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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外法学》
孙中山的分权理论
【英文标题】 The Theory Concernihg Dispersing Right of Sun Zhong Shan
【作者】 赵震江【分类】 中国法律思想史
【期刊年份】 1991年【期号】 3
【页码】 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55    
  199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80周年纪念日,11月12日是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诞辰125周年。我们纪念这两个日子,宣传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功绩,对于继承革命先辈遗志,振奋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和巩固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实现祖国统一大业,都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1956年,在纪念孙中山90诞辰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概述了孙中山作为一位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在革命实践方面的丰功伟绩之后,又指出:“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孙中山关于分权的理论,就是他的宝贵思想遗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仅就这个问题加以探素和阐述,作为对辛亥革命80周年和孙中山先生诞辰125周年的纪念。分权理论的思想渊源和分权制度的历史沿革
  为了说明孙中山的分权理论的来龙去脉,我们首先追溯一下关于分权理论和分权制度的历史。
  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关于分权的思想就已萌芽。当时,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就对古希腊各城邦国家所实行的权力分立制度进行了研究,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论述到了关于分权的问题。他在其传世之作《政治学》一书中说:“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三者之一为有关城邦一般公务议事机能;其二,为行政机能……;其三,为审判机能”。[1]亚里士多德关于分权的论断,仅在于说明当时希腊各城邦国家分权的事实,而没有进一步阐发这种分权制度究竟有什么意义。不过,他毕竟开辟了这一理论的先河。后来,波利比(公元前201—120)吸取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分权的思想,以罗马共和时代的分权制度为研究对象,在其名著《罗马史》一书中进一步论述了关于分权的理论,特别是关于国家机关之间彼此相互“制衡”的原理。他认为,罗马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强大的国家组织,是因为那里存在三种基本因素,即君主制因素(执政官)、贵族因素(元老院)、民主因素(人民议会),这三种因素构成一种“混合政体”,三个机关分享统治权力,它们相互制约,形成了一个均衡的状态。
  以上所述古希腊、罗马奴隶制时代思想家所讲的分权,指的是国王、贵族、平民三个等级的“等级分权”问题,不是后来的资产阶级同封建统治阶级斗争过程中的阶级分权问题。真正从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上建立分权制度的是十七世纪的英国,而在这个意义上提出分权理论的是英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洛克(1632—1704)。他在1690年发表的《两篇关于政府的论文》中,总结了英国资产阶级夺取立法权的经验,把国家权力分为三部分,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他认为,这三种权力应由不同的部门执掌,不能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他主张,立法权这种最高的权力应由民选的议会来行使;行政权由君主根据议会的决定来行使;对外权是同行政权联系在一起的,也要由君主来行使。洛克所说的三权,实际上是二权,因为对外权也属行政权,并由君主行使,因此可谓之“二权分立”。洛克的分权理论,只不过是1688年英国革命后所确立起来的君主立宪制的既定事实的反映,是为这一制度辩护和提供理论根据的。不过,从总的方面说,洛克关于在君主立宪政体下实行分权的主张,在当时对限制君权、反对封建专制,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它适应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体现了历史的进步。
  资产阶级分权理论的当之无愧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者盂德斯鸠(1689—1755)。他以自己的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对各国政治制度的考察为基础,以英国的君主立宪的分权制为楷模,集分权理论之大成,充分论证并创立了自己的“三权分立”学说,建立了完整的资产阶级的分权理论体系。他在自己的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把分权理论同自己的政体思想、法治思想、自由平等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引伸出了关于国家权力能不能限制和应不应限制、能不能分割和应不应分割的问题,进而提出了关于怎样分权的著名的“三权分立”的公式。他指出:“每一个国家有三种权力:(一)立法权;(二)有关国际法事项的行政权力;(三)有关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力”。“依据第三种权力,他们惩罚犯罪和裁决私人讼争。我们称后者为司法权力,而第二种权力则简称为国家的行政权力”。[2]按照他的说法,所谓“三权分立”,就是把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属三个不同的机关,三种权力各自独立并互相制约。
  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较之洛克的分权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它明确和强调了司法独立原则;明确阐述了“以权制权”的原理;它用三权分立的多元化体制代替了封建制度的个人集权制,从而大大丰富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为资产阶级共和国设计了一个清晰的兰图。
  正因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适应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顺乎历史潮流,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即风行于世。它首先为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所接受。《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1743一1826)以及著名的思想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7—1804)等人都勇敢地实践和发挥了这一学说。美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所制定的成文宪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完全是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设计的,它奠定了美国政治制度的法律基础,并据此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美国联邦政府。
  其后,许多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都使用了“三权分立”学说这一思想武器,革命胜利后都在自己的宪法中贯彻了三权分立原则。因此,三权分立学说成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经典。
  三权分立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孙中山的“五权分立”学说的提出
  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传人中国,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结果。它适应了当时的维新派对清王朝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改革的政治要求。维新派的代表人物、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主要角色康有为,通过七次上书和一系列的奏折,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君主立宪的分权制度方案。他指出:“近泰西政论,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3]“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4]
  维新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如严复(1853~1921)、谭嗣同(1865—1898)等人,也是以洛克、孟德斯鸩等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政治学说作为思想武器来观察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黑暗腐朽,倡议建立君主立宪的三权分立锘《度,变法图强。严复不仅对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书细心研读,把感受至深之处,在卷头写下了许多按语,并在1904至1909年间以《法意》为名,翻译了这本书,1913年刊出,从而推动了三权分立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由于维新派崇信的是依靠皇帝恩赐民主的改良主义路线,因而推行“三权分立”原则的宪政运动,就难以避免失败之命运。
  在中国近代史上,学习、借鉴和实践三权分立学说最有成效和最富创造性的要属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曾几度到欧美各国,一方面征集革命力量、筹建革命团体、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同时另一方面,在奔波之余认真研究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政治学说,悉心考察各国宪政的得失源流,寻求革命和建国的方略。他对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十分重视,对西方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制度所取得的成果予以充分肯定。他说:“三权分立,为立宪政体之精义。盖机关分立,相待而行,不致流于专制,一也。分立之中仍相联系,不致孤立,无伤统一,二也。凡立宪政体莫不由之”。[5]
  1906年,孙中山在东京同盟会庆祝《民报》创刊周年纪念时,在其所作的题为《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的演说中,依据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和以欧美宪法中的分权制度为范本,并权衡其利弊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首次公开提出了“五权宪法”和“五权分立”的主张。他说:“兄弟历观各国的宪法,有文宪法是美国最好。无文宪法是英国最好。英是不能学的,美是不必学的。英的宪法所谓三权分立,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各不相统,这是从六七百年前由渐而生,成了习惯,但界限还没有清楚。后来法国孟德斯鸠将英国制度作为根本,参合自己的理想,成为一家之学。美国宪法,又将孟德斯鸠学说作为根本,把那三权界限,更分得清楚,在一百年前,算是最完美的了。一百二十年以来,虽数次修改,那大体仍然是未变的。但是这百余年间,美国文明日日进步,土地财产也是增加不已,当时的宪法,现在已经是不适用的了。兄弟的意思,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6]
  1924年,他在广州又专门发表了题为《五权宪法》的演说,概述了宪法的起源和三权分立学说的产生经过,根据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进一步阐发了他的“五权宪法”的思想渊源、理论根据和实施的目的,重申要在中国建立一种新的分权制度,即“五权分立”制度。
  “五权分立”学说的主要内容和实行“五权分立”制度的目的
  建立五权分立制度,是孙中山理想中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基本内容。所谓“五权分立”,按照孙中山的说法,即“把全国的宪法,分作立法、司法、行政、弹劾、考试五个权,每个权都是独立的”。[7]所谓“五权宪法”,就是实行五权分立制度的根本大法。他说:“简单地说,宪法就是把一国的政权分作几部分,每部分都是各自独立,各有专司的”。[8]
  为什么要实行“五权分立”制度?为什么在传统的“三权”之外又增加考试和监察二权?孙中山认为,欧美宪法及其所确立的三权分立制度,“不完备地方还是很多,而且流弊也很不少”。首先,欧美所实行的三权分立制度,没有独立的机关行使铨选权,同时,由行政机关兼有考试权,但是,政府官员来源于选举和委任两个途径,前者容易埋没人材,黠者得乘时取势,以售其欺”;后者由于行政机关自己设官分职,难免任人唯亲。如果采用中国固有之考试制度,加以改革,使公职人员之候选人先经过考试铨定资格,然后再予以选举和任用,这样就可以防止选举和任免制度上的弊端,除却盲从滥选和任用私人,从而使真才得到任用,保证政府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他说:“中国向来铨选,最重资格,这本是美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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