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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方法学》
健全的纠纷解决机制决定和谐社会
【副标题】 传统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对我们的启示【作者】 范忠信
【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类】 法律社会学
【中文关键词】 纠纷解决;和谐社会;中国传统社会;启示
【英文关键词】 dispute resolution;harmonious society;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revelation
【文章编码】 1673-8330(2007)02-0138-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2
【页码】 138
【摘要】

纠纷解决是社会和谐的第一要义,中国法律传统始终贯穿着注重和谐这一主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的许多构思与实践,特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与社会治理模式,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在对纠纷解决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形成正确的认识基础上,通过考察中国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承担主体的多样性,以及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性,阐释了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对当下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无论在司法方面,还是非司法方面都极具启示意义。

【英文摘要】

Dispute resolution is of primary importance for social harmony. Throughout Chinese legal tradi-tion there goes a mainline of emphasis on harmony. Many conceptions and practic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by Chinese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especially th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and socialgoverning mod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are still of significance today. On the basis of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pute resolution and harmonious society and through a survey of the diversityof subjects undertaking traditional social disputes in China,this article undertakes to elaborate on the revelationand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judicial or non-judicial,for the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harmonious society in China.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9850    
  中国法律传统,五千年列祖列宗的智慧结晶,留给我们太多太多的宝贵遗产,可惜我们很多人并不认识。比如,就中央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而言,中国法律传统中的遗产最为丰富,也最有超时代意义,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政治就是最为重视和谐的。在此,我想谈谈借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有哪些构思,看看这些法律史宝库中的遗产在今天仍然有哪些意义。
  一、纠纷解决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解决纠纷,与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有多大关联呢?或者说,解决纠纷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有多大的重要性呢?这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我把我的观点总结为一句话:纠纷解决是社会和谐的第一要义。也就是说,纠纷解决是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础、最重要的要件。如果纠纷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被充分重视,如果纠纷解决机制太差,那么社会就不能称之为和谐社会。
  首先,纠纷得不到即时有效解决,是社会不和谐的主因和表现。任何社会都有纠纷。所谓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纠纷的社会。没有纠纷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和谐社会也有纠纷,那它为什么还能叫“和谐社会”呢?我以为,和谐社会之所以称之为“和谐社会”,并不是所有纠纷都被解决了,或者所有纠纷都消灭在萌芽状态了,而只是纠纷解决得比较好,即纠纷解决得比较早、比较有效。这样一个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纠纷解决机制健全发达有效的社会。如果哪一个社会的纠纷能够即时解决、解决机制比较健全,没有把纠纷从小拖到大、从弱拖到强,没有让这些纠纷没完没了,这种社会就是和谐社会。所以,今日说的“和谐社会”是比较现实的目标,不是古代中国人讲的“人人皆可以为尧舜”或者“满街都是圣贤”的社会。要说那样的社会才是和谐社会的话,那就永远没有和谐社会。
  其次,纠纷解决是为了恢复和谐、保障和谐。解决纠纷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纠纷不要没完没了,要让这种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尽早打住。这也就是纠纷解决的重要作用,或者是它对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意义所在。如果社会没有一个纠纷解决机制,或者纠纷解决机制不健全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纠纷就会恶性循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到处都可能有反复循环的恶性报复,这种充斥复仇的社会就是一种不和谐的社会。一个使纠纷能够尽早打住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再次,任何政府都应该以消灭纠纷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绝对不能够反过来,操纵纠纷、恶化纠纷、利用纠纷。这也就是说,不管哪一个朝代、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府,都要把解决社会矛盾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职责。你要让社会纠纷变少,以此为自己国家的利益基础;不要反过来,以纠纷增多为自己的利益基础,从社会纠纷中捞取好处。这话听起来比较拗口,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过去的“斗争哲学”。那时候的斗争哲学无处不在。比如,夫妻两人在家里面都不敢轻易说话,因为根本不知道妻子会举报,还是丈夫会举报。他(她)把你举报了,就可以成为英雄、模范,可以得到各种奖赏,而你则成了反革命、阶下囚。这种情况我们现在看起来是荒唐透顶的,在那个时候却叫做“大义灭亲”。今天看来,这个“大义”是什么“大义”啊?是反道德反伦常的“大义”;要灭的是什么“亲”呢?是血缘之亲,是人的自然情感。
  复次,和谐社会的纠纷解决,不一定是皂白分明、天理昭彰的意义上的解决,而仅仅是在一种非常有限的意义上的解决。总体上讲,纠纷解决要分清善恶是非、合法非法,这是对的;但是很多场合,到最后,纠纷并不一定是严格地这样解决的。它是怎样解决的呢?它可能是在一定程度上以一种有意无意模糊是非善恶的视线的方式来解决的,也就是说很多纠纷解决是用“没有办法的办法”来解决的,不必然是用真正很高尚的道理或准则来解决的。
  比如,高考就是用这种思路解决纠纷。要考试,不可能不划定一个分数线。有的人会讲,那个分数线不合理,分数不一定代表智慧和能力,我的分数不够,但我很聪明。那怎么能证明你聪明呢?有人说我的文章写得好,可是你只是作文分数高,别的科目怎么办呢?我们又怎能说服其他的人相信你更有才华呢?划定一个分数线,至少让大家从一般理解的方式上看到了一点公平。所以用划定分数线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纠纷,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许有人又会说,这岂不是埋没了很多人才?的确,现在的招生方式可能使一些人才永远走不上高等教育这条路,且会使一些不够格的人进人了高校,但总起来讲,它能保证从最大范围和程度上发现和选拔人才。因此,划分数线就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纠纷。
  其实,这种纠纷解决的思路在中国古代已经有人想到了。明朝时,著名的清官海瑞就提出过一种“四六分理”的纠纷解决理论。他说,“我办案不一定要皂白分明”,审判一些疑难案件,要以“四六分理”的原则处理。什么叫“四六分理”呢?就是有理没理,四六分摊。比如说,我一审查原告,发现他有六分道理,那么要同时看到被告也有四分道理,也就是说他们两个的是非差别并不大。如果我查明被告有六分罪过,那么也要看到原告有四分罪过。这种方法,简单说就是“和稀泥”,各打五十大板。用这种方式解决纠纷,总的目的是让纠纷双方当事人都感到没有绝对的道理,没有占到绝对的便宜。为什么要“各打五十大板”,而不是一方打五十一大板、一方打四十九大板?道理很简单:如果那样,那个被打四十九大板的人就沾沾自喜,就会说:你看,我比他少两大板,我占便宜了。这样一种“让一方感觉占了便宜、一方觉得很吃亏”的纠纷解决方式,可能不但不能化解纠纷,反而会恶化纠纷,有鼓励诉讼之虞。因为那个占便宜的会因为占了便宜而更想诉讼,那个吃亏的人会觉得我这次亏了我下次要扳回来,这不是激励诉讼吗?所以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法律家们在这个问题上头脑很清醒。他们觉得办案首先是要弘扬天理、国法、人情,但要是实在没办法的话,就用这个办法,即四六分理,各打五十大板,让双方都得不到好处,以后都不要打官司了,这就是他们的一些思路。
  有些人会说,你这不是在违反我们民主社会的权利原则、法制原则吗?但是我要说,很多时候理想和现实是矛盾的。现在你要去当法官,你要说我一定要把所有案子都严格依法处理,办得完全符合天理、国法、人情,那么你可能永远也办不了几件案子。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于疑难的民事纠纷而言,也许“四六分理”仍然是可行的办法。
  二、传统中国社会纠纷解决的主体多样性和途径多样性
  纠纷的解决,可以由多种主体承担,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我们不要把纠纷解决仅仅看成是政府的事情,也不要把纠纷解决仅仅看成是只有通过司法途径才能办的事情。
  (一)纠纷解决的主体多样性
  关于纠纷解决主体问题,我们过去曾存在重大偏见,过分地认为纠纷解决是政府的事务、国家的事务,是领导的事务。这是一个严重错误的看法。我要说的就是,纠纷解决是全方位的、全社会的,各个层次、各种团体、各种主体都是可以参加纠纷解决的。只有把各种主体都调动起来,一个社会才能较好地走向和谐。不要总是想着政府、指望政府,这样更容易造成社会的不和谐。关于这几种主体我想简单地说明一下。
  首先,国家作为解决纠纷的主体。关于国家解决纠纷的思路,传统上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不一样。我们国家的传统,是家长制政府。家长制政府以父亲的姿态解决社会纠纷:国家是个大家庭,君主是天下共同的父亲,他解决纠纷,就像家长管教和制裁自己的不孝子孙一样。这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常见的纠纷解决思路。装完逼就跑
  一般来说,国家应该怎么解决纠纷呢?现在欧美国家解决纠纷的思路,更多的是把国家当作比赛场上的裁判员,也就是国家是以裁判员的身份解决纠纷。国家在参与纠纷解决的时候,不是以竞赛者(选手)的角色,而是以某种中立的仲裁权威的角色出现。现在西方有一种理论,就是要将司法权慢慢地淡化为社会权,也就是认为虽然是由政府给钱,即国家拿钱养司法机关,但司法权归根结底不是政府权、国家权,而是由国家召集民间权威行使的一种社会权。它具有社会道德权威、社会公共权威、社会中立权威的性质。这种权威,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国家机构的权威。所以我们在看英美法制史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问题,我们有些人不太理解。比如他们提到某个刑事案件,说“女王诉约翰逊”、“女王诉汤姆森”、“合众国诉詹姆斯”,而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张三杀人案”、“李四诈骗案”。这样说,好像是作为国家元首的女王亲自出来告发或起诉谁似的。这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误解。在英国的法治观念里,女王和犯罪嫌疑人实际上是原被告双方:女王是原告,犯罪嫌疑人是被告;国家司法机关是女王和犯罪嫌疑人之间中立的第三人。女王和犯罪嫌疑人之间是平等的。这种理念,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是难于理解的。据说前些年,有个地方的检察官在出庭进行公诉的时候,发现法官的桌子很高,自己和被告辩护律师的桌子一样高,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检察官就说:怎么被告和我一样高?于是找来几块砖头往桌下一垫,说:我也是国家司法机关,我一定要和审判台齐平。但是垫了砖头后还是没有审判台高,最后检察官说:我们站起来,我们一定要和法官一样高。这就是我们中国式的司法理念。这类人认为,检察机关和法院都是代表国家,都是家长,跟你们这种代表个体的被告是绝对不能相提并论、平起平坐的。但是西方国家的司法理念就认为:司法权是独立的,是代表公正中立的仲裁权威;刑事原告被告两方,虽然一个代表公权一个代表私人,但你们两方至少在我这个代表第三方—社会公权威—的地方(法庭上)地位是平等的。国家检察官代表女王代表政府起诉,是代表公权力;但是在法庭上,你只是原被告双方的一方,只是“两造”中的一“造”,没有什么例外。所以两方的权利是一样的,你说话他也说话,你答辩他也答辩,这个绝对没有什么区别。
  其次,是社会作为纠纷解决的主体。说起“社会”,一般中国人是最不理解的,或者说中国人懂的“社会”和西方人讲的“社会”是大不一样的。中国人理解的“社会”是什么呢?《周礼》里面讲“仲春二月,在社相会,奔者不禁,令会男女。……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这是说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年轻男女便频频相会,谈婚论嫁,如果发生婚姻纠纷就在一个叫“社”的地方听断解决。后来人们就把在“社”这个地方进行交往的过程和方式叫“社会”。中国的“社会”就是这样来的,这种“社会”和现在西方人讲的“社会”大不一样。西方人理解的“社会”是独立自主的个体的联合体,是个体为了自己的安全和幸福,自由地结合在一起,在国家政权之外找到的一种组织形式。也就是说,在国家公权之外找到一个我们共同的组织形式,用我们自己联合的权力保卫我们的安全、幸福和利益,这种组织形式就叫“社会”。
  中国古代有没有“社会”呢?我觉得古代可能有一点点社会。或者说,即使没有西方的那种由自由市民组成的“社会”,也有自己半自由的百姓自发组成的“社会”。我总结,中国传统社会里,可能有八种“社会”。这八种社会,今天仍存在。
  (1)血缘社会。即亲属之间组成的社会,如宗族、宗亲会等。比如我们今天还有范氏宗亲会、李氏宗亲会。血缘社会,有时并不一定有这类正式组织形态,但作为群体它是客观存在的,这是我们出生以后不能不参加的社会组织,你想不参加还做不到。
  (2)江湖社会。即民间自发的半秘密谋生社团,多有非法性或与政府对抗性。比如《水浒》中以宋江为代表的社会组织,比如丐帮等等。江湖社会里有各种帮派、山头、堂口等,有严格的人会盟誓和成员尊卑等级体系。
  (3)宗教社会。即民间基于宗教信仰的联合体,比如寺院、寺庙、道观、教友会等等,是善男信女组成的社会组织。
  (4)职业社会。即有共同的职业的人联合在一块,保卫这个职业团伙或职业界的共同利益。如行会、帮会,近代有工会、农会、律师协会等等。
  (5)商业社会。就是商人的自发联合体,如中国古代的行会、会馆(如湖广会馆、川陕会馆、江浙会馆)。商人们根据经营范围,同一种商人组成一种团伙,这是一种商业社会。比如说卖棉布的有棉布会馆,卖牛羊的有牛羊会馆。还有同一地方的老乡在外地经商,也可以形成一种商业社会,比如江浙人在一起组成江浙行会、江浙会馆。
  (6)政治社会。以政治兴趣聚合在一起。比如汉代有太学党,明代有东林党,近代有维新党;比如现在有政党、政治社团、共青团、工会、妇联等。
  (7)学术社会。学者因为学术见解或兴趣的不同,结成不同的团体。比如宋代的理学家,有廉学、洛学、关学、闽学四派,实际上形成了团体。今天有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法学会、中国新诗协会等。
  (8)地缘社会。因地理关系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如同乡会、保甲、村社、乡约等,这些都是古代的社会。今天的村民组织、居民组织等等。
  以上八种“社会”全都参与中国古代纠纷的解决。只是我们现在很少有人了解这个事情。我们下面举例简单说明一下。
  先说江湖社会。大家都看过《水浒》,里面有“李逵寿张乔坐衙”一回,说李逵到寿张县一看,县官贪污,不理案子,不能为老百姓伸冤,他就直接把县官的衣服穿上,坐在审判台上,惊堂木一拍,说我就是县令。其实宋江等一百单八将,参与了很多重大纠纷解决。他们不仅是兔子不吃窝边草,而且还要解决窝边兔子们的纠纷,要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还有,江湖里面这个头领和那个头领之间的纠纷,这帮人和那帮人之间的纠纷,他们也要解决。
  再说宗族解决。可以说古代的民事纠纷大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宗族解决。在古代,如果哪一个宗族内部的纠纷不能自己解决而把当事人送到官府,那就说明你这个宗族没能耐、没本事、没出息。一般来讲,一个宗族或家族肯定有宗规或族规,里面都有一条规定:本宗族的斗讼事件不得擅自告官,如要告官一定要经过族长的同意;只有宗族自己的纠纷解决机制解决不了时,才能告到官府。要是没经过宗族调解就告到官府,就要受到家法制裁。家法制裁怎么制裁呢?那方式就很多了。比如说,罚你为祠堂捐钱,罚你请大家吃顿饭,罚你捐献几亩土地给宗族等等。中国古代宗族社会纠纷解决中,有些宗法族规规定的处罚措施很像国家刑罚,甚至可以处死刑。中国政法大学的朱勇老师写过一本《清代宗族法研究》,讨论过宗族解决纠纷的许多种形式。以前有个电影叫《湘女潇潇》,里面就讲到,一对青年男女谈恋爱,两人都姓张,论辈份女的是婶婶,男的是侄儿。这是严重违反宗族法的行为,按规定,必须处以极刑—给两人背上绑上石磨,沉到水底。这意味着让他们的罪恶永远消失,洗清家族因此事蒙受的耻辱。这就是那个时候的纠纷解决机制。这种处以死刑的解决机制,一般来讲,国家在公开场合是禁止的,是要干预的,但在暗中是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你们家族里面没人告发就没有人主动去管。这就是宗族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
  中国古代社会的纠纷解决方式就是这样。如果江湖解决不了,宗族解决不了,宗教组织解决不了,工商业行会解决不了,保甲解决不了,所有社会组织都解决不了,最后才到国家。大家看看,这样一来,纠纷还剩下多少呀?一百个纠纷,可能最后到国家那里的只有两三个。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方圆几百里的一个县才只有一个审判官,也能基本上维持法律秩序。那个审判官,就是县令、知县或县长,其他的都是他的助手,像佐杂、师爷、书吏、衙役,这些人严格来讲都不是正式公务员,只是县太爷的秘书、助手或奴才,跑堂打杂的。古代要是像现在这样案件繁多,那么县官就是有三头六臂也解决不了的。正是因为古代有这么多社会组织参与纠纷解决,而且解决了绝大部分纠纷,国家审判官才能保证把告到县衙以上的案件基本审完。中国古代地方官要做的最主要是两件事情:第一是断案,第二是收税。
  可以说,现在社会作为纠纷解决的主体被我们忽视了,它的权威被贬低了。结果是,一方面法院、检察院超负荷运转,另一方面很多问题解决不好、解决不了甚至反而恶化。这会引起什么后果呢?人民越认为政府是纠纷解决的唯一主体,人民对政府的希望越大,案子越往这里来,要解决的案子数量就越多;案子越多地往你这里来,你就越没有时间解决,从而也就越是没有能力解决;你越不能解决纠纷,你对人民信心的打击就越大,人民对你的反感或失望也就越大。这样一来,导致人民对政府丧失信心。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讲,这都不是好事。
  再次,是个人作为纠纷解决的主体。要说个人作为纠纷解决主体,可能很多人都不赞成。个人怎么作为纠纷解决主体?个人哪有纠纷解决权威呀?这是误解。其实个人不仅能成为解决纠纷的主体,而且个人解决纠纷的途径还很多。
  首先是个人用自己的力量解决纠纷。别人侵犯了我的权利,我自己用自己的力量救济了,这算解决纠纷吗?算。这在台湾地区的民法中叫做“自力救济”。比如说有个人借我的钱,老是躲着不还,我就整天当“侦察兵”,一旦找到他就将他抓住,扭住不放,同时给派出所打电话说,这个人就是欠我钱的那个人,我现在抓住他了。于是下面就有解决纠纷的可能了。我这样做,他还不能说我是非法拘禁,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合法的依据在里面。这种自力救济,实际上很多情况下是解决纠纷的非常规手段。
  我上面说的纠纷解决主体有三种:国家、社会、个人。不幸的是,从前的不少民间解决方式现在没有了—中国古代有宗规族法,今天没有了;中国古代有乡间士绅、宗族长老解决纠纷,今天也没有了。人们谁都不相信,就相信政府;可是许多问题政府也解决不了,所以最后连政府也不相信了。
  关于这个,我还想讲个事例。前几年,我去江西婺源旅游,参观清代徽派建筑。所到几个古镇有两点让我很感动:
  第一是这些古老村镇的规划非常好。哪个地方是取饮用水的,哪个地方是洗衣服的,哪个地方是洗菜的,哪个地方是公共场所,哪个地方是牛羊休息场所等等,都规划得非常好。开始我纳闷,以前乡村里面没有城建局,没有规划科,也没有环卫所,他们凭什么搞得这么好?这些合理的建筑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后来经过我了解和思考后发现,原来是宗族的领导干部在起作用。宗族里有一人中了举人或进士,在家族里就有绝对的权威,指导规划了这一切。或者是宗族里有人当官致仕—也就是退休回来后,就成了这个地方当然的族长,他们领导村民们把完美的规划保持下来。你看,中国古代乡村社会也有城建规划。再看我们今天的农村,看看我们农民盖房子,那正像恩格斯所说的农民的特征:一桶马铃薯倒在地上四处乱滚,滚到哪儿算哪儿。甚至邻居的两面墙紧挨着,也坚决不共用一面墙,坚决要在中间留个十厘米的缝隙,你盖你的,我盖我的,唯恐邻居共用我的山墙占了便宜;还要比赛看谁的“山头”更高,争取压倒别人的“山头”;房子的方向、走向,乱七八糟,从高空往下看,简直如羊拉屎,形成不了古代那种街道……这种毫无章法的情形,在中国古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些都是中国现代乡绅权威彻底瓦解的典型标志。
  第二是婺源古村镇的环保非常好,森林植被保护非常好。到处山清水秀,森林茂密,充满灵气,充满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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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哟不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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