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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警察出庭作证认识上的五个误区
【英文标题】 Five Misunderstandings with Police Giving Evidence in a Law—Court
【作者】 李群英【作者单位】 北京人民警察学院
【分类】 诉讼制度【中文关键词】 警察出庭作证 认识 误区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1
【页码】 97
【摘要】

警察出庭作证在我国非常少见。人们对于警察出庭作证在认识上还存在着很多的误区。警察出庭作证在我国并非没有法律依据,现行法律也并未排斥警察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笔者相信,随着法律的不断完善和警察出庭作证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会逐步加以改变,逐步适应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构建与实现。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330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研究和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证据问题越来越成为刑事诉讼中的核心。作为我国刑事证据中亟待解决问题之一的警察出庭作证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日益受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2002年4月,北京市丰台区开始推行警察出庭作证这一司法改革举措,此举再次引发人们对该问题的进一步探讨;2005年8月6日,四川省法院首次出台庭审细则,警察出庭作证也首次被写进了细则。至此,人们开始真切地感到,作为现代刑事诉讼趋向之一的警察出庭作证制度似乎离我们不远了……尽管如此,时至今日,警察出庭作证在我国仍然十分少见,人们对于警察出庭作证在认识上还存在着很多误区,这些是构建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时无法回避的问题。
  误区一:警察出庭作证不但缺少法律依据,而且违反法律的有关规定。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警察出庭作证做出明确规定,且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8条的规定,曾担任过本案证人的侦查人员应当回避。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客观。警察出庭作证在我国并非没有法律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8条也并未排斥或禁止警察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客观地讲,《刑事诉讼法》虽没有专门规定警察的证人资格,但也没有将作为侦查人员的警察排斥在证人之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39条规定:“对指控的每一起案件事实,经审判长准许,公诉人可以提请审判长传唤证人、鉴定人和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员出庭作证……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准许,也可以分别提请传唤尚未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和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出庭作证……”显而易见,这里的勘验、检查笔录的制作人包括警察在内。《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343条规定:“公诉人对于搜查、勘验、检查等活动中形成的笔录存在争议,需要负责侦查的人员以及搜查、勘验、检查等活动的见证人出庭陈述情况的,可以建议合议庭通知其出庭。”很明显,该条已直接涉及了侦查人员出庭的内容,因而,许多人认为这是我国关于警察出庭的最直接的规定。由以上可见,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警察出庭作证并非没有依据。当然,这些简单的规定远不能涵盖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全部内容,且本身存在很多缺陷。[1]此外,《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此条实际是规定警察在因非职务因素耳闻目睹了刑事案件发生的情况下,应自行或者应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要求回避自己的警察身份,即已是证人就不能再作为侦查人员介入本案的侦查过程。这是警察作为一般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法律依据,是证人身份优先的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具体体现。对于已经担任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了解了案件事实,特别是程序性事实的警察,在法庭审理阶段能否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应该说,《刑事诉讼法》第28条虽没有提供直接的法律依据,但至少没有排斥或禁止,不能据此否定警察出庭作证。
  误区二: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诉讼主体和诉讼参与人的身份不具有交叉性,作为侦查人员的警察出庭作证会发生侦查人员与证人两种身份的冲突与竞合。警察自己证明自己的取证过程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
  笔者认为,此种观点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随着案件进入不同的诉讼阶段,警察的身份也可以发生分离或者转换,并不实际发生身份竞合,警察的自我证明也并不必然地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
  随着刑事案件进入到审判阶段,曾担任该案侦查人员的警察已完成该案的侦查任务而不再具有侦查权以及相关的权力,其身份相应地由侦查阶段的侦查人员转换为审判阶段的证人,不再是侦查人员。换言之,此时警察在其诉讼阶段原有的侦查人员身份与庭审时出庭作证的证人身份实际处于分离状态,只有一种身份如何还能再发生竞合?此外,出庭作证的警察证人与一般证人在作证的理由、证明的内容上有所不同,其中,固然有基于履行警察职务而亲历或目睹的犯罪事实,有基于履行侦查职务对犯罪分子归案及归案后情况的了解,但作为该案侦查阶段取证行为的实施者,更多的还是基于行使侦查权力对诉讼程序合法性的了解,即警察出庭作证主要还是就侦查阶段取证行为是否合法作证。因此,客观地讲,警察出庭的确有“自我证明”之嫌,其作证有时也会导致对己不利的后果,如因非法取证而日后可能受到行政处分甚至刑事处罚等,但警察与案件的审理结果并无实质上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案件的起诉、指控结果并不实际承担责任,况且,警察证人提供的证言像其他证据一样,最后都要受到法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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