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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寻找公司担保的裁判规范
【作者】 钱玉林【作者单位】 扬州大学
【分类】 公司法【期刊年份】 2013年
【期号】 3【页码】 3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5783    
  
  针对1993年《公司法》60条第3款在司法实践中的争议,[1]2005年《公司法》修订时在总则中引入了替代性的16条,[2]试图在平衡公司自治和保护公司与股东权利的基础上解决实践中的纷争。但自《公司法》16条实施以来,对该条文立法用语的解释又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困扰,以致对在商事审判实践中究竟如何理解和适用该条规定又产生了新的争议,其中的焦点问题是违反该条规定设立的公司担保行为是否有效。在实践中,多数法院着眼于探究《公司法》16条的规范性质,进而认定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这似乎沿袭了1993年《公司法》60条第3款规定下法院既有的审判思路和思维定势。[3]在这一裁判思维中,《公司法》16条无疑成为了认定公司担保效力的裁判规范,这是否符合公司立法的本意,是否能够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是否更利于阐明法律规范之所以适用于待决事实的裁判法理,都值得进一步追问。
  而近年来公司纠纷案件的逐年上升,也与现行公司法的司法化品格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法发[2008]11号)中,“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的案由多达22种,且在法律适用上都与公司法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可以说是“与公司法有关的案件”。值得注意的是,公司担保纠纷并未被纳入其中,而是被归入“合同纠纷”的案由当中。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案由是以民法理论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分类为基础,结合现行立法及审判实践,并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的。[4]这意味着在最高人民法院看来,公司担保法律关系在性质上不同于“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尽管不能以民事案由确定法律的适用,但法律关系的性质无疑是审判实践中法官“找法”的基础。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民事案件案由的规定为寻找公司担保的裁判规范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方向。本文通过对各地法院对于公司担保纠纷的法律适用和裁判法理的分析,对《公司法》16条归于立法本意的规范意义加以检讨,以为公司担保纠纷找到合乎法理逻辑的裁判规范。
  一、关于公司担保行为法律适用的争议
  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对公司担保效力提出异议或抗辩的事由,几乎都是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时未依《公司法》16条的规定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对此,各地法院在法律适用上的裁判思路归纳起来大抵有以下三种情形。
  一是对于违反《公司法》16条第1款规定的公司担保行为效力问题,形成了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违反该条款规定的担保行为有效,这是多数法院的倾向性意见,只是在阐明裁判理由时略有差异。如在上海金泰国际粮油贸易公司与南通新大港储开发有限公司等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根据该条款的规定,“公司为其他企业或个人担保,需要依公司章程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显然属于任意性规范,而非强制性规范,体现的是意思自治原则。”[5]而在沈炜与朱建德、富鸿集团有限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案中,法院则认为:“《公司法》16条的规定仅仅是公司内部的程序规定,对公司以外的其他人并不具有对抗和约束力。”[6]在周某与金某、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其效力并不以公司内部股东决议为前提,担保具有法律效力。”[7]第二种意见则认为,违反该款规定的公司担保行为不宜一概认定为无效,但这仅是个别法院所持的观点。如在中国建设银行长兴支行与浙江长兴玻璃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虽然《公司法》16条规定公司向他人提供担保,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但不宜一概认定该担保无效。就该案而言,担保人属于有限责任公司,且其是对投资公司作出担保,其担保行为并不损害国家、集体或社会公共利益,并不违反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其担保行为合法有效。[8]
  二是对于违反《公司法谨防骗子》16条第2款规定的公司担保行为效力问题,各地法院又形成了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违反该款规定的担保行为无效。在彭涛与浙江汇联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伊君等民间借贷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该条款规定在法律上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如果违反该规定则民事行为应当无效。”[9]第二种意见则认为违反该款规定的担保行为有效。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浙江东阳市支行与厉小菊、东阳市意达工艺品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公司法关于为股东担保所作的规定,属于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对第三人缺乏约束力,并不必然导致合同的无效。”[10]第三种意见认为,应根据不同情形分别认定违反该条款规定的担保行为的效力。在中国工商银行杭州湖墅支行与程虹、淳安千岛湖环球印务有限责任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该款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公司未经股东会决议的担保的效力应根据不同情形分别判断。“如果是公众型的公司(上市公司),未经股东大会决议同意的担保,则属于重大违规行为,侵害了众多投资者的利益,扰乱了证券市场的秩序,应当认定无效。但封闭型公司则不然……由于股东人数少,股东通常兼任公司董事或高管,管理层与股东并未实质性分离,股东对公司重大事项有一定的影响力,该类事项即使未经股东会决议,通常也不违背股东的意志。”[11]
  三是认为无论违反《公司法》16条第1款还是第2款规定提供的公司担保行为都有效。在中建材集团进出口公司与北京大地恒通经贸有限公司等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以下简称中建材公司案)中,对于该第16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第一,该条款并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上述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第二,公司内部决议程序,不得约束第三人;第三,该条款并非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第四,依据该条款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在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公司违反第十六条对外提供担保无效的情形下,对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应予确认。”[12]这一裁判思路与该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京高法发[2008]127号)的第6条规定并不相符,该指导意见第6条规定:“公司提供担保未履行《公司法》16条规定的公司内部决议程序,或者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应认定担保合同未生效,由公司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担保权人不能证明其尽到充分注意义务的,应承担相应的缔约过错责任。”显然,该指导意见把《公司法》16条规定的内部决议程序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视为《合同法》44条第2款规定的应当办理的“批准手续”,这是不恰当的。
  对于违反《公司法》16条提供的公司担保的效力,尽管各地法院所持的意见不一,但遵循的裁判思路与法理逻辑却是一致的,即都是从该条规范的性质角度来认定公司担保合同的效力,其立论依据是合同法对无效合同的规定。《合同法》52条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14条进一步明确规定,前述规定中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这正是引发各地法院因为对《公司法》16条规范性质的不同理解而形成不同裁判结论的最根本原因。所以,各地法院围绕《公司法》16条的规范性质进行分析并据以裁判的思路是一致的,逻辑上是正确的。但问题是,这一裁判思路果真合乎《公司法》16条的规范目的吗?换言之,即便《公司法》16条是强制性规范甚至是效力性强制规范,但这种“强制”的法意何在?而《公司法》16条的规定能否与《合同法》52条所称的“强制性规定”建立内在意义上的脉络贯通,是其能否成为公司担保合同效力的裁判规范的重要依据。任何法律规范都有特定的调整对象,也即针对特定的法律关系,这是立法目的之所在。公司法作为组织法和行为法,其调整的法律关系不外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和外部法律关系两类。内部法律关系包括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外部法律关系则指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显然,公司担保合同属于外部法律关系。各地法院将《公司法》16条作为认定公司担保合同效力的裁判规范,暗含着该条规范的调整对象为公司与第三人的外部法律关系,否则即无《合同法》52条的适用余地。尽管有法院认为《公司法》16条为非强制性或者非效力性强制规定,甚至认为不能对抗第三人,但其在法理逻辑上的真实隐喻仍然是意在阐明《合同法》52条是否适用的问题。商事审判实践中的这一裁判思路,是否不适当地扩大了《公司法》16条的适用范围,还必须回到立法文献资料中找寻真正的答案。
  二、《公司法》16条的立法意义追问
  (一)《公司法》修订时引入16条的立法理由分析
  由于1993年《公司法》60条第3款存在规范结构混乱、法理未明的缺陷,学说和审判实践对该规范的解释与适用争议颇多,而《担保法》却赋予了公司对外担保的权利能力,因此,2005年《公司法》修订时将原60条第3款予以废除。同时,鉴于国务院、中国证监会为治理当时上市公司担保的乱象,曾分别颁布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规范上市公司的担保行为,[13]修订后的《公司法》122条针对上市公司特别规定:“上市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资产总额百分之三十的,应当由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而对于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一般性条款,《公司法》修订草案在初次审议时未作任何规定。之后,“有些常委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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