外已有的立法例看,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认为婴儿是养育父母的婚生子女,其父应是养育父亲,二是认为其应为非婚生子女,没有合法的父亲。50年代,异源人工授精曾被视为异端,出生的婴儿也被认为没有生父的非婚生子女。1967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曾就这一问题作出一项特别规定,凡由指定的开业医师进行的异源人工授精并附有夫妻二人同意书的,因人工授精而怀孕出生的婴儿,对其生母的丈夫具有婚生子女的身份。[2]这项规定,后来被载入美国联邦法典,并为西方各国立法所重视和采纳。我国立法时似也应考虑采取这一立场。不过,在妻子不经丈夫同意,假借丈夫同意的名义,利用丈夫之外的第三人精子进行人工授精(例如利用丈夫外出、在狱中或患不孕症等情况),所生子女能否以婚生子女推定,理论上不无争议。对此情况,法律似应在保护丈夫生育权和子女合法权利之间平衡。在一定的期限内(有人主张丈夫自知婴儿出生之日起的一年内),丈夫应有提出非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的权利,如果在这期间丈夫置之不问,应推定为父母子女的地位已为丈夫事实上承认,以维护子女的合法权益。此外,由于婚姻与生育可以分离,未婚女子因人工授精或试管婴儿生产的子女的法律地位的认定,亦颇感困难。未婚女子能否进行高技术生殖?否定者认为这样做的结果会使正常的家庭解体,社会又回到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混沌状态,故高技术生殖应仅施于已婚妇女;肯定者则认为,生育是宪法权利,既然未婚女子可以领养子女抚养,则那些不想结婚的妇女也有权生育自己的孩子,[3]至于婴儿的法律地位,应为非婚生子女。我认为,生育固然是个人的权利,但生育涉及到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生育上的自由主义只会给人类自身带来灾难,相应的社会干涉是必要的,国家应通过立法把现阶段的高技术生殖局限于已婚夫妇的范围内。
  在体外受精的情况下,亲子关系的认定扩大为谁是父母的问题。在事实上存在着数个父母的情况下,数个父母可以分解为“生物学父母”(提供精子、卵子的人)、“孕育母亲”(子宫出租者)、“养育父母”(抚养婴儿的夫妇),他们中到底应由谁来行使父母权利,履行父母对子女的义务?我认为,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一个人的成长,提供遗传物质、胚胎营养场所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后天的养育,真正的亲子关系应该通过长期的养育行为建立,所以在数个父母的情况下,法律确认的合法父母应该是养育父母。
  (二)高技术生殖与优生立法
  生儿育女,不仅可以使家庭幸福,而且更重要的可使自己的世传血脉得以延续,在这种传统生育文化的支配下,法律曾一度将生育选择权完全授于个人,国家很少干预,这种过分强调个人利益的生育观,导致了目前人群中有天生缺陷的人逐年增加。[4]因此,人类要保持其繁衍、昌盛,必须提高其在体力和智力上的质量。小词儿都挺能整
  提高生育质量的方法是优生,因为科学已经证明,人的一些素质是天赋的,如身材体型、外貌声音等都是遗传的结果。现代高技术生殖为优生提供了诱人的广阔前景,人们可以在禁止那些医学上有遗传疾病的人生育的同时,选择优秀的供体建立“人工精子库”、“人工卵子库”或运用“借腹生子”、“冻滚胎儿”技术,使那些有严重疾病无生殖价值的人得到无先天性疾病的孩子。
  然而,优生控制如果缺乏必要的法律调整是极其危险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旦普遍使用高技术生殖,并且用其来代替自然生殖过程,那么一切我们现在珍视的价值都要失去,我们也会从智人变成机器。法律的任务就是要通过优生立法,授权有关部门来确定什么样情况的夫妇应该禁止生育;什么样的人才能提供作为供体的精子和卵子;什么样的情况下妇女应该强迫中止妊娠以及什么样的人可以配对组合。现时需要充分关注的立法难题是:
  1.性别选择问题。人类社会是由男女两性组成的,男女比例因自然生殖而保持相对平衡,但人类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精子分离技术已使夫妇双方在选择子女性别上变得轻而易举。如果随个人喜爱来选择婴儿的性别,传统的观念会支配人们一个时期都选择男性,或一个时期又集中选择女性,人为地造成社会的性比例失调,势必又给社会平添许多不安的因素。例如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由于可以进行产前性别鉴定,抽样调查的8000例坠胎中,只有一名男婴。[5]因此,生男生女的选择应该有极大的限制性,只有因夫妇双方或一方带有某种遗传病基因,而这些基因又只对特定性别的子女有遗传效果时,为避免后代从母体中染上疾病,此时法律才允许作出生男生女的选择。
  2.强制性优生手术。生育涉及到个人权利与社会责任的法律冲突。一方面,夫妻有生育权;另一方面,夫妻对社会、对孩子也有责任,即他们不应该出生一个对社会甚至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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